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一對傻兄傻弟就在垃圾堆中扒揀起珍珠寶貝來，一邊相視而笑。看來幹這種傻事的確還大有人在啊！我把恐龍身上沾的芥末洗掉，又往那些寶貝上大噴了一通清涼劑，壓掉那股洋蔥味兒。我攤平那個棕色紙團，勉強使它像個紙袋，把那些玩意兒裝進去，然後，像揣著一隻受傷的小貓，小心翼翼將它帶回了家。
次日晚上，我把紙袋還給莫莉，沒做任何解釋。紙袋已經很不像樣子，不過裏麵的東西一件不少，這才是最要緊的。晚飯後，我請她講講那些寶貝，她便一個個掏出來，一排溜擺在飯桌上。
她講了很長時間，每一件物品都有一個故事。有些東西是仙女送的；赫爾希牌小糖果是我給的，她一直保存著，想吃時就拿出來享用。我一邊聽，一邊明智地不時插上一句“噢，我懂了”之類的話。而且，我也確實懂。
令我吃驚的是，幾天之後莫莉又把袋子還給了我，仍舊是那些內容。我感到自己得到了諒解，重又獲得了信任，她依舊愛我。我這個爸爸當得更加愜意。一連好幾個月，那個紙袋不時交給我。可我到底沒弄明白，在一些特殊的日子裏，我為什麼有時得到它，有時卻又得不到它。我開始把它看成爸爸獎；於是每晚竭力要做個好爸爸，以便第二天早晨能夠得獎。
莫莉慢慢長大，興趣也隨之轉移，有了新的喜愛。我呢，仍舊隻有那個紙袋。有一天早上，她把紙袋給我後，再沒有要回去，我一直把它保存至今。
我想，在這甜蜜的生活中，自己肯定有時忽略了親人給予的親情愛意。一個朋友把這種情景叫做“站在河中，死於幹渴”。
喏，那隻破舊的紙袋就在紙箱裏。很久以前，一個小女孩把它給了我，她說：
“這是我最好的東西，拿去吧——給你了。”
我第一次得到它時，丟掉了它。不過，現在它屬於我了。
祖父和孫女
〔美國〕帕特裏克·帕什克·尹楠 譯
珍妮弗·愛德華是個滿頭長著亂蓬蓬黑發的小女孩，1972年7月17日出生在俄亥俄州鄉村的一所醫院裏。她的媽媽索尼婭從頭到腳仔細地查看了這個7磅重的早產兒，然後小聲地感謝上帝，盡管妊娠很不順利，可孩子看來一切正常！
但是，有一天索尼婭在給3個月的珍妮弗洗澡時，發現女兒的右腳腫得很厲害，這引起了她的注意。她查看了孩子的全身，想找到是否有蟲咬的痕跡，然後懷著不安的心情，立即帶孩子去找醫生。
醫生也不能解釋是什麼原因引起了腫脹。腫脹漸漸蔓延至珍妮弗的整個右腳、右腿和右臀部，右手也腫得比正常的兩倍大。在此後兩年半的時間裏，愛德華夫婦就像生活在一場惡夢中，雖然不斷地請教專家，可總是一無所獲。珍妮弗的患肢裹著彈性繃帶，忍受著不時襲來的疼痛。
最後，丹弗兒童醫院的威廉·戴維斯醫生做出了嚴酷的診斷：珍妮弗得的是帕克斯—韋伯綜合症。醫生還說：“這是一種很少見的淋巴水腫疾病，是天生的，原因尚不明。也可以說是一種不治之症。珍妮弗還會有更壞的情況發生，蟲咬或搔抓都可能引起致命的感染，她麵臨的是輪椅上的生活，也許還要截肢。”
索尼婭和愛德華驚呆了。診斷之後，珍妮弗接受了當時唯一的治療方法——放射治療，並把患肢包在一種壓力長筒襪中，但這些都沒有減輕腫脹。
他們決心盡可能地讓珍妮弗像正常孩子那樣生活，可有些孩子常常嘲笑她。當珍妮弗從學校回來後，索尼婭總能看出她是否哭過，珍妮弗卻隻字不提這些，她鼓足勇氣對待這些事，偶爾還流露出一絲幽默。
“有時男孩子們叫我‘大胖腿’或其它什麼，我才不在乎呢！”她說，“我就對他們說：‘你們長著一個大頭，卻隻有個小笨腦子。’要麼我就衝他們揮著我的大拳頭說，‘這是我的最好武器！’於是，他們就不能把我怎樣了。”
當索尼婭帶著女兒們去商店時，珍妮弗對姐姐們買新衣服真羨慕。而她因為腫脹的腿，媽媽隻好自己動手為她縫褲子。而她的右腳腫得有左腳的3倍那麼大，也隻得買特製的鞋。
盡管有病痛折磨和受人嘲笑的難堪，珍妮弗還是勇敢地承受了這些。她很頑皮，又很愛運動。她用左側支撐著身體，學會了騎自行車。在學校，她參加健身鍛煉，堅持跑步，盡管拖著病腿老是跑在最後一名。她也花了不少工夫學遊泳，她說：“在水裏，我的兩條腿就一樣了。”
珍妮弗的祖父——老愛德華，為孫女日趨惡化的病情深感痛苦，看著她穿著特別的褲子，腫脹的腿露在外麵，老人的心都碎了。他覺得沒有哪個醫生能給孫女以幫助。
老愛德華不斷地想辦法幫助孫女。愛德華夫婦已經習慣了不時從老人那裏打來的電話，要麼勸他們試著在珍妮弗睡覺時抬高患肢，要麼勸他們用一個定型的外套阻止腿再腫大。盡管這些都無效，可老愛德華還是不斷地尋找辦法。
1980年春天，珍妮弗快8歲時，腫大的右腿出現了潰瘍。必須采用某些措施，否則如果發生嚴重感染，就得截肢。匹茨堡T·D華盛頓康複醫院的邁克爾·阿曆克山大醫生建議，讓珍妮弗來做兩周的的實驗治療，因為該辦法對另外一些淋巴水腫的人已產生了療效。
愛德華夫婦同意了。珍妮弗的腿被一種袖帶交替纏裹住，袖帶連著一個泵，這個泵按設計壓力不斷送出氣流，以推動淋巴液流向心髒。但不幸的是，這種泵對珍妮弗效果並不大，膝部的腫脹倒是消退了，可腳和大腿更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