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孩子他爸喬洞是市塑料包裝廠的銷售員。那個廠以生產編織袋子為主，那時候編織袋子是新產品，替代了過去的大麻袋、牛皮紙袋，市場一度供不應求。
不知為什麼，政府忽然鼓勵發展鄉鎮企業，這些鄉鎮企業的領導人背著土特產，揣上一包錢，一臉憨厚相跑市場，他們很快就跑出了成果。
塑料料包裝廠是國營企業，國家有嚴格規定，國營企業如果用企業的錢（那
是國有資金）給客戶送禮，企業領導人將被查處。哪個領導願意為企業辦事自己被查處呀！
在市場經濟大潮的衝擊下，國營企業節節敗退，銷路逐年下降，質量和價格都不是商品競爭中獲勝的法寶。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輝煌一時的塑料包裝廠終於支撐不住了，全體職工無限期放假。廠長、書記加幾個親信留守，說是等待國家宏觀調整。放假期間沒有工資，不給交也沒有錢交養老保險，政府口頭鼓勵自謀生路，沒有任何政策支持。留守的人怎樣解決工資與保險？誰也說不清。有人說能要回來一些舊債，另外還有點庫底子。肯定有辦法解決，不給開資誰留守？
喬洞除了推銷編織袋，別的本事沒有。三十幾歲的人讓他再學新技能也難，他該幹什麼？我們一時找不到出路。好在我的單位還能支撐，養著他和孩子雖然緊吧一點，可還不至於挨餓。
那些日子，他整日裏唉聲歎氣，一言不發，默默地幹家務，接送孩子上學、放學，“他一下子老了五年。”
起初，我真沒太當回事，下崗失業的人多了，都沒餓死，咱怕什麼？那時候，我天真地以為政府一定會盡快想辦法，這局麵不會持續太久。報紙上天天有如何振興國營企業的文章，中央和地方都信誓旦旦地表態國營企業要“三年脫困”。我相信了報紙上的話，以為國營企業的困難是暫時的，用不了多久就會有好轉，我盼著企業盡快好轉。
終於有一天，我廠也支撐不住了，工資拖了兩個月，我有種不祥的感覺。孩子正上小學，如果我們夫婦雙雙失業，生活該怎麼過呀（那時候低保政策還沒有出台）！我開始催促喬洞想辦法了。
那時候，行政、事業單位的優越性開始顯現，他們不但不用擔心失業，而且工資還逐步上漲。
我開始後悔沒有找一個在機關工作的丈夫。讀書時的場景時常在我的意念中閃現。那時班裏除了蚊子對我有意，還有個叫薄庸的男同學也對我有意。這薄庸黃白鏡子臉，長相還行，他爸爸是市內一大廠的副廠長，家裏的住房、用具等都比我們這些普通人家的好。他的頭發總是梳理得很規整，還有點發亮。有一天，教現代文學的老師私下對我說“薄庸這小子油頭粉麵”。我聽後心裏對薄庸總有一點蔑視，認為他不可靠。
我家與薄庸家都住在學院西部，每天上學、放學我們都騎著自行車向一個方向奔。有一天，他在我前邊停下來，前後左右看自行車，我以為他的車出什麼毛病了，趕到他身邊停下問，“怎麼的了？”“小毛病，沒事。”他笑著回答，又低頭看了看車子，然後，用手拍了一下車座，跨上了車。過兩天，我又見他停在我前麵前後左右地看自行車。“車怎麼又壞了？”我經過時減慢了速度問。“嗨！這破車。”他答了一句就跨上了車，看來車沒有毛病。
我疑心他是故意檢查車，實際上是在等我。
這發現使我增添了一些自信，再看到他在我前邊的公路上前後左右看自行車的場景，我就立馬跳下車，也學著他的樣子，前後左右地看車，裝作找什麼毛病，等他走遠了，我拍一下車座，長出一口氣，再跨上車。我不想和他糾纏，我有我的追求，這追求是遠在他之上的。
真想不到薄庸還不到四十歲就當上了副局長，又過了幾年當正局了。早知道他有今天，我當時裝什麼呀！冷靜地想一想，誰知道他這個“局長”他丈人家出了多少力，娶了我會有這結果嗎？還是認命吧！薄庸這人不是漢子性格。一九八二年八月，我們幾個同學利用假期去北京旅遊，黃秋叢花一塊錢買十斤鴨梨，分給大夥吃，第二天，薄庸花一毛錢買一斤，放在口袋裏自己吃。他當上領導以後和同學都失去了聯係，同學去找他他也不見，就怕誰有事求到他，生怕一個閃失，誤了前程。其實，有些事情能辦就辦唄，達則兼濟親朋，才是男兒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