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德國垮台那一天，“兔死狐悲”的日本人很緊張，加強了對猶太人居住區的戒備。但是，猶太人在平靜的表麵下難抑心中的漣漪。當地的中國人與猶太人碰麵，互相伸出手來，打著“V”型的勝利標誌。
“日本投降的消息，他們比我們早知道。我隱約聽到他們壓著嗓子、興奮地說：“天皇下命令了”，“法西斯打倒了”。”一名當時的中國鄰居如是說。
還有一個非常有意思和“解氣”的插曲：
當初日本人建立上海“猶太難民隔離區”的時候，隔離區內擠滿了來自德國、奧地利、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國家和地區的猶太難民。這些難民的護照上都印有“j”字標記，用以表明他們的猶太人身份。日本人一般不允許猶太難民出入隔離區，但有的人是在隔離區外打工謀生糊口的，有的生了病外出就醫，甚至有的人家死了人，不可能停放在隔離區內，因此，日本當局除了在猶太人來中國所持有的護照上加蓋“j”標記，還印製了一種“特別通行證”，向得到外出批準的猶太人發放。通行證正麵，寫有允許外出的時間，還有日本管理當局批準人的簽名。這張通行證的背麵，上麵的地圖劃定了通行的區域範圍和道路路線。而負責批準猶太人外出的，是一名叫做合屋的隔離區日本長官。合屋生得奇醜無比，小個、瘦黑臉、仁丹胡，但這家夥因為掌握有批準外出的“生殺大權”，便得意加變態。他挑了幾名猶太人為其工作，還專門挑選了猶太女人，“全方位”為其“工作”，尤其是滿足其泄欲的要求。就像是《辛德勒名單》裏所描寫的，負責集中營的黨衛軍軍官對他所揀選來為他當傭人的年輕的猶太姑娘的獸性行徑一樣。橫行霸道的合屋，自稱為“猶太人國王”，肆無忌憚地對待他的“臣民”，他常常給人以臉色，猶太人也必須看他的臉色。凡是找他來辦“特別通行證”的，他要求這些猶太人必須對他“笑臉相迎”，而不管猶太難民的內心是多麼悲慘！他的理由是，臣民要見“國王”，是感恩戴德的事，必須笑臉感謝。
在隔離區內的華德路62號，聳立著一座三層的巴洛克風格的建築，紅牆紅瓦拱券門窗，那就是曾經給落難的猶太人以無限心靈慰藉的摩西會堂。“二戰”期間成為猶太難民的宗教活動中心。同時，也是猶太人在這裏秘密集會、談論時局、交流情況、宣傳抗日、討論複國的地方。
如同羅生特參加了新四軍，親身投入反法西斯的鬥爭中，上海的一些猶太人參加了抵抗運動。猶太難民中有一個反納粹地下組織，崗特·諾貝爾曾是這個組織的成員。他們參加了一個獲取和傳播信息的地下網絡，涉及破壞日本電台，並幫助降落的美國飛行員逃到中國管理區域。他們除了聲援中國的抗日鬥爭，還通過各種有組織的活動堅持反法西斯鬥爭。而摩西會堂，則是他們的一處秘密聯絡點和行動前後的藏身之所。
猶太人還將堅持猶太複國主義的“錫安運動”中國總部搬到“摩西會堂”之內，便於猶太人在教堂聚會時進行宣傳與活動。
日本人建立“無國籍難民隔離區”之後，處於隔離區之內的摩西會堂便遭到日本人的嚴密監視。但是，因為猶太人自發的抗日和支持中國的抗日活動，都是在極為秘密的情況下進行的，日本人並未偵破，“猶太王”合屋也不知道。隻是猶太青年運動的總部設在摩西會堂，這便招來了合屋的嫉恨。上海猶太人對日本的“河豚計劃”不支持的態度，早已經令日本人大為不滿與光火，現在，建立隔離區，表明日本人對猶太人的態度的根本轉變，開設在摩西會堂中的“錫安運動”中國總部自然就成為了合屋的眼中釘。
一天，日軍與“76號”軍警特組成的“聯合執法隊”突然包圍了摩西會堂，為首的正是“猶太王”合屋。他們闖進摩西會堂，此時，正是猶太人的“安息日”。隔離區內的猶太人的男女老少正在摩西會堂內誦讀《聖經》經文，聆聽主持會堂的猶太拉比布道，講解經文。摩西會堂莊嚴肅穆，一層大堂中的一排排長椅上，坐滿了前來誦經聆訓和祈禱的人。
“上帝通過《聖經》教誨我們：“你們要守安息日，把它看做神聖的一天。六天之內，你們要工作謀生，但到了第七天，你們就什麼也不可做，唯獨要向上帝守安息日。至於你的親人、奴仆婢女、牲畜和一切在你們當中僑居的外族人，都要同樣遵守。你們要遵守安息日是因為耶和華在六天之內造了天、地、海和其中所有的東西，第七天便安息了，所以，主賜福這一天，把它定為安息日。”猶太拉比用渾厚的嗓音這樣開始，“遵守安息日並遵循安息日的戒規，是我們猶太人和猶太教的最主要的表征，我們休養生息，更淨化與陶冶我們的精神，堅守和純潔我們的靈魂。我們藉此謹記我們的上帝耶和華以大能之手和伸展之臂領我們走出了埃及，也以此維係我們在異國他鄉的上海所結成的生死與共的紐帶，在九死一生的戰爭中和苦難中記住和感恩一切幫助過我們的人，在上帝施福為我們創造的“諾亞方舟”或者說是“生命方舟”之上，同舟共濟，到達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