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以後，姑姑的兒子送我到附近的中學上學，走的時候，他讓我從家裏帶一個方凳，說是教室裏隻有桌子，凳子要學生自己帶。這是新學期開學的第一天，麥假剛結束（農忙時學生放假）。我背著書包，拿著凳子，從我住的亢村高中，走到亢北中學，直線距離也就二百多米，要經過一片麥地。那時候我認識了麥子。走進亢北中學沒有大門的學校，我的心非常焦躁，後悔到這地方來，可我沒有辦法，是我自己同意的，況且我的家已經沒有我讀書的地方了。我告誡自己別想別的，向裏走吧。從南邊進入學校，是一方黃土鋪就的小操場，兩棟青磚黛瓦的教室，同樣掩映在綠樹之中。在最北端東拐第二間教室門前，站著一中年漢子，這人就是我的班主任——王吉生老師。他約有三十多歲，眼睛大而圓，頭發明顯比當地人長一些，身材適中，是個標準的男子漢。因為事先打過招呼，他同我客氣了一句，就把我安排到了倒數第二座。我開始打量這教室，窗戶上沒有一塊玻璃，也沒有打碎後剩下的緊靠在木格上的碎片，可能從來就沒安裝過。這是七月份，教室裏飄滿了人體發出的我從未聞過的難聞的氣味。同市裏一樣，男生和男生一座。我的同桌是個胖子，短頭，穿塑料拖鞋，手上、身上、臉上落著明顯的灰土，上身是一件很久沒洗過的變了色的無袖背心，下著隻有一道鬆緊帶的薄布短褲。他好奇地看著我。我那天穿一網眼很大的塑料涼鞋，上穿半袖的海魂衫，下身是米色長筒褲。別的同學也和我這同桌差不多，有幾個看上去幹淨一些。所有的女同學都穿著長袖上衣、長褲子，沒有人穿裙子。這是中原的夏天，氣溫達到三十五、六度。我不明白這些女同學為什麼不穿得少一點，讓自己涼快一些呢？姑姑告訴我：“那是傳統。”在我的家鄉夏季最高氣溫很少達到三十度，就算達到三十度，也就持續三、兩天，隻要不在陽光下，就不會感到熱。在這裏我坐在教室裏，一動不動，就出一身汗。風很小，甚至感覺不到。後來，我發現這地方沒有洗澡堂，我在那住了一年，沒洗過澡。在家中，每個月我媽都給我兩角五分錢，讓我去洗澡。有一次，我拿著錢請個同學看了場電影，被她發現了，暴打了我一頓。在這裏，十年不洗澡也沒人管。
王老師是教語文的，他給我上的第一堂課是作文課。他說一口河南普通話，我能聽懂，這堂課他講得很認真，我聽得也很認真。他先在黑板上寫下作文的題目，“我是這樣做作業的。”王老師的粉筆字寫得非常規整，無一處多餘的勾連。
然後，他對我們說：“作文就是把平時用口語講的故事、事件用文字記錄下來。寫作文時要想著怎樣把故事講完整，讓人看得懂。我找兩個人，講一講他是怎樣做作業的，你們要認真聽，聽過以後就按照他們說的路子寫。”
兩個同學先後站起來，講自己是怎樣做作業的。真的假的說了一大堆，無非是說自己做作業時如何認真，用割麥子的間隙寫作業什麼的。
我知道寫文章是允許誇張的，他們說的是真是假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按套路寫一個完整的事件過程。
王老師說完，就讓我們寫，他伏在講台上的方桌前看書。
我寫好題目，想了想，下筆寫道“天氣熱的可怕（讀大學時才知道“可怕”是“熱”的補語，“的”應為“得”）”。是從課本上“天氣冷得可怕”演繹來的，接著寫到“鄉間的小路起了厚厚的塵土”（我把塵土的“塵”寫成了沉重的“沉”）。我竭力渲染了當地的暑熱，“我”又是如何在酷暑中做作業的。我平生第一次這麼認真地寫作文，我第一個寫完了，非常滿意自己的作品。王老師看到我把本放在桌上了，他走過來，問：“寫完了？”我回答：“寫完了，不好，你看看吧。”上中學之後，我還沒這麼客氣地同老師講話，我知道這不是我的家，客氣點好。他站在我座位邊拿起來看，看一會放下了，說：“很好，這班裏還沒有你這水平的。”
我聽後假裝沉穩，努力抑製住怒放的心花，沒有做聲。第二天，王老師公布作文成績，我得了第一名。他當眾讀了我的作文，大大地讚美了一頓，說什麼段落、結構、語言如何好。窘得我低著頭，周身冒熱汗，有發燒的感覺，耳朵嗡嗡響，仿佛聽到了村口老樹上的鍾聲。作文本發回來時，我看到他給我改了好幾個錯別字。
上學以來沒有那個老師表揚過我，我也從來沒想過讓他們表揚。一個月前我的班主任還說我是班裏“落後勢力的總代表”。她幾乎天天為一點小事訓斥我，我也每天都故意找點事讓她訓一頓。我一點也沒有不適之感，逗得同學“哈哈”大笑，我感到很有趣。我不怕她，可也很忌憚，她有權把我趕出教室，她說我“擾亂了社會主義大課堂”。離開了集體，我就沒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