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尼拉以北，路行約20小時，便到了一個外人罕至的省，它名叫卡林加·阿帕瑤，鬆林深處有一臨時搭建的茅舍，一個女嬰在那裏出生，時為1956年12月。她母親躲在這鬆林裏，為的是逃避她村莊圖爾高正在流行的水痘。
孩子很健康，但是臍帶繞在頸上，是不祥之兆。如果孩子能活，家中會有厄運。母親遵從族中傳統，把心一橫，將一塊紅薯塞進孩子嘴裏。嬰兒很快就會窒息而死。
但是嬰兒卻驚人的健壯，紅薯使嬰兒憋氣許久，她兩腳還在亂踢。嬰兒的祖母及姑母在一旁看著，嚇得要命。姑母心想，我和我丈夫還沒有孩子，在圖爾高，沒有孩子就證明這對夫妻不相匹配，丈夫一定要離棄她。於是姑母把那塊紅薯取出，抱起了那個喘息的孩子。
“我來養育這個孩子！”她尖聲喊叫。
“不行！”孩子的母親乞求她，“你決不可以，否則你要遭難！”
但這個沒有兒女的姑母心意已決。她丈夫也歡迎這個嬰兒，因為他不想遺棄他的妻子。
水痘疫症過去了，他們回到圖爾高。孩子的親父母絕口不提孩子是他們生的，但是繼續以猜疑恐懼的心情注視她。孩子取名為呂珊，長得很強壯。她的祖父母知道她出生時的一段秘密，但是他們還是很喜愛她。
呂珊6歲的時候，水痘又侵襲圖爾高，呂珊的養父母沾染此症而亡。呂珊的親父母到此不能不信不祥之兆已經應驗！孩子應予處死，但是他們不忍下手，一位叔父便帶著這迷惘的小女孩前往山區省薩噶達村聖公會聖嬰孤兒院，他們向南徒步5小時，再搭公共汽車在沒有路麵的公路上行駛5小時。到達後，他說明呂珊出生時的情況，孤兒院的修女們聽說過這種習俗，同意接受這女孩。
那晚，他們帶呂珊到教會辦公室後麵的宿舍，那裏有100名孤兒睡覺——從嬰兒到18歲的都有。“獵人頭的！”較大的孩子們譏笑她，因為呂珊是唯一來自卡林加·阿帕瑤省的孩子，當時獵人頭的風俗在那裏還很盛行，她父親身上就刺著4個人像，每一個代表所獵取的一個人頭，她引以自豪。到了早晨，呂珊領取一件白上衣、一條領帶、一條藏青裙子，並且取了個新名字——皮特拉·格勞瑞。“皮特拉意為‘小岩石’，”修女李歐巴告訴她，“你將有力量和耐心，很多人將要依靠你。”
皮特拉很用功。15歲時，她負責照顧40名3到6歲的孤兒。兩年後，1973年，她知道基督教兒童基金對她的撫養將於18歲時停止，便決心完成自己的教育。她想做護士，但卻無法獲得學費。
二
1973年11月底，加拿大人大衛·杜蘭斯大踏步走上山區省的國家公路。他34歲，體格因多年勞苦而清瘦。他是英屬哥倫比亞省維多利亞市的中學教師，正在休假作環球旅行。
大衛嫌馬尼拉又熱又髒，並仍在實施戒嚴，他也怕看窮人的苦況，於是便決定到北部去，因為山區省有清新的空氣。他走進薩噶達村的時候，又倦又餓。
一位聖公會修女指引他到聖嬰孤兒院的簡樸教會辦公室。“你可以住在那裏，6比索一晚，”她說，“這筆錢可幫助我們經營孤兒院。”
大衛在卡林加·阿帕瑤的崎嶇山徑上攀登了一個星期。這區域內沒有學校，沒有醫院，也沒有衛生設備。在有些遙遠偏僻的區域中，大衛是當地居民所見到的第一個白人。
在薩噶達教會辦公室中，修女瑪麗·齊塔向大衛提起皮特拉的事，如何在出生時幾乎死掉。並說：“現在她找不到工作賺錢繼續上學，隻好又回到她部落的鄉村圖爾高仍像從前那樣過活了。”
“念大學要多少錢？”大衛問。
“先說碧瑤的大學，一年就要300美元。天文數字！”她回答說。
大衛在加拿大已積聚了價值20萬美元的房地產，他心想一年300美元。小數目！於是建議道：“我來資助這個女孩子。”
不久皮特拉就來到他麵前。這個嬌小梳馬尾的小女孩聽說這位加拿大人要資助她，便大聲說：“謝謝你！這好像天門為我開了！”
1小時後，雙方交換了通信地址，大衛起身到印度去，皮特拉步行到圖爾高去稟告她的祖父母。“我們年紀大了，你必須帶這個人來見我們。”
他們說。
1974年4月，大衛再度走上公路與興奮的皮特拉相會，然後去拜訪她的祖父母。
他們在柯第勒拉山中走了5小時到達圖爾高，這裏是無窮無盡汪著水的層層梯形稻田，孩子們將整條手臂伸進田中的水裏，走來走去地工作。
“這些孩子就像是活的犁，”皮特拉解釋，“等到稻子長出來，他們要整天的驅逐禾雀，工作很艱苦。”
9個鄉村，每村約1500人，完全靠種稻維持生活。大衛心想，這些人一定時常挨餓。
一個過路人請大衛吃煮蝌蚪和狗肉。“要吃，大衛，”皮特拉小聲說，“在此地這些東西是奢侈品。我們拿這些東西待客。”
大衛雖然是吃素的人，也吞下了粘糊糊的蝌蚪和狗肉。
圖爾高的房屋是棕櫚茅舍，幹葉作頂，竹枝一類的東西作壁。皮特拉的祖父母歡迎大衛，喋喋不休。“這表示我們高興。”
皮特拉解釋說。
6月間大衛離開菲律賓，在飛返加拿大之前帶皮特拉到碧瑤，安頓她進了大學。
1974年9月大衛恢複教書生涯，但是6個月後他辭去了教職，遷往溫哥華島上的一個農場。此後4年，他做木工和油漆工，並繼續送錢給皮特拉，他們每月有書信往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