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的時候大人見了都很喜歡，誇這孩子長得漂亮。我八歲的時候跟鄰居家的孩子一起去電影院看電影。因為買不著票，就站在電影院門口，手拿一毛錢，等著二手票。那時的二手票是指買到票的人因為有什麼事不能看了，就到電影院門前原價賣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我市沒有“黃牛黨”倒票，每場電影開演前，電影院門前都有一大群買二手票的人。一手票都被工廠、學校買走了，很少有零售票。每次有人來賣票，總被一大堆人圍住，我太小，搶不上去。我那時的理想是長大後當電影放映員，天天能看到免費的電影。
電影院開演的鈴聲打過兩遍了，再打一遍就開演了。我還沒買到票，有些失望。一對中年夫婦走過來，看到我站在一邊手裏拿一毛錢，知道我是來買票的，女人對男人說：“這小孩長得真漂亮，咱倆把他帶進去。”就扶著我的肩膀把我帶進了電影院。那時候大人看電影可以帶一個孩子，如孩子個頭低於一米，免票，高於一米交一毛錢，我交了一毛錢。沒有座位，隻能站在過道上，或是坐在窗台、暖氣上。那一天，我的美貌第一次派上了用場。
我上小學的時候，學生每年都要填表，上麵有家庭的基本狀況。我清楚地記得我爸爸在家庭出身一欄上寫個“工人”，又在家庭解放前後（四九年前後）經濟狀況一欄裏寫上“解放前有三十畝地”。我的班主任劉老師拿著我交上去的表格，嚴厲地問我：“你家是什麼成份？”我低頭說：“不知道。”其實，我早就知道，我家成份是“地主”。那年月“地主”成分可是大恥呀！
在我出生前的很多年，我那地主爺爺就過世了，他當年是怎樣欺壓、盤剝窮人的我爸爸從來不說。我是在家裏的戶口本上看到“家庭成份”一欄上寫著“地主”，才知道爺爺是地主的。那時候，“地主”就是大壞蛋。又過了些年，我才知道，我爸爸是****。****是什麼，我當時真不知道，也沒有人告訴我，我隻知道不好，和地主差不多。那年月政府打壓的對象是“地（地主）、富（富農）、反（反革命）、壞（壞分子）、右（****）。我爺爺是地主，打頭，我爸爸是****，斷後。我是地主的孫子，****的兒子，我生下來就低人一等，就是被全社會歧視、****的對象。我如果被同學打了，老師也隻是阻止一下。如果我打了貧下中農（四九年以前的窮人）的後代，老師就說我是“階級報複”，推到講台上，挨批判。因為我爺爺曾經欺負過他們的先人，所以我隻有挨打的份，從不敢打人。
我剛上學的時候，班主任不知道我是地主的後代，對我挺好。我學習也很好，她讓我當班長，又是第一批紅小兵（我入學的時候學生中的先進分子叫紅小兵，左臂上方戴一紅色的塑料菱形的臂章，上寫“紅小兵”。後來改為少先隊，戴紅領巾了）。當紅小兵是要填表的，這可壞了，地主成份讓老師發現了。我的“紅小兵”臂章戴了不到十天，她把我叫到了辦公室，收回了紅小兵臂章，又找借口撤了我的班長職務，還讓我同“反動家庭劃清界限”。“劃清界限”我可不敢，真“劃清”了，我上哪吃飯去呀？從此，我再也不敢爭先進了，就怕填表，更怕同學們知道我爺是地主。
二年級冬天的一個上午，全校師生站在校園內塵土飛揚的操場上，聽兵團女團長（就是紅小兵組織的領導）訓話。我小的時候，沒穿過襯衣襯褲，就一個褲衩、一個背心，外穿棉襖、棉褲。問：為什麼不穿襯衣？回答：沒有錢買。不光我這樣，多數同學都這樣。就是有錢買，也沒有布票，布票和工資一樣，定期、定量發放。
東北的冬天很冷，團長講話的時間又長，我凍得發抖，寒風灌進我的衣袖，刺透肌膚。我的清鼻涕流了出來，沒有手帕也沒有手紙擦鼻涕，對付清鼻涕的方法，是用衣袖口擦兩下，因為擦的次數多了，我的兩個袖口有些發亮，誰都知道那是鼻涕，沒有人笑話，男同學都這麼擦。
手帕是奢侈品，我無數次在商店的櫃台裏看過那塊小方布，售價一毛一分錢，還要布票。一個人一年給多少布票，我不知道，隻知道很少，僅夠做一身衣服。我媽媽要到過年的時候，用這些布票給我們每個人做一身新衣服。那時東北的孩子很多都有鼻炎或咽炎，我也有。現在每年冬天，我都咳嗽，要用力把肺裏或是氣管裏的痰咳出來。含甘草片，喝止咳糖漿都不好使。二〇〇八年，我在書店裏看到一個日本人寫的書，名字叫《病從寒中來》，我才猛醒，我這病是凍的。我到商店裏買了件厚羽絨服，每到冬天，早早就穿上，如果穿晚了就咳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