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輯 咖啡或者茶
悲喜人生
不知不覺地，人就老了。人老了，首先是形貌上有了變化，變得不那麼可愛了。而其實質是，體質上有了變化，變得不那麼健壯了。這是不能不承認的。若不承認這一點，以為一切還如年輕時一樣，那在待人接物上就會出問題，例如不回避一些不宜參加的場合等等。而在行動上更會產生問題——老人有老人的身體條件，一般來說節奏應當放慢，急不得。應該適當地改變年輕時期的動作習慣，例如負重、下蹲等，不能過急過猛，要根據自己的體力行事。我在這方麵就有過教訓。
以上說的，隻是問題的一個方麵。我以為更為重要的一方麵是與上述反向的，就是不能老想著自己老了，更不能老把這掛在嘴巴上。不要想這些，一切如同往常，做應當做的事，說應當說的話。這就是，心態絕對要年輕。要是人老了，心也老了，那才是真的老了。我見一些同輩人，甚至比我歲數小許多的人，他老覺得自己老了，想著想著，步履就蹄珊起來，思維就遲鈍起來，衰老得很快。都說老年人要樂觀，這話好像說了等於沒說，但我卻認為是很重要的。
對老年人心理上最直接的威脅，是死亡。死亡是日近一日地逼近你，使你不能不心生恐Ia，以為來日無多，於是手忙腳亂，弄得身心兩衰。其實，死亡是上帝平等賜給所有人的，上自帝王權貴，下至平民百姓，大家機會均等，有什麼可畏懼的！王瑤先生生前講：“不想死，不等死，不怕死。”這裏邊有樸素的哲理，不想死，就是現在流行的“活著的感覺真好”；不等死，就是我說的“該做什麼，該說什麼，一切照樣”；不怕死，就是“人人如此，怕也無用”。有了這三條，思想就會大解放。明知前麵是終點，但行走就是一切。等到實在走不動了，那就停下來。
隻要我們在行走，就快樂著，享受生命的每一天。我相信我這種生死觀並不淺薄。我的人生哲學是整體上的悲觀主義，局部上的樂觀主義。悲觀是絕對的，而樂觀則是相對的。我曾鄭重地說過：“人生到底是一個悲劇。”此話現在還不想修改。人來到世間，無憂無慮的童年轉瞬即逝，此後上學，是投人了一個大競爭，此後就業，又是一個更大的競爭。人生途中充滿了壓力和艱險。有的人就此敗下陣來，終生潦倒；有的人經曆過種種磨難，穿越過人生諸多的憂患，能夠戰勝那一切險阻，並最終到達自己的目標，這是一種成功的人生境界。而這樣的境界卻不是每一個人都能獲得的，隻有少數人或極少數人在這種艱難的競走中走到了前麵。
話說回來，即使是那些幸運的到達者，當他們功成名就之日，多半也人已中年，人生開始走下坡路了。我這裏講的隻是學業和事業上的競爭，沒有說天災和人禍，沒有說病苦和貧窮，沒有說突如其來的天崩地裂。人生擁有的純粹的快樂，隻在短短的童年的一瞬間，這能不讓人慨歎嗎？人生究竟是苦多還是樂多？我的局部的樂觀是建立在整體的悲觀之上的，所以我並不膚淺。但是我到底還是樂觀主義者。我主張以快樂的態度對待人生的一切苦厄。我的主張就是認真每一天，快樂每一天，享受每一天，也美麗每一天。
我們畢竟無力對抗衰老，但我們的樂觀精神能夠延緩它的到來。我希望認真地對待人世擁有的每一天。想讓人高興的事，做一個自己快樂、也讓別人快樂的人。有些人老了以後心情也變壞了，他自己不快樂也總讓別人不快樂。我希望我不是。我願忘記那應當忘記的，記住那應當記住的。放下的是那些傷害、那些卑鄙和汙穢，放不下的是那些溫情、那些友愛和良善。人生隻是一個過程，過程以外，什麼都不能留下，包括人們十分看重的名譽、地位、財富。世間沒有什麼比友情、親情、愛情更寶貴的東西，它們無價，金子也換不來。
現在我已從工作崗位上退了下來，工作上的壓力比過去少了，但我還是很忙碌。寫文章，參加社會活動之外，我始終堅持身體鍛煉，慢跑、冷水浴，這是一年四季不間斷的，最近在一位年輕朋友的鼓勵下正在學打網球，雖然現在還怯於上場，但已是一個“網球迷”，居然也知道阿加西、庫娃和大小威廉姆斯了。這是我“古稀”以後發生的事。去年我曾在大風雨中登上黃山的蓮花峰絕頂，今年更在暴風雨中步行7996級石階直逼梵淨山金頂。在這些活動中，我每次都走在所有年輕的和不年輕的同伴前麵，他們都稱讚我“45歲的體力”，我當然有點得意。盡管仍然有很多讓人煩憂的事，但我的生活充滿了情趣。做一個健康的人，不僅自己快樂，而且也會使周圍的人快樂。
當我們活著的時候，要記住那些在困難時幫助過我們，在痛苦時安慰過我們的人們。當我們不在的時候，也讓人們記住我們的一些好處，至少人們會給你這樣的評語——一個可愛的人。做一個除非萬不得已、盡量不給別人（包括自己的子女）添麻煩的人，做一個別人喜歡你、至少不討厭你的讓人親近的人，這就是我的人生的“大”目標。我始終心懷感激，為那些想著我的、記著我的、愛著我的人們。我不看重一切身外之物，我隻看重我內心的那些秘藏，為那深深的、淺淺的、濃濃的、淡淡的，若即若離、若有若無、抓不住又放不下的一縷扯不斷、理不清的情思……不論我們活得多麼艱難，我們應當盡一切可能，讓生命美麗每一天！
咖啡或者茶
我的生活情趣是兼容的，東方和西方的習俗我都能適應。在國內，我什麼菜係的菜都吃，甜的、酸的、麻的、辣的，吃起來都香。我的口味是多方麵的，在餐桌上，我是一個非常隨和的客人，因為我不挑食。當然，其前提是菜要做得地道，魯菜要是魯菜，粵菜要是粵菜，川菜要是川菜，淮揚菜要是淮揚菜。在菜的品味上我很精，我不會輕易被糊弄。順便要說的是，我也並非什麼都吃，我也有不吃的東西，例如我拒絕吃狗肉，還有，事關生態與環保的，我也會拒絕。但那是與挑食無關的。
有的人到了國外，即使餓急了也要到處找中國餐館，他們敬謝牛奶、麵包和品種繁多、風格各異的香腸，就隻想中國的麵條和榨菜。我不，我在出訪時一般拒絕中餐，專找西餐吃。這不是我的“數典忘祖”，我的信條是人鄉隨俗。沙拉生菜，冷牛奶、冰水，帶血的牛排，我都能像本地人那樣吃得津津有味。
西方的咖啡和東方的茶我都喜歡，並無偏愛。所以人們要是按照習慣問我，咖啡還是茶？我是很難回答的。但現今，我還是喝茶的時候居多。因為喝茶省事，一隻杯子就解決問題。我不專喝高級茶，當學生時經濟拮據，當然揀便宜的買。會喝茶的人常笑外行人愛喝花茶，以為他們不識茶．的真趣。我照喝不誤，我不怕人笑話。過去海澱的茶莊裏賣一種高級花茶末，一兩一元錢（當時還是顯得很奢侈的），我經常光顧。別說那時是學生身份，不挑剔。即使現在，我也還是覺得那茶品位不凡。我喝茶講的是實際，並不像那些行家，他們從茶品到茶具都有講究。
有人喝茶講清淡，我喜歡濃烈，用得上聞一多先生的詩句：“記住我的糧食是一杯苦茶”。一種滇綠是極苦的，我可以用半杯的茶葉泡一杯的茶。烏龍茶我極喜愛，不僅是它的清香，還有它的甘中之苦、苦中之甘，特別是它的經久耐喝。這些苦茶，我可以從早喝到晚，夜間也不例外。在喝茶這一點上，我是很自豪的，我從沒有因為喝濃茶而失眠。大家都說龍井好，但我嫌淡，而且第三過以後就沒有味道了。加上坊間的假龍井很多，更加破壞了它的名聲，因此我並不對龍井情有獨鍾。
說到咖啡，較之茶是少喝多了。不是不喜愛，而是嫌它費事。雖然喝茶也要講究環境和茶具，但對於俗人如我者，不分白天黑夜、無時無刻地喝，經常性地當然不能也不會太考究。不怕人笑話，我現在喝茶用的是保溫杯，因為它可以保持恒溫。用保溫杯喝的雖然總是熱茶，但卻是行家的大忌，這我知道。咖啡就不同了，喝咖啡非有好環境和好心情不行，喝咖啡一定要有情調。咖啡具要雅致，茶幾和小桌一定要清爽，對飲者必須是情意相投的、最好是知心的朋友。我的居室窄小而雜亂，連個飯桌都擺不下，哪有喝咖啡的場所？那些精美的咖啡具往哪裏擺？所以，若問我：咖啡還是茶？我是很犯愁的。
說句笑話，茶好比是妻子，而咖啡則有點像是情人。妻子是人人都有的，相濡以沫，相安無事，是平常人的平常日子。而情人呢，必須有“條件”。咖啡很香，它的香味非常迷人，但更加重要的是情調，而情調是可期而不可求的。所以，咖啡是情人。
2001年4月26日於北京大學暢春園寓所
給濤哥的信
濤哥：
日前奉上一信，想必收到。昨日甫弟自廈門來電話，說是收到濤哥近日來函，談及勳侄夢見奶奶說“沒有房子住”之事，並說濤哥為此內心深感“不安”。我們弟兄二人在電話裏交換了意見，認為夢事總有虛幻的成分，不可全信。弟作此信，主要是勸濤哥不必為此不安，茲為略陳數言，以表寬慰之意。
自從台海兩岸恢複民間往來之後，十餘載間，濤哥幾乎每年都回來拜祭父母雙親。濤哥早年為求生計，遠離親人，孤身漂泊，曆盡艱辛。及至世事平泰，手足團聚，每以未能膝下盡孝自責。此情弟等均知。
80年代初，弟與濤哥首會香港。臨別濤哥即讓弟帶回美金一萬元，囑交振兄以為置業之用（該款後由依娟購置了鳳凰池房業）。記得濤哥當時曾語重心長地告弟：“我的每一分錢都是幹淨的。”此語弟銘記於心。此後數年間，濤哥傾畢生積蓄，分別為振、甫、冕、溫諸弟妹斥巨資置業。單是福州一地，經依娟之手，先後購置三套華屋。
濤哥每次為弟等置房，總說“子欲養而親不待，這是用以彌補生前未盡奉養雙親責任的遺憾之舉”，言者心誠，聞者心動。遙想雙親泉下有知，亦必為之展顏。
四十餘年骨肉隔絕，留住內地的各弟妹雖身處逆境，亦為家庭各盡綿薄。記得弟當年求學燕地，每月調幹獎學金為二十五元，弟與甫約，各人隔月寄家十元，以為雙親茶飯之資。如此繼續至雙親先後去世。當然畢業後至“文革”前，弟月工資提高至五十六至六十二元，彙款標準亦相應有所提高。
弟等以為，謝家素來貧寒，但我等弟兄龜勉自愛，雖未能讓父母生前過較為富裕的生活，均已各盡心力。五老老矣，身心交瘁。現今戰煙消散，社會安定，應該是下一代來盡他們的孝心的時候了。
近來此方政府倡導薄葬，盡量不修墓瑩，以減少占用耕地。故而，即使修墓亦以簡樸為宜，此亦符合我謝家勤儉之家風也。
區區之意，深思而發，尚望濤哥指謬。暮春三月，北國風煙，乍暖還寒。遙想南天，必是一番陽春好景色也。
順頌安祺！
2001年3月26日於北京
痛別文超
得到文超的噩耗，我不感到突然，但我還是有椎心之痛。文超在我的所有學生中，不論是學術還是人品，都是最優秀的。我失去了文超，仿佛是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我的哀痛無以言說！
文超已經與絕症苦鬥了十多年，他已精疲力竭。他實在是太苦太苦了。我們身體健康的人，看著身患絕症的文超，一麵忍著常人難以忍受的病痛，一邊做著超負荷的工作——他是用這樣近於瘋狂的工作，使自己忘記隨時都在折磨他的死神的威脅。堅強的文超就這樣忍著劇痛，任憑凶狠的癌細胞從喉部到淋巴，再到肺部，有恃無恐地在他身上四處遊移，無情地摧殘他的血肉之軀。換上任何一個人，早就挺不住倒下了，而文超卻始終站立著！凡是認識文超的親友和醫生，都說他創造了生命的奇跡。
文超一貫樂觀。不是我問，他從不在我麵前談論病情。他隻是咬著牙，一個人苦苦地撐著。他把無盡的悲苦留給了自己，而試圖以此安慰一切愛他的人。上世紀90年代初得病，幾番重大的手術，幾次幾乎絕望地推上手術台，幾次又奇跡般地從地獄回到人間，不是別的，是他那超乎常人的精神力量在支持著他。
命運對於文超，是太過不公平了。他是一位才智過人、毅力過人的人，他想在學術上做很多很多的事，他要培養更多更多的學生。一直到不久前還打電話給我，討論他最後一部著作的出版。但是上天不給他健康和機會，他就這樣並不心甘情願地撒手人間。他很年輕，他死得太早了，他是被噩命運活活地逼走的。我深知文超，他對此是絕不甘心的。有那麼多平庸的生命，都在苟且地活著，為什麼要這樣對待像文超這樣人類最優秀的生命？想到這裏，我真的要為文超抱屈。
有一次，文超戲謔地對我說，他是被上帝“懲罰”的。因為他出身鄂西北農家，世代沒有出現一個大學生，而他卻獲得了從學士、碩士到博士的學位，得到從北京大學到伯克利大學的高學曆，最後，當上了博士研究生的導師。他的成就是他曆經艱苦、自我奮鬥得來的。可是，卻連上帝也嫉妒了。‘他獲怨於上蒼，因為他的事業和成就已經超越了上天可以容忍的極限。
文超是經我培養的第一位博士生，我看重他甚於我自己。無論從哪方麵看，他都比我更有潛力，更有積蘊，而他卻拋我而去。我的悲涼是徹骨透心的。我要向上天抗議，是它無情而不公地奪走了我的至愛和希望。
文超，你是太苦也太累了。人世茫茫，你還是認了命吧。你也好借此安息下來，結束你的雖然悲哀，卻依舊輝煌的、短暫的一生。你是無愧於師友，無愧於親人，無愧於人世的。我們永遠愛你，我們也把你永遠記在心中。2004年10月27日深夜至28日淩晨，心緒蒼茫，萬端悲苦，匆匆草於福建晉江旅次。
天壽山安魂辭
謝閱離開人間那一天，媽媽看見他一人在荒涼中前行。他頻頻回首，依依情重，不忍永別。後來，他在一座山峰的斜坡上坐定。他含笑著向送行的人們揮手。那天謝閱坐定的山峰，就是現在我們站立的這座天壽山。謝閱去世後，高黎帶著我們連續數日尋找合適的墓園，終於找到了天壽山前的這一片靈魂安息地。應該說，這是謝閱自己選定的，他生前就喜歡這樣的雄偉和開闊，他把這告訴給媽媽了。天壽山位於昌平南口，十三陵透逸而東，居庸關雄峙於北，這是謝閱永世長眠的地方，我們也把摯愛永遠留在了這裏。
謝閱出生在貧困而嚴酷的年代。他童年不僅缺乏營養，而且缺乏快樂。但他的成長是自強而健康的。他義無反顧地選擇了醫生這個祟高的職業，決心終身行善。我和謝閱的媽媽都從事文學研究，但我們尊重謝閱的選擇。謝閱敏慧而內斂，才情豐盈而吝於言辭。他看淡世間的繁華，以短暫的生命堅守自己的信念。他把樸素無華的愛，獻給了自己的親人和朋友。他把嚴重的病情向我們隱瞞了整整八年，為的是讓我們在不知中享受安寧，而他和高黎卻承受著巨大的內心折磨。兩年以前，謝閱不得不進行手術的那一天，我珍重地向他表示了這種發自內心的感謝。
我為謝閱短暫的一生惋惜。人正中年，事業剛剛開始，便陷人絕境。沒有飛黃騰達，沒有驚天動地，他隻是默默地工作，認真地做人。做一個平常的、純淨的，同時也是快樂的人。他是腦神經內科醫生，他知道自己的病情，他依然從容地麵對死亡。種花，養魚，開車，打高爾夫球，旅遊，早晚接送女兒上幼兒園，他的生活豐富而充滿熱情。而無情的事實是，他清楚地意識到他的生命已臨近終點！
世上有榮華富貴，有功名利祿，但這與謝閱無關。他看重的是世間的愛，他一生隻有朋友而沒有敵人。謝閱是平凡的人，但卻有著屬於自己的人生態度、理想和追求，一種不同於凡俗的、不平凡的精神。作為謝閱的父母，我們為自己的兒子而驕傲。我平生不信有來世，也不信有天國，現在我希望有。親愛的謝閱，我們都希望你在這邊失去的在那邊依然擁有。親愛的兒子，快樂永遠屬於你。生命因詩歌而美麗
我沒有歡樂童年的記憶，我的童年是灰色的和絕望的。從記事的時候起，我的頭頂就彌漫著戰爭的陰雲，饑餓、失學、逃難，是我童年的“常課”。記得上小學時，因為節日沒有新衣或是因為交不起遠足的．車資，我有意地回避了許多集體活動的機會。為了排遣孤獨中的哀傷，我常把自己關在樓上讀書。那時慰我孤寂心靈的隻有詩歌。半知半解地，我已經會背誦白居易的《長恨歌》和《琵琶行》了，我在發生在遙遠時代的淒婉的故事和優美的韻律中，得到悲情的寄托和宣泄。詩歌使我暫忘現實的困頓，詩歌給了我情感的撫慰。在孤立無援的時刻，我多麼感謝這多情的詩歌！
記得家鄉夏日的夜晚，滿天的星鬥，滿耳的蟲鳴，一領涼席，仰身向天，心中默默念著：“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一段古人神韻，它的優美的旋律，使我一時忘了身邊的繁難，伴我度過那些與幼小年齡並不相稱的充滿悲哀的白天和夜晚。憂患幾乎是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增長，黑暗無止境地向著所有的空間彌漫，在看不到希望前路的時刻，我癡迷於詩歌。開始是古典的詩，後來是現代新詩和外國詩。在中國最傳統的詩歌形式中，我找到了心靈的寄托。它的華美和安謐，使我的焦慮和煩憂得到沉澱。我在那裏溫馨和恬靜的氛圍中有一種飯依感。
與眼前的哀鴻遍野以及硝煙彌漫的一切醜陋和汙穢不同，詩歌向我展開了另一個世界。那裏的上帝是優美和崇高，那裏的靈魂是人性的至情。我在無可挽回地向著黑暗沉淪之中，我有了光明的救援——這就是我所鍾情的詩歌。從那時開始，我對這種文學形式有了一種新的體認。詩是產生於人們看不見的，甚至是不可捉摸的內心深處的，較之那些物質性的東西，它仿佛是一種“空無”。它所裝填的無限博大的內容，隻能在語言文字的外殼下感受到，因此它更是一種“無形”。然而，詩歌的無形之手卻向著無限的時空延伸，人們在它的無限的延伸中感到了它的無限的力量。什麼是詩？詩是一種文學體式，那裏充填著情愛，這情愛來自人的內心，並流向更多的人的內心。
到後來，由於接觸了五四新文學，我有了更多的新詩閱讀的經驗。我從新詩的那些經典性的作品中，體會到詩與時代、與思想的密不可分的關聯。這些詩使我認識到，詩不僅應當是優美的，更可以是熱烈的和激情的。它可以成為一種精神，引導人們走向希望和光明。如同五四時期的鳳凰涅架的歌唱，又如抗戰時期的火把的燃燒。當然，這一切必須是詩的——因為詩並不直接是思想，更不直接是政治。要是離開了審美意義上和藝術層麵上，要是離開了詩歌自身的特質去談詩的意義或精神，那就會離題萬裏。
從幼年時代開始，我就親近了詩這種文體。開始是一種欣賞的滿足，後來更有了創作的愉悅。和許多青年詩歌愛好者一樣，我也有過非常狂熱的學習寫詩的時候，那時甚至在與詩不相關的課堂上與同學“唱和”，而不顧老師當時在講什麼。我如癡如醉地寫了許多詩，其間也曾在當時的報紙副刊上發表過詩作。但我並沒有成為詩人，這由於環境，也由於理智。後來呢，後來的結局就是詩人當不成轉而研究詩了。這也許就是作為研究者和批評家的悲哀吧！
但不管怎麼說，我應當感謝詩。是詩使我戰勝了周圍無邊的苦難，是詩使我親近了人類最美好的情感，是詩使我向往聖潔和崇高，是詩使我遠離卑微和醜惡——生命因詩歌而美麗。
2002年4月5日於北京大學中文係
文學是一種信仰
文學的興趣
和許多青少年文學愛好者一樣，我對文學的接觸最早隻是由於興趣。我的小學和中學時代，炮火連天，生活動蕩，朝不慮夕。我一麵因每個學期的學費無著落而愁苦，同時又如饑似渴地找文學作品來讀，從巴金、冰心到魯迅、鬱達夫。開始是讀新文學作家的作品，後來延伸到唐詩、宋詞等古典作品。文學使我暫忘外界的煩憂，也使我的內心更為豐富，文學使我更為切近現實和曆史的焦慮，它催我早熟。我在別人享受童年歡樂的時候，便因文學而開始感受人生的憂患。
後來，我就自己提筆寫詩、寫散文了。時間是1948年，我還在念初中的時候。我寫那些東西，說是一種愛好，恐怕失之簡單。其實，是我找到了一種傳達內心苦悶和抗議的方式。那時我涉世未深，對社會、人生的思考也淺，隻是一種積鬱需要宣泄。文學就這樣走進了我的生活，成為我最初的朋友。
中學到底還是沒有讀完。在1949年那個曆史大轉折的時刻，我像當年那些懷有理想和激情的年輕人那樣，離開了學校，開始了新的痛苦的，甚至可以說是艱險的人生追求。我自信我當年的選擇，不是由於淺薄，也不是由於輕信。是當年我所接觸的有限的文學，使我對人生有一種向往，文學使我對真理和正義、平等和自由以及人性的尊嚴的認識，具體化了。我的人生選擇，是基於對當時的醜惡、黑暗和無邊苦難的否定，並在現實中找到了自認為可以實現理想的轉機——這就是我當年投筆從軍的簡單動機。那年我17歲。
聖地在召喚
我經受著艱難困苦的磨煉，不僅是環境的惡劣，生死的考驗，還有紀律約束下的內心苦悶——對思想自由的渴望，等等。1955年4月我複員回鄉。我聽到內心強烈的召喚，一種願望促使我選擇更為合理的生活。我一方麵等待分配工作，一方麵借來全部的中學課本，準備高考。當年8月，我接到北京大學的錄取通知書。我告別了從童年到少年生活過的小木屋、我的年邁的父母，溯閩江，越分水關，沿浙贛線一路北行，終於來到古都北京。我投身於北大的懷抱——等待和尋找了二十多年，終於在1955年金色的秋天，找到了屬於我的、也屬於中國的這片科學民主的聖地。
在這所校園裏，我從青年到中年，再到走完中年的今天，我已鬢發斑白，竟是人生的秋景了。我把青春獻給了這所校園，這所校園也以它的豐富和博大，以它的自由的空氣、民主的精神滋養了我。
前麵說過，我的小學和中學都是在戰亂和動蕩中度過的。高中剛讀完一年級，時局突變，我放下了書本，離開了學校。這一停頓便是六年。我人北大時，中學沒有念完，所以說，我的中學教育是不完備的。以前我接觸文學隻是由於愛好，人北大後，便開始了文學的係統學習。50年代的中國教育，在“學習蘇聯”的大背景下，開始走向新的規範。我在北大的專業是中國語言文學，那時一批有名望的教授都健在，我們的授課老師的名錄列開來，便是中國語言文學大師的一串長長的名單。我慶幸自己，最著名的學校、最著名的老師，還有最著名的圖書館！現在就看我自己的努力了。
一串長長的書單
我們的學習是繁重的，中國文學史從遠古一直延伸到現代和當代，我們在老師的指導下閱讀了燦若繁星的古今作家的作品。這種在曆史的線索下、以社會發展為參照的關於文學的習讀和思考，把我先前那種零碎和片麵的知識係統化了。我們於是獲得了一個關於中國文學曆史的整體的印象。現在反觀，有這個係統化的整理和隻停留在零星的層麵，是非常不同的。中國曆史非常悠遠，文化和文學的現象異常複雜，特別是社會發展各階段．中社會、經濟、政治各方麵的因素對文學的影響和製約，非常具體也非常深刻。唯有把文學發展置於中國社會、文化總的環境中加以考察，我們關於文學的意義和價值的評判方是可能的和可靠的。
北大五年的學習——嚴格地說，沒有五年，主要是“反右”和“大躍進”以前那短暫的時間——那時總的口號是“向科學進軍”，學習空氣很濃厚，政治的幹擾相對地少。那時課程設置很廣泛，對學生的要求也很高。在文學方麵，除了中國文學史，我們還學歐洲文學史、俄蘇文學史以及東方文學史。每一位老師都為我們開了長長的書單，從《荷馬史詩》到但丁的《神曲》，從巴爾紮克到羅曼·羅蘭，從拜倫到列夫·托爾斯泰……我們如牛負重，日夕奔波於宿舍、大膳廳、圖書館這三點一線上。
我們的課程還不止這些，係主任楊晦先生一再諄諄教導：語言和文學是“有機聯係”的，同等重要。於是，語言學的課程，跟隨在文學的後麵蜂擁而至：古代漢語、現代漢語、音韻學、方言學、普通語言學、漢語詩律學……王力先生、魏建功先生、高名凱先生、周祖漠先生、岑驥祥先生、袁家嘩先生、朱德熙先生等等都親自給我們上課。鋪天蓋地的廣韻、切韻、下江官話、閩方言、聲母、韻母……讓我們叫苦不迭。現在想起來，有這麼多的語言大師為我們授課，真是百年不遇的造化。此外，我們的課程還有邏輯學和哲學，以及西方和東方的哲學史，從古到今、由中及西，也是長長的一串書單。狂熱年代
盡管當時我們少不了怪話牢騷，但現在回想當年，回想那種劈頭蓋臉的學術“灌輸”，實在是受益無窮。那時年輕，在北大這樣思想自由、學術民主的園地裏，我們如魚得水，總覺得時間不夠用。50年代物質條件差，外界誘惑少，我們便全身心地撲在知識的汲取上。當我們潛心於學習之時，風暴正在遠方醞釀著。百花時節畢竟短暫。1957年突然而至的災難，很快就造成了全國性的緘默。在我生活的這個校園裏，琅琅書聲驟然消失，代之而起的是無邊無際的、花樣繁多的批判和聲討。
平靜的書齋生活很快就結束了。我和我的同學們隻能在政治運動的夾縫中偷偷地讀書、偷偷地思考。“大躍進”喚起了我們單純的熱情，我們響應了當時的號召，投身於“大批判”的熱潮中。1958年，我和我的同學們開始以1955級集體的名義，自己動手編寫《中國文學史》。我們日夜苦幹，如同那個年月全國全民大煉鋼鐵和“超英趕美”那樣，很快就寫出了一部“紅色文學史”。以我們當日的水平，它的片麵性和簡單化是明顯的。我們也很快發現了自己的幼稚和無知。盡管如此，我們最終還是受益者。我本人（我相信我們全體1955級同學也是如此）在這次“集體科研”中得到了全麵的鍛煉。工作逼迫我們去閱讀和占有浩繁的原始資料，也逼迫我們進行獨立思考。我們還得用自己的筆，寫出自己的所思、所感。感謝時間，感謝時代，給了我們這樣的機會，使我們未出校門便以所掌握的知識鍛煉了自己。
我屬於這個以撰寫“紅色文學史”而出名的集體。在那個權威受到蔑視的時代，我們意外地獲得了機會。這些機會促使我們成長。1959年，在我們把兩卷本的文學史擴充為四卷本的文學史之後，當年《詩刊》的徐遲等三位先生來北大找我。他們建議由我們若幹同學集體協作，著手進行一部新詩史的寫作。這個建議鼓舞了我們。那年寒假，我們從北大圖書館拉走了一車的新詩史料，帶著簡單的行李，住進了中國作家協會和平裏的一套無人居住的單元房。六位同學，我、孫玉石、孫紹振、殷晉培、洪子誠和劉登瀚，在別的同學都回家過年的寒假裏，夜以繼日地工作。一個假期，我們寫出了後來被稱作“中國新詩發展概況”的新詩史草稿。
鮮活而奇妙的天空
40年前的這段往事，與我後來的學術經曆很有關係，它是我後來從事中國新詩研究和批評的起步。早年對詩歌創作的愛好，也為我此後對詩的研究提供了助力。當年那些幼稚的習作，給了我關於創作過程的初步的理解，以及關於創作規律的體悟，使我麵對詩人的作品時，猶如麵對一片鮮活而奇妙的天空。每當此時，我仿佛是在和每一個詩人討論和切磋他們創作的成敗得失，而不是從理念到理念。
上述這種體驗，不專屬於詩的研究，而是屬於全部·的、各體的文學研究。平生常感歎那些做學問的人，往往把活學問做成了死學向。其原因即在於這些文學研究者，其實並不真懂文學。他們從麵對作品的那一刻起，就把具體、豐富、生動的文學創作抽象化了，把源自作家和詩人內心的充滿情感和意趣的精神活動，變成了脫離人生、脫離生命的幹枯的純理念的推理。
的確，文學批評和文學史研究是不同於文學創作的一種科學思維，這種活動要靠邏輯的力量，進行冷靜的分析和歸納。從本質上說，它是一種理性思維。但文學研究的對象與其他科學研究的對象，又有大的不同：文學研究的對象是感性的和形象的，它和人類的精神活動、特別是人類的情感活動相聯係。文學的生成和呈現都是具象的，它通過語言媒介，展現實有的和幻象的、可見的和不可見的、極為詭秘也極為生動的世界。麵對這一特殊的對象，研究如果缺乏想象力，缺乏與對象的情感認知，便是從事這一工作的人的先天性缺憾。
所以，我確認文學研究的性質是一種科學思維，但又不僅如此，這種理性思維從來都與感性思維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我不是作家，但我卻從以往很幼稚、也很有限的文學習作中得到了好處。我以為從事文學批評的人，欲要批評文學，最好本身能有這方麵的一些（哪怕是非常不正式的和微弱的）實際體驗。這樣，在批評家和文學史家麵前出現的對象，就不是“死”的，而是有感覺、有韻味、有情趣的“活”物了。
生活從中年開始
從集體編寫《中國文學史》到合作寫作《中國新詩發展概況》，以此為起點，這些不成熟的實踐，鍛煉了我掌握資料，進行抽象思考，並提煉、概括論點的能力。從50年代後期開始直至“文革”爆發，我在政治運動的夾縫中開始了有限的和幼稚的學術活動。其間，我把主要的精力投向了新詩的研究，這些最初的習作，我的蹄珊學步的足印，基本上都保留在我的第一本文集《湖岸詩評》中了。此外，在這期間，我還應北京出版社的約稿，寫了一本叫做《關於讀詩和寫詩》的小冊子。這本原擬出版的書稿，很快就消失在“文革”卷起的第一陣風暴中，隻留下當年那位熱情的資深編輯寫給我的一封“祝賀成功”的信，它記載著當年的遺憾。
此後，便是被迫的、無可逃脫的長達10年的苦難經曆。大學教師的生活剛剛開始，我便不甘心地停止了詩和文學的思考，以及一切的學術活動。生活是從來沒有過的艱難，10年中，我曾被數次“打人另冊”。隨後，一邊要我不停地工作，一邊又不停地把我當做“階級鬥爭”的對象。我個人和中國所有知識分子一樣，無法抗拒那一切。那10年真是無比漫長，我隻能在獨自一人時，偷偷吟詠杜甫痛苦的詩句：“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
噩夢醒來，人已中年。生活從中年開始，青春屬於80年代。那時節，教育界和文學界離散的隊伍正在集結。人們帶著肉體和心靈的累累傷痕，相會在新時代的陽光下。全社會都沉浸在悲喜交集的氛圍中，告別黑暗的動亂年代，迎接光明的開放年代。當日，人們都習慣於把這個光明和黑暗際會的曆史新時期，稱為“第二次解放”。後來，隨著對於“文革”動亂批判、反思的深人，以及對於現代迷信的清除，人們更樂於把它定名為新的“思想解放”的時代。從模糊的“第二次解放”到明晰的新的“思想解放”時代，說明20世紀70年代後半期，人們已經把情緒大喜大悲的宣泄，轉向了思想文化層麵的對於曆史動亂的反思。就我個人而言，在此之前，我沒有屬於個人的青春，更沒有我個人的思考的聲音，我的青春都貢獻並融化在大時代的潮流中了。那潮流淹沒了我的個性。真正屬於我的青春是從70年代後期開始的。盡管當時，我人已中年，但我還是真切地感到了頭頂那一輪嶄新太陽的明亮。
重新思考
“文革”結束後，我所麵對的受到文化專製主義栽害的文學園地，竟是可悲的一片殘敗和蕭條景象，極“左”文藝思潮造成了文學的扭曲的顛倒，“文化大革命”的後果，是創作、批評、欣賞總體水平的大倒退。詩歌也和其他文學品種一樣，受到嚴重的摧殘。在這片廢墟上，我明確感到應當結束在“批判”名義下的不間斷地破壞的狀態，我要以自己的精力貢獻於新時代的文化建設。把注意力從破壞轉向建設，我以為是此時中國知識分子應當承擔的曆史使命。我意識到，此時我應當做的第一件事，是堅持對詩歌的關注，是對詩的品質的重新認定，是恢複詩歌創作的正常秩序。為此，我開始就詩的基本規律以通訊的方式，寫了普及型的係列文字，從詩的本質到詩的形態，從詩的內涵到詩的藝術表現，從詩的鑒賞到詩的批評。這些文字是很幼稚的，但卻保留了那個年代單純的熱情。我的這些文章，後來以《北京書簡》的名義於80年代初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1978年在中國當代史中是極為重要的一年。這一年確定了中國向世界開放的方針，宣告了與世隔絕、閉關鎖國曆史的結束。這一年在北京召開了一個重要的會議。這一年北京西單一帶的牆上貼出了嶄新的詩。幾乎是在我寫作《北京書簡》的同時，北京的街頭開始流傳一份叫做《今天》的民辦刊物。那上麵刊登了許多陌生詩人寫的同樣陌生的詩歌，其中一部分詩歌，被張貼在牆上。麵對這些摒棄了虛假和充滿批判激情的詩篇，我感到這正是我所期待的；這些詩的內涵，喚起了我對昨日噩夢的記憶，它們擁有的藝術精神，給了我接續中國新詩現代傳統的、令人感到欣慰的真切的印象。我欣喜地發現，新詩在50年代以降的大部分時間裏所丟失的，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動亂歲月中所丟失的，在我如今麵對的詩中重現了。
第一個崛起
1980年在廣西南寧召開了新詩研討會。會上爆發了一場關於後來被稱為“朦朧詩”之爭的論戰。我是這場論戰的參與者。南寧詩會結束，回到北京，我應《光明日報》之邀，寫了一篇短文：《在新的崛起麵前》。這是後來被稱為“三個崛起”的第一個“崛起”。《在新的崛起麵前》中我為“朦朧詩”辯護，“朦朧詩”原是反對者帶有嘲諷意味的稱謂，而我則更樂於稱之為新詩潮，我指出它的進步性和合理性，以及它對中國新詩發展的革命性意義。這篇三千字的文章所引起的反響，是我始料不及的。它從出現之日起，即受到了激烈的、不間斷的批判和圍攻。其中有一些時候（如“反自由化”和“反精神汙染”時期），甚至把這些本來屬於學術和藝術層麵的論題，拔高到政治批判的高度上來。
我真的有點“受寵若驚”了。由此，我不僅感到了世道的可怕，而且感到了中國的惰性。中國的文人順從成疾，便生發出奴性來，這些人由奴隸而成為專製主義的衛道者，他們頑強地反對哪怕是給黑屋子開一扇可以透透空氣的窗子。一些習慣了“假、大、空”的人，甚至以“維護民族傳統”的名義、以反對“崇洋媚外”為借口，拒絕詩的現代轉化。
就是在這樣的文化處境中，我因推進新詩潮的變革而成為“異端”。反對者給了我一個古怪的名字：“古怪理論家”。這名稱現在是不大有人用了，但我由此而成為有爭議的人物，則基本沒有變。我在新時期的學術活動，始終受到來自藝術惰性和意識形態慣性的雙重壓力。我因目睹中國文學的變態和嚴重倒退，而支持旨在革故圖新的藝術主張和實踐，為此我屢遭天譴！這也許並非我的不幸，我因置身其中而更為了解中國、了解中國的文人。這種了解使我更為堅定。
置身雷區1977年開始恢複高考，北京大學也恢複了正常的教育秩序，我們迎接了恢複高考後的第一批大學生。 自從1960年畢業留校，直至70年代末，我方才開始做我應當做和願意做的事情。“文革”結束前後，沒有職稱，我是無數“永遠的助教”中的一個。職稱恢複後，我方才由助教而講師，而副教授，而教授。隨後，又恢複了學位製，我開始招收碩士研究生。1986年，我所在的北京大學中國當代文學學科被國務院批準，成立國內第一個當代文學博士點，我也成為本學科最早獲得培養博士研究生資格的博士生導師。從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這20年，是中國罕有的和平建設的年代，也是我個人罕有的能夠專注於本職工作的年代。正是因此，我對新時期懷有深深的感激之情。
中國當代文學是一門年輕的學科，以往從屬於現代文學，是現代文學一條“光明的尾巴”。在過去的現代文學課程中，進人50年代的中國文學，隻是一個“附帶”的部分。因為總是“附帶講講”，因而也總是匆匆。對於因社會大變動而帶來的文學變化的現象描寫和規律總結，根本無法做到。到了“文革”結束，這學科的時限又增添了10年，就曆史跨度而言，已經接近五四新文學運動至1949年的時限了。為此，“文革”一結束，北大中文係率先建起了獨立的中國當代文學教研室，我參與了籌建工作。
當代文學這一學科的設立和工作的開展，充滿了艱難困苦。我去年曾應《今晚報》全國博士生導師征文之約，寫了一篇文字，題目就叫《風雨相伴而行》。這題目意在提醒人們，當代學科的建立和開展，從來都是不平靜和充滿風險的。它是一門年輕而鮮活的學問。首先是，無止境地增長的作品和資料，使人目不暇接。尤為特殊的是，在這個領域中，文學以外的幹預從來就沒有停止過，以政治運動的方式來領導和推進文學的發展，幾乎是50年代以來的常態。持續不斷的政治批判和鬥爭，構成了“文革”結束以前長時間的當代文學的曆史。作家創作在特有時代氣氛籠罩下表現出特殊狀態，批評也如此。不是沒有文學，而是文學現象中夾雜著和糾纏著許多非文學的因素和意圖。這當然增加了文學研究的難度。
研究者首先麵對的是這種文學和政治“混合”的狀態。因此，研究文學就必須研究政治的趨勢和意圖。之後，再剝離它，從那些混沌中探討文學的生存狀態、它的真實麵目。在這種研究的開展中，研究者還受到被指定的價值標準和被規定的審美標準的約束。盡管批評家小心謹慎、如履薄冰，卻免不了要觸雷、引禍。但是，有見解和有膽識的批評家，往往也能從這些危境中奇跡般地挺然自立。當然，這裏幾乎每天也都在發生悲劇事件。其次，則是不斷增長的資料，造成了研究的困難。在古代文學和現代文學這些學科中，它的時間跨度不再增加，資料雖然也會有變動，但總的狀態是穩定的。而當代文學則不同，它是一種不斷“生長”的學科，特別是80年代以後，社會開放，創作自由度增大，有關的出版物和文學資料可說是“泛濫成災”。因而，當代文學研究者麵對著掌握和篩選這些資料的困難。
文學史研究和文學批評的開展，其基本法則是“減法”而不是“加法”。就是說，它必須不斷從那些混合狀態中選擇有價值的東西，而剔除和揚棄那些無價值的東西。這些工作的難度，不身曆其境者往往難知其間艱苦，即人們首先必須“麵對”它，而後才能“背離”它，而選擇則需要研究者的獨具慧眼。
此外，當代文學還是一門不被看重的學科，或者說，在一些人的眼裏從來就很鄙薄。一種成見，時間久了，就成了定見，即，這裏“沒有學問”，說透了，就是這裏沒有他們認為的那種“學問”。這些人既不了解學科的內涵和外延，又不了解學科的品質和處境，他們的這些成見究竟從何而來？在今日中國，認為越古越有學問者仍然不乏其人，於是，就發生了在大學或研究單位排擠或擠壓當代文學的現象：在學術評估上，在評定職稱上，也在評獎和各種措施、條例的設置上。因為不知而造成誤解，因為偏見而造成歧視，這種悲劇也幾乎每日都在發生。這，也就是我說的“風雨相伴而行”的意思。這種風雨，既有行政和意識形態的幹預，也有學術偏見和門戶之見的因素。
中國當代文學的學科建設，在“文革”的文化廢墟上建立起來，並且一直伴隨著社會風浪的撞擊和習慣勢力的強加而發展。處身於這個從來不平靜的領域，習慣成了自然，我仿佛是穿越雷場的兵士，一方麵小心翼翼，一方麵也隨時準備迎接突然而至的“爆炸”。人一旦把得失置之度外，對於外界的襲擊，也就變得有點滿不在乎了。
周末的聚會
自從第一位博士生人校，幾年之內，我身邊已經聚集了相當數量的博士生和碩士生，而且，有越來越多的國內、國外的訪問學者來到北大。當初我單槍匹馬，身單力薄。為了提高學生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全麵了解和把握，為了有效地促進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也為了應付越來越複雜的局麵，80年代後期開始，我以我主持的北大中國語言文學研究所為基地，建立了“批評家周末”。這是一種類似於文藝沙龍的周末學術聚會。我設計並提出若幹專題，確定專人做主講人，大家分別閱讀作品，在自由、平等、寬鬆的氣氛中討論和交換意見。從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學生們走了一批又一批，“批評家周末”一直不間斷地延伸到現在。
十多年來，我們進行了許多有意思的題目的討論。“批評家周末”吸引了更多人的興趣，也有熱心的朋友聞訊而來，參加我們的討論。這個文藝沙龍處身於商潮洶湧的當今中國，卻始終保持了獨立的學術品位和立場。北大是喧囂社會的一座孤島，“批評家周末”是這座巍峨學術殿堂的島中之島。
在一次劇烈的震撼中我告別了80年代。當日的悲涼情懷，使我很容易聯想起19世紀末中國的災難和悲哀。又是一個世紀末來到了，而19世紀末中國所發生的一切，仿佛還在昨天。我的學術生涯仿佛也到了一個轉折點。我一直把對文學的考察放置於中國社會的具體環境中。我總認為一代學者若隻是把他的目光僅僅停留在他所專攻的學業上，而忘記那些學業生存的環境，他的思考將會變得板滯和狹窄。我非常注重文學和社會的關聯，我認為文學難以脫離社會諸因素的製約。文學發展變化的原因，固然要從文學自身去找，但文學以外的原因，有時卻會產生極大的影響。這是古往今來不爭的事實，中國當代文學更是如此。可以斷言，若是離開了對於中國社會的認知和考察，當代文學及其研究將一事無成。
回望百年
我從中國文學的當代處境中，接觸到了一個更為深遠的主題：這就是如今中國文學生成的一切，仿佛都在冥冥之中維係著中國社會百年來的經曆和經驗。例如中國文學的使命意識，不論是救亡還是啟蒙；又例如中國文學的憂患主題，仿佛就是一種遺傳。我由此把思考從20世紀末遙遙地接通了19世紀末。這樣，自鴉片戰爭後的一切，一下子都湧上了心頭：中日甲午海戰的硝煙，戊戌百日維新的血跡……
從1989年開始，“批評家周末”的論題中又多了一個專題：百年中國文學的回顧，世紀之交的文學展望。我從探究中國文學的存在和規律的症結，而把思考的觸角伸展到了兩個世紀之交的社會、文化、文學的考察。從那時起，我們開始了以完整的一百年為框架的文學考察。我受到黃仁宇《萬曆十五年》新鮮的研究角度的啟發，以及《劍橋中國晚清史》宏大的研究視野的啟發，中國百年文學的構想開始在我心中形成。
我們從那時就開始了以年代為經、以該年代中的諸種與文學有關的現象為緯的交錯的“拚盤”式研究。各個題目主講人在這種統一的框架下，開始了有條不紊的工作。幾年下來，居然積累了相當可觀的題目。總數十三卷的《中國百年文學總係》，就這樣在北京大學“批評家周末”醞釀並誕生了！
近代文學不僅不是我的專長，甚至還是我的盲點。但我還是在學生們的鼓動下，承擔了總係第一卷《1898：百年憂患》的寫作。我把學術關懷從當代一下子提前了一百年。這工作對我來說是個難題，可是，這難題到底還是把我吸引住了。我終於獲得了一種關於中國現當代文學產生和形成，當代文學發展中所經曆的一切痛苦和悲哀的遙遠的原因，以及它的悲劇命運形成的總體印象。這些印象更為堅定了我對中國文學的曆史命運的基本觀點和基本立場。我的這些看法，在一些關於百年文學回顧的論文中，均有不同程度的表述。這樣，事情就發展到了1996-1997年度，這段時間是我出訪最頻繁的時期，也是我寫作和編書、教學最緊張的時期，被談論得沸沸揚揚的兩套“百年經典”，也是此時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