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個孩子，大哥、二姐、我和小弟，兩個女孩兒兩個男孩兒，父母當然考慮是把一個女孩送出去，他們首先考慮的是我，因為那時我4歲，小一些更容易收養。但我哭我鬧，我說不要別人做我的爹媽，4歲的我已經知道和父母鬥爭。父母問二姐要不要去？二姐說：“我去吧。”
那時她隻有6歲。
這一去，我們的命運就是天壤之別。我家在北京，而大伯家在河北的一個小城，我去過那個小城，偏僻、貧窮、蕭條，風沙大，髒亂差，而大伯不過是個化肥廠的工人，伯母是紡織廠的女工，家庭條件可想而知。二姐走的時候還覺不出差異，但30年之後，北京和那個小城簡直是不能相提並論了。
二姐從此離了家，她做了大伯的女兒，管大伯、伯母叫爸爸媽媽，管自己的親生父母叫二叔二嬸。二姐走後的好長一段時間，母親總是躲在某個角落裏偷偷流淚。是啊，二姐也是母親身上掉下來的肉，她一個小孩子遠離親生父母到一個陌生地方去受苦，想起來怎麼能不讓人心疼呢。實在想得不行，母親總會隔三岔五去小城看看二姐。二姐過年過節偶爾也會回來看我們。離別，不僅僅是母親，我們兄弟妹也跟著淚水漣漣，真的舍不得二姐走啊。可這個曾經的她溫暖的家已不再是她的家，她的家在那個貧苦的小城，她不走不行啊。好在我們還算聽話，母親在兒女雙全的幸福中念叨二姐的次數漸漸少了。十幾年之後，因為工作忙加上心靈上的那種疏遠，二姐和我們仿佛隔了山和海了。
再見到二姐，是她沒考上大學。大伯帶著她來北京想辦法，是複讀還是上班？父母的態度很模糊，二姐是沒有北京戶口了，大哥因為有北京戶口，很輕易就上了北京外國語學院，雖然二姐考的分數並不低，但在河北，卻連三流的大學也上不了。
父親說：“來北京複讀也不是很方便，不如就找個班上吧。”
母親也在一邊說：“按說，我們應該把二丫頭接到北京來讀書的，可是，我們現在也沒有這個能力啊。如果回去後一時找不到工作，我們再一同想辦法。”
雖然大伯心中多少有些不快，但他還是很理解父母的難處，便說：“是啊，大家都有難處，隻是怕誤了二丫頭一輩子呢！”
二姐再來我們家時，已長成大姑娘了。可她的頭發黃，人瘦而黑，好像與我們不是一母所生。她穿衣服很亂，總是花花綠綠的，因為新，就更顯出神態的局促來，而我們那時已經穿很時尚的牛仔褲了。母親總是無限傷感地歎息：“唉！苦命的孩子啊。如果當時不把你二姐送出去，她今天怎麼也不會成這個樣子。同是一母所生，命運竟是如此截然不同，我這輩子恐怕最愧對的就是你二姐了……”母親每每說起二姐，便會情不自禁地落淚。可是二姐始終說伯父伯母是天下最好的父母親。她和大伯伯母一起來的時候，總給人“劉姥姥進大觀園”的感覺，好像什麼也沒見過。可她對伯父伯母的愛戴和孝順很讓人感動。大伯有一次興衝衝地從外麵回來，手裏拿著一個頭花，他說花了5塊錢在樓下買的，二姐就喜歡得什麼似的。我心裏一動，長到16歲，父親從沒有給我買過頭花什麼的，他這時候已是政界要員，一天到晚嘴裏掛著的全是政治。隻有母親在這個時候給二姐買許多新衣服、食品之類的東西，想必是母親對女兒的最好補償吧。
那次之後，二姐直到結婚才又來。
二姐22歲就結了婚。19歲她參加了工作，在大伯那家化肥廠上班，每天三班倒，工作辛苦工資卻不高。後來，經人介紹，嫁給了單位的司機，她帶著那個司機、我所謂的姐夫來我家時，我已經在北京大學上大二了，當我看到她穿得花團錦簇帶著一個髒兮兮的男人坐在客廳時，我打了一聲招呼就回了自己的房間。
那時我已經在聯係出國的事宜，可我的二姐卻嫁為人婦了。說實話，因為經曆不同、所處環境不同，二姐說話辦事、風度氣質、言談舉止與我們有天壤之別，我從心底裏看不起二姐，認為她是鄉下人。大哥去了澳大利亞，小弟在北京師範大學上大一，隻有她在一家化肥廠上班，還嫁了一個看起來那麼惡俗的司機。我和小弟對她的態度更加惡劣，好像二姐的到來是我們的恥辱，因此，我們動不動就給她臉色看，二姐卻顯得非常寬容，根本不與我們計較，依然把我們叫得親甜。二姐不會吃西餐，二姐不知道微波爐是做什麼用的，二姐不愛吃香辣蟹，讓她點菜，她隻會點一個魚香肉絲，而且一直說，好吃好吃，北京的魚香肉絲比家裏做的要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