西方人的人格理想是那種智勇雙全的英雄，劉邵《人物誌》這樣定義“英雄”：“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故英雄，一定是介入當世紛爭，勇於承擔，有大作為，大動作，大貢獻的人，“該出手時就出手”，毫無一絲退避之心的人。可以說，在“英雄”的內涵裏，道德的倫理理想與人格的審美理想是統一的。而中國人對“英雄”往往是規避，畏懼並不失時機地加之以陷井的。曹操與劉備飲酒，說袁紹袁術等等都不值一哂，“天下英雄，唯使君）劉備）與操耳”，劉備就嚇得連筷子都掉到地上去了。可見，在中國做英雄，或者被人目為是有作為或將有作為的人，都極其危險，因為這類人往往破壞“穩定”呀。在中國，最高的人格理想是“君子“，那種荀子式的循規蹈距，中庸守舊，“動靜鹹有規距”的君子。這種“君子“，阮籍《大人先生傳》中對之有極入木的刻畫，待我寫到阮嗣宗時再談。不過，在“君子”的內涵中，則顯然已發生了道德理想與人格理想的偏離。我們憎英雄而愛君子，實質上乃是我們怕發展而求穩定，也標明國民心態的虛懦。
到這裏，讀者已經知道，對於韓子，我也是敬憎交織的。我敬他的坦率、真誠，敬他的直麵慘淡人生的勇氣。但對他的網羅小民，以奉一君的專製則免不了憤憤。他開誠布公地說出了人們的實際作為，而不是人們應當的作為，這種思維方式與儒家正好倒了個個。同時，他敢於這樣做，也說明了他具有非凡的勇氣。要知道，假如一個人是醫生，我們就不能因為他對病狀的坦言相告而懷疑他對病人的用心。同樣的，不能因為有人指出了我們道德上的不足，精神上的缺陷，人格上的汙點，我們就認定他沒有善意。一種話該不該說，是道德問題，而從科學的角度看，隻存在所說的是否事實的問題，而不存在該不該說的問題。從這種立場看，我們應當對他表示應有的敬意與謝意。另外，從學術自由的角度言，把自己的發現與發明公之於眾，這正是最高的學術良心，是學術的價值和尊嚴所在。因為這不僅是學術的權力，更是學術應對社會承諾的義務。
但在這最後一節裏，我不得不指出韓非子的一個極讓我不快的思想，那就是他對於“私學”的意見。這一意見在他的整個思想體係中可能微不足道，但它給我的感覺卻如此之糟，以致我耿耿而不能釋懷。
我們知道，他本人即是出身於私學，受惠於私學的。他是從私學大師荀子那裏，錘練出他嚴謹犀利的文筆，造就出他深刻而獨到的思想。但他後來反戈一擊，把他出身所自的“私學”徹底否定了。是的，先秦諸子，寫到韓非，結束了。私學結束了。漫無王法，自由灑脫的時代結束了。哲人枯萎了。而政客則亢奮起來。我要說的是，嬴政皇帝用刀與劍，坑與火結束的時代，韓非早就用他那隻磨礪於私學，鋒銳無比的筆把它結果了。這樣說我也不愉快，把一個誠實的學者和一個暴虐的君王相提並論，可能是不公正的，但我隻能尊重事實。
在我們上引的《六反》的一段文字中，韓非就把“學道求方”（學習道理追求真理）的行為，看成是背離國家的法度。難道韓子真的認為，人隻應當追隨權勢，追隨權力意誌，而不能追求真理嗎？他的老師曾慷慨地宣稱：“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子道》）這種精神已被他徹底拋棄了嗎？
《顯學》中，韓子完全從實用的角度來看待學術，而其實用的範圍，又是那麼狹隘，不過“耕戰”二字，這使得韓非成為先秦諸子中最無哲人氣象的一位。他對當時天下“言無定術，行無常儀”表示了極大的不安，而人主對這些各執一端的言論竟然“兼禮之““俱聽之”，這又使他極為不滿。他已經對“百家爭鳴”表示他的厭倦了。他出主意說，在這些紛紛然的言論中，尋找一種適合統治的）當然也就是他的法家理論），使之官方化，用官府文告的形式加以公布，變成官方哲學，體現官方意誌，而對那些落選的學術理論，則實行消滅：“去其身而息其端”！——除去發表這些言論的人，消滅這些議論的根源！赤裸裸地鼓吹從肉體上消滅異端學術，韓子韓子！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學術的價值在於提供方法與思路，這種方法和思路也許在遙遠的將來才會顯示它的價值和啟示性。所以，學術的儲備是很重要的，即使從實用的角度言，我們也可把它看成是武庫。為了一時的是非與實用，我們就扼殺一切未來的可能性嗎？
《詭使》一文中，韓子對“私學”的討伐達到了極致。他把“私學”稱之為“二心私學“，也就是不和君王同心同德的私學。這種指控太有效，也太可怕了，因為它直接激起了君王對私學的憤怒。對“私學成群”的現象，師生之間的“師徒”關係，他都反感。這實在讓人匪夷所思。因為，在他那時，“最為老師”的私學第一大師正是他的恩師荀子，而他與荀子之間也正是“師徒”關係的。為什麼他所學的，就不是“二心私學”，而是忠心耿耿的“私學”，別人的一定是犯上作亂的呢？他如何在個人檔案的履曆表上填寫自己的人生經曆呢？
我們看他對私學的判決：“私者，所以亂法也。……而士有二心私學，……大者非世，細者惑下“—注意他的口氣，他用的可是全稱肯定判斷，也就是說，他如此驟下斷語，是把他自己也裝進去了的。而下麵的判語更是無理至極，蠻橫至極，血淋淋至極：“凡亂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學者也“—凡是犯上作亂，反對現存社會的，常常是讀書人中那些懷有異心搞私學的人—多麼可怕的指責！中國文人幾千年的悲慘命運，幾千年的不受信任，幾千年的被殺戮、囚禁、流放、貶抑、滅族，就是從這裏開始的吧？你看他主張如何處置這些搞私下學術的人：“禁其行”！“破其群”！“散其黨”！這些短促而急切的句子，是從格格響的牙縫中射出來的麼？
他的這些主張果然在秦王朝那裏得到了施行。他的同學，一位冷酷而勢利的幕僚李斯，對秦始皇帝嬴政說：“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34年）前213年），議封建，引出“禁書”事件，35年）前212年），又引出“坑儒”事件。韓非的主張終於成了血淋淋的現實！
但是，中國曆史上的那些“犯上作亂”者，真的是文人麼？——
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唐·章碣《焚書坑》）
好一個“劉項原來不讀書！”好讓人感慨唏噓的“劉項原來不讀書！”
韓非這種不給自己留後路的哲學終於斷送了他自己的生路。在論君臣關係時，他是那麼尊君抑臣，好象他對臣子的奸詐有一種神經質似的恐懼，但他怎能不知道，相對而言，在君臣關係中，弱者是臣子呢？他的學術高高祖老子，是幫弱者出主意的，而他卻幫強者出主意，他忘了自己就是臣子，就是弱者了。他給私學下死刑判決，卻忘了他自己也是私學，隻是他要撲滅的諸子百家中的一家，並沒有人封他為官學，他的哲學並沒有取得官方思想的地位。而他對人性問題有那麼深入的洞察，卻不能看透勢利的同學李斯的心思；他對“國亦有狗”，大臣阻撓法術之士晉見君主的情形那麼明了，卻不能明白，他萬不可以得罪秦王的寵臣姚賈。更重要的是，他那麼深察遊說君主的危險，自己卻偏偏撞進羅網；他一再警告不要去攖人主逆鱗，自己卻偏偏為了保存韓國不惜以身試法，用自己的生命與鮮血為他的《說難》做了最生動的注腳。因了要救李陵一家性命，而得罪漢武帝，慘遭宮刑的司馬遷，在韓非的傳記裏，全文錄引他的《說難》，並一再歎息“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餘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司馬遷深諳曆史，不也不能自脫麼？司馬遷這是在借他人之酒，澆自己的塊磊吧！不過，我想，在專製社會裏，“明哲”與“保身”豈能兩全呢？韓子聰明，司馬遷更聰明，但他們仍不能自脫，這一點，莊子早就冷眼看穿了，“無所逃乎天地之間！”是的，當專製君主一人擁有所有權力的時候，如何討好他，便是唯一真正的聰明，這種聰明的最本質特征，乃是放棄良心！所以，在中國漫長的專製社會裏，聰明不是一種素質，不是一種先天的生物潛能，也不是後天的知識積累，而是對一種關係的處置：把聰明放在良心之上者，為真聰明；把良心放在聰明之上者，如韓子要存韓，司馬遷要救李，那就不聰明了！小人往往少犯錯誤，小人往往比君子聰明；君子往往觸黴頭，在小人的精明伎倆麵前往往一敗塗地，區別不就在於對聰明與良心兩者關係位置的處置不同麼！
那麼，是誰在理論上鼓吹給予君主這樣至高無上的，不受任何約束的，對天下蒼生生殺予奪的權力的呢？恰恰是韓子。他的法治思想是一把雙刃劍，而且是一把無柄的劍，讓使用它的人也受傷。韓子之死，從邏輯上說，不就死於自己的理論麼？他無法為自己叫屈，更不能對殺害他的暴力進行起訴—因為他沒有起訴的理由。
折斷的雙刃劍，無柄劍，還不僅指理論創造者韓子自己折斷了；而且，也指短命的秦王朝，韓子理論的實踐者。秦始皇原本就是韓非的崇拜者，他用法家的耕戰思想權詐理論掃六合而並天下，他又用法家的苛刻少恩法術理論禦宇內而治天下。最後，在這一柄無情劍下受傷的，不僅是廣大的，血淚斑斑的黎民百姓，王朝自身也崩潰了。而這一切，都證明著韓子理論的致命的缺陷，不管它有多麼巨大的優點。是的，不受約束的權力，或曰自上而下的權力，對於人民，是致命的；對於統治者和政權本身，同樣是致命的。它是一把無柄的雙刃劍，而且是注定要折斷的。
折戟沉沙鐵未銷……
李斯：斯人斯鼠
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為謀首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
李斯……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謫立庶。……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司馬遷《史記·李斯列傳》
斯雖出荀卿之門，而不師儒者之道，治尚嚴急，然於文字，則有殊勳——魯迅《漢文學史綱要》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
司馬遷何等人物？玩古往今來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於股掌之上，秤他們的斤兩，論他們的貨色，一言而九鼎，蓋棺而論定。第一等人物也！《李斯列傳》寫李斯，寫這千古一相，一開篇，即墨毫輕掃，如灶婦掃塵，李斯就入了另冊，成了鼠類，在曆史的長廊中，畫定了他賊眉鼠眼的形象。司馬遷寫人物，往往在開頭寫一兩件不太起眼的小事，似乎寫的僅是人物的小節，卻往往借此給人物定性，並暗示將來之命運。上引《李斯列傳》的開頭一節，即是典型的例子。
在寫韓非時，我提到，先秦諸子，寫到韓非，結束了，哲人的時代過去了，而政客則亢奮起來。這“亢奮的政客”，我隱隱的指的就是李斯，這位韓非的同學和嫉妒者、謀殺者。在先秦，有著作有學問而不稱“子”的，隻有商鞅和李斯。這好象不僅因為他們是官僚，那齊國國相矮腳佬晏嬰不也稱“晏子”麼？連蘇秦、張儀這樣的人也偶有稱他們為蘇子、張子的。“子”是尊稱，必須兼具道德學問兩方麵的優長才行。大約是商鞅和李斯在當時人及後人的眼裏，道德上的汙點太大吧。
李斯做出了驚天動地改天換地的大事，但他自己卻一直沒能大起來。他好象永遠是上蔡小吏，永遠擺不脫那種小人物小人格的心態。小氣小器小心翼翼，永遠蛻不出那種委瑣細屑，患得患失，首鼠兩端。他既不及商鞅的一意孤行一往無前，更不及後來王安石的坦蕩磊落忘懷得失。是的，他終身受控於他皮袍下的那個“小”字。他絕頂聰明，但心智有限，德不勝才。我這裏講的“德”，不光指“道德倫理”之“德”，更是指一個人的定性，一個人麵對世界時的那種自大自信，超然豁然，那種把握自己，不被世界左右的定性，在誘惑或在壓力麵前保全正常理智，不被其淹沒或誤導的心力。在這一點上，李斯顯然有些弱不禁風。他的老師荀子是知道他的缺點的，所以，當李斯做了秦丞相的消息傳到他老人家耳朵後，這位世故的學者和地方老吏（他長期做楚蘭陵令），不僅不為他高興，反而憂愁得吃不下飯了。他已預見到這位不能把握自己的學生將要自蹈不測之禍了。）見《鹽鐵論．毀學》）
李斯一生孜孜石乞石乞，機關算盡，他好象總是皺著眉頭，心事重重。他是一個典型的以聰明處世的人。我以為，就處世而言，最高境界是以赤子之心待人接物，超越利己利他；其次是以正常理性處世，摒棄深文周納的一切人生誡律和道德教條；再次就如芸芸眾生，隨自己的喜怒哀樂待人接物，不求活得高尚，隻求活得真實；不求有理有據，隻求隨性適意。而最差也最危險的處世方式就是以一己的聰明來對付世界的萬千世相及其不可窮盡的變化。人之聰明有限，世途之險暗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以有限去應付無限，危險啊！這是莊子的告誡。
說這些，我是想說，李斯是一個典型的機會主義者—一切以聰明來處世的人無一不是機會主義者。但李斯仍有他別人難以企及的高度：他是一個鼠，但卻似乎並不全是“鼠目寸光”，他可以說是中國曆史上少見的富有遠見的大政治家。他兩次力排眾議，頂住壓力，反對分封而倡立郡縣，其中第一次他所頂住的還是來自他上司—丞相王綰的壓力，其時的李斯還隻是一個廷尉。如果我們細心留意一下曆史，我們會發現，三代遞代，及更早的黃帝殺蚩尤，炎黃大戰，乃氏族部落戰爭。周代立國，廣封天下諸侯，在最初分封的諸侯中，“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荀子．君道），以一家血脈涵蓋天下，一舉消除了氏族戰爭的隱患。這是周公的大功德。而周王朝的滅亡，則又是由於諸侯兼並，秦立郡縣，又一舉消除了地方諸侯對中央挑戰的危險。自此以後，於秦，則是“有叛人而無叛吏”；於漢，則是“有叛國而無叛郡”；於唐，則是“有叛將而無叛州”（柳宗元《封建論》），從體製上徹底解決了地方利益集團威脅中央的問題（漢代的“有叛國而無叛郡”更是從正反兩麵驗證了李斯的論斷），李斯之功大哉，李斯之見遠哉！難怪司馬遷要在事功這一點上把他和周公旦相提並論！
其實，指責李斯是機會主義者，也完全是道德主義的立場。如果李斯不善於發現機會，抓住機會，他也就不會成功。當他在荀子那裏學“帝王之術“時，他就在作“十年磨一劍”的功夫。他對學問本身的興趣遠在韓非之下：當韓非在思辯的玄想中完善自己的理論體係時，李斯卻是一邊聽荀老師講課，一邊是心有旁鶩，很象是孟子指責過的那種不專心，“一心以為鴻鵠之將至。“—不，一心想著自己將如鴻鵠，誌向遠大，羽翼已就，一飛衝天。他的眼角不時的掃向書室之外，窺測方向，以求一逞。他匣中的寶劍時時作鳴，要揚眉出鞘。在紛爭的七國之中，他也早瞅準了遠在西北的秦，那是一顆杲杲躍起的天狼星，將要吞食崤山以東死到臨頭還吵吵嚷嚷，睚眥相向的六國昏蛋。他對自己的祖國—楚國，簡直不屑一顧：一個逼死屈原的祖國還有什麼值得留戀？孟子就說過，若無故而殺士，連大夫都可以叛逃他國。況且，連貴族出身的屈原都無能作為，上蔡布衣還能有什麼指望？他對荀子說，當此“遊說者之秋”，不抓住時機，為自己掙得富貴，不合乎正常人性。而秦國無疑是最有希望也最有接納天下人才雅量的大國。於是他打點行裝，告別恩師，向西一路逶迤而來。按荀子晚年對秦國的好感，他定不會阻攔，甚至會鼓勵自己野心勃勃而又才幹出眾的弟子去秦國實現理想，也使自己嘔心瀝血的理論化為政治現實。待價而賈的李斯顯然比屈原、韓非自由。屈原，韓非是有負擔和拖累的，這拖累就是他們出身所自的祖宗之國。“畢業”以後，李斯可以毫無拖累地根據自己審時度勢的判斷來決定自己的去向，而韓非則必須回到韓國，如同今日的定向委培。問題是，韓國並不需要他，更不需要他的理論。這就讓天縱聰明的韓子被人約束住了。天雖縱之，無奈有人束之！在這一點上，擁有人身支配權的專製社會，永遠是“人定勝天”的。韓非回韓國以後的境況，很象計劃分配時代的，無後台無後門的晦氣重重可憐兮兮的大學畢業生。他隻好退回內心，繼續他的紙上談兵式的理論研究。而此時的李斯，在秦國的事業和個人的前途都已一片光明了。可憐的韓非隻能成為黑格爾，而李斯則成了羅伯斯庇爾。假如德國的黑格爾到了法國，並要取代羅伯斯庇爾，羅伯斯庇爾也會殺掉黑格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