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我又想到了另外一個問題：這個劉玉亭，他為什麼要進入鏡宮進行交換？李偉明是因為顧勇飛的拳頭太犀利，想要逃避，鏡宮就像一個避難所；崔曉是因為奶奶家的生活太無聊，想要散心，鏡宮就像某個旅遊景點。那麼劉玉亭呢？對劉玉亭而言，鏡宮又意味著什麼呢？因為我很難想象他的生活，所以也就很難想象他進入鏡宮的理由。不過直覺告訴我，那些無法想象的理由往往才是最充分最深刻的。
七點多鍾，一個穿著服務員服裝的女孩用托盤給我端進來幾樣早餐，有米粥、小菜、煮蛋、花卷，很簡單，讓我不由得想起了崔曉奶奶做的早餐。對比之下我才知道，原來一位酒店老板的早餐質量完全可能遠遠不及一個受寵愛的孫子。依此類推，中國該有多少身在福中不知福的孩子呀！
吃過早餐，無所事事的我開始再一次更仔細、更全麵地翻找劉玉亭的生活痕跡。但可惜的是，這裏並不是他的家，隻是一間辦公室，而且從這裏麵比較簡陋的條件看，也並不是一間非常電要的辦公室，所以在這裏恐怕也很難找到什麼更重要、更有價值的東西，盡管我自己也並不知道那些所謂有價值的東西應該是什麼。
我拿起劉玉亭的手機。手機裏儲存的號碼很多，但對我卻並沒有任何意義。從現在往後的五天之內，這部手機就等於是單向手機，隻接聽，不撥打。我收起手機，起身出了辦公室，來到酒樓大堂。一路上酒店的廚師、服務員都主動地跟我打招呼。我從他們的聲音和表情裏可以很清楚地感覺出謙恭甚至畏懼的意味。這種感覺對我是非常陌生的，但是我似乎適應得很快。也許每個人的性格裏都有一種支配別人、讓別人敬畏自己的強勢心理，隻不過並不是每個人的這種心理都可以得到滿足或者釋放。我下意識地甩甩頭，不讓自己陷入南海式的胡思亂想之中。
店裏麵還沒有什麼客人，我利用這個時間仔細地在飯店的樓上樓下看了一圈，甚至連店門口的“特價菜”招牌和點菜牌都沒有放過。之後，我隨手叫過一名服務員，讓他去替我叫小吳過來。他愣了一下，小心地問我：“哪個小吳？”
我意識到這店裏麵可能有兩個或者更多的“小吳”，正在猶豫該怎麼回答他，他又主動地問了一句：“是吳會計嗎？”
我迅速判斷了一下，然後點點頭，說：“是。”我想，那個染著酒紅色頭發的小吳既然保管著貨單，那應該不會是一個普通的服務員或者廚師。我對一家酒店的人事構成和管理模式一竅不通，但這點基本的常識還是有的。
果然，我的判斷沒有錯。那個高個子的女孩跟著服務員走了過來。我對她說：“走，到你的辦公室去。”
她一臉疑惑。她當然想不到我這樣做是因為不知道她的辦公室在哪，隻能讓她帶路。
她領著我走到了收款的吧台前。我這才恍然明白，她所謂的辦公室就是這個一米多長一米多寬的吧台。我沒有跟她進去，站在吧台外麵，對她說：“你把‘大魚樓’的營業執照，還有……”我想了一下，然後說，“最近的收支表拿給我看看。”
她顯然沒有聽懂，這也不奇怪，其實連我都不知道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麼。她問我：“收支表，指什麼？”
我說：“賬單。”
她依然不太確定，但也沒有再問，轉身彎下腰，打開了一個小保險櫃，在裏麵翻了一會兒，然後捧著一遝東西交給我。我接過來，然後回到了自己的辦公室。
其實我對那些賬目不感興趣，也看不懂。我仔細地看了看營業執照，在法人一欄裏赫然寫著：劉玉亭。原來我以為，這個劉玉亭要麼隻是個幌子，既沒有名分也沒有實權；要麼就是個垂簾聽政的角色，有實權也沒有名分。在我的意識裏，所有你想做的願意做的並且可以做得有名有姓的事情都得熬到十八歲以後才能做。可沒想到，這個劉玉亭的老板當得卻是提筆有名，擲地有聲，沒有半點含糊。
我一頭霧水。然後我上網查了一下。法律規定，隻有具備完全民事能力的自然人才能成為法人或者法人代表。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規定：十八周歲以上的公民是成年人，具有完全的民事行為能力，可以獨立進行民事活動，是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同時又補充說明，十六周歲以上不滿十八周歲的公民，以自己的勞動收人為主要生活來源的，視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也就是說，十七歲的劉玉亭隻要能證明自己的勞動收人是自己主要的生活來源，就可以視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就可以名正言順地成為“大魚樓”的老板。我滿心釋然，同時又覺得有些好玩：劉玉亭要想當大魚樓的老板，就得證明他是自己掙錢養活自己；可要想證明自己掙錢養活自己，是不是又得證明自己就是大魚樓的老板呢？果然如此，就有點像《第二十二條軍規》（注：作者約瑟夫海勒，美國）中那條大名鼎鼎的悖論軍規了。
我推幵營業執照以及那些賬目，決定把這件事告一段落。說實話，連我肖己都說不明白，我為什麼一定要弄清楚劉玉亭這個老板的名與實。但不管是因為什麼，都肯定與南海的記憶有關。記憶中，南海夢寐以求的心願之一，就是可以盡快地自食其力，隻有在經濟上獨立，才能在精神上與父親南疆平等。十七歲的老板劉玉亭為南海提供了一個榜樣，但是隻能敬佩，不可效仿。因為就算南海年滿十八歲，恐怕也得吃父親南疆的飯。既然未滿十八歲，但已經可以自食其力的人就可以被看做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那麼反過來，雖然年滿十八歲，但依然不能自己養活自己，是不是也應該被看做非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那樣算下來，在偌大的中國該有多少年滿十八歲的“未成年人”？
我及時地給南海的胡思亂想強行關機。之後，我在“走廊辦公室”裏玩了一會遊戲。不知過了多久，等我出來上衛生間的時候，忽然發現飯店大堂裏麵已經變得人聲鼎沸，熱鬧非凡了。我拐到外麵一看，不禁嚇了一大跳，外麵已是高朋滿座，座無虛席。至少有上西位遊客打扮的食客在大堂裏忙乎著，有的忙著往自己的碗裏和嘴裏塞飯，有的伸長了脖子忙著喊服務員，還有的忙著東張西望，査看別的桌子上的飯菜與自己桌子上的有何不同。另外還有一隊遊客貼著大堂的一側牆壁站成一排，就好像在接受處罰一般，讓我想起一個熟悉的場景：中午，犯了錯的學生被叫到教師辦公室，餓著肚子站在一邊看著老師吃午餐，等著老師填飽肚子之後對自己進行訓教。所不同的是，身為犯了錯的學生你隻有忍著；而作為付了錢的遊客敁然可以不忍。那隊遊客的饑餓感與怨氣顯然巳經被大堂裏的忙亂景象和飯菜的香味剌激得無法控製了，站在隊伍前麵手裏拿著一麵小旗的導遊一邊不時地回頭安撫自己的閉員，一邊跟早晨負責上貨的那個瘦男人進行交涉。這時候，我已經知道那個瘦男人叫做“汪叔”了，在大魚樓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擁有著大魚樓酒樓總經理助理的頭銜。很顯然，他現在是這裏最忙碌的人之一。透過大堂的大玻璃窗，可以看到飯店外麵已經停了好幾輛旅遊大巴。
我上完衛生間，在大堂裏站了一會，表情一定很無知也很無助。我實在不知道在這種情形下作為酒樓老板我應該做些什麼，又能做些什麼。有幾個導遊模樣的人不斷地朝我這邊看，我估計他們在這裏常來常往，可能認識劉玉亭，也知道他的身份。我很怕他們過來跟我打招呼，或者提什麼要求，所以趕緊溜回辦公室。坐在裏麵，聽著外麵嘈雜的聲音，心裏還是不踏實，索性拿起手機偷偷溜出了大魚樓，那身法和心態不像是這家飯店的老板，倒像是吃完了飯沒埋單就想溜之大吉的食客。
我站在大魚樓門口朝兩邊一看，停在各家飯店門前的各色車輛就像是被人用大號的撈網一網撈上來的魚，密密麻麻，橫七豎八，一下子就把本來寬敞空曠的大道塞得滿滿的。這樣的場景在真正的酒店老板看來，心裏一定充滿了喜悅，而此時此刻我的心裏卻隻有恐懼。我很想了解和體驗劉玉亭的生活，其中當然也包括對“大魚樓”的管理和經營。但是我很心虛，不知道如果真的遇到什麼需要我這位老板挺身而出進行處置的事情，我該怎麼應對。畢竟，那需要經驗和經曆，而南海的經驗和經曆隻夠應付作業和考試的，頂多還可以應付一下老師和部分同學。像楊琳那樣的同學和南疆那樣的家長都會讓他一籌莫展，何況我現在要麵對的是各種關係複雜的利益人群。這種時候，我最明智的選擇，就是帶著南海的記憶暫時逃離。與此同時，我也在心裏暗暗地禱告，但願大魚樓不會是劉玉亭的全部生活，果真如此，我會很失望。
我順著大道往東走，很快就走出了“吉慶道'我本來是打算借此機會去東邊那些養育了當地幾種特產河魚，也養育了“吉慶道”的水域去看看，但是走出去一段路才發現自己的想法其實很愚蠢，一來不知道那裏距此到底有多遠，二來在這盛夏的正午走在柏油路上，實在是一件很難堅持的事情。我在路邊找了一片樹陰坐下來。
樹陰遮住了烤人的太陽，鼻息裏是被加熱了的樹木和青草的味道，耳朵裏是遠遠近近的蟬聲和鳥鳴，目光所及之處，除了偶爾駛過的汽車，隻有靜靜向遠處延伸的公路和翠綠的青山。在南海居住的那座城市，也許可以找到與這景物相似的地方，但卻很難找到這種空曠和寂靜的心境。
陽光太灼熱也太明亮了，我靠在樹幹上，閉上了眼睛。身邊有音樂聲響起，是劉玉亭的手機。我掏出手機，來電顯示上寫著“小婧”。我有些猶豫，拿不定主意該不該接。一上午，我已經有好幾個電話沒有接了。隨後我才把這個“婧”字，與早農汪叔所說的那個“小靜”聯係在了一起，明內這個電話可能就是那個劉玉亭要躲避的女孩子打來的。
我接了電話。我不是劉玉亭，所以我不必躲避這個小婧。
小婧問：“怎麼才接電話？”
還沒等我回答，她又問：“你在哪呢？”
一片樹葉落在我臉上。我抬頭看看，隨口說：“在一棵樹底下她說：“一棵樹？是梧桐樹吧？樹上沒落著一隻鳳凰什麼的？”
這話明顯地帶著揶揄或者挑釁的意思。我沒吭聲，因為她揶揄、挑釁的是劉玉亭。
她問：“喂，怎麼不說話啦？”
我說：“我不知道說什麼。”我說的是實話，可聽在那個女孩耳朵裏，敁然就變了味兒。
她抬高了音調：“你到底在哪呢？”
我說："我說過了，我在一棵樹底下。樹在大道邊上。”我說的還是實話，隻不過這間讓她更惱火了。
我正在電話裏跟那個小婧上一句下一句地對付著，忽然看見從東邊的彎道上開過來一輛紅色的轎車。轎車越開越近，那是一輛紅色的兩廂鈴木。最後，那輛車竟然停在了我的麵前。車門打開，從駕駛座上下來一個女孩子，手裏舉著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