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四十九歲了，工作愈加不好找了。這年齡隻能幹社區保安還有拉保險的活，我又實在不想幹這活，不是嫌掙得少，是太沒麵子了。
女兒正上大學，雖然不是正規大學，可總得讀書呀！不混個文憑，打工都沒有人要。我知道孩子需要錢，我真的沒有錢給她。她媽媽知道我的窘境，坦然地告訴我“不用你”。深明義理的女兒沒有怪我無能，還打電話安慰我，這使我更加不安。
不是說“天無絕人之路”嗎？我怎麼找不著路了呢!口袋裏經常空空如也，最怕來電話，這個熟人的孩子結婚，那個同學的親人去世，都要花錢，不熟悉的電話不接。螢火之光，自照尚有陰漏，豈及他人乎！
窮不是理由，你沒有錢人家就會諒解你嗎？不會的。我每日在焦躁不安中度過，可謂“惶惶不可終日”。
忽然接到黃蟲子的電話，說他打工的單位要五十歲左右的人當監管員，已經給我報了名，讓我明天去參加培訓。
我參加了為期兩天的培訓。這是家中直企業下三級子公司，名字很大，法人單位。公司副總姓陳的親自講課，人事部長隨行。
我一聽就明白——甲方向銀行貸款，以實物質押，銀行不放心，找第三方擔保。我公司是第三方，要派人進駐甲方，監管質押物，我的工作就是監管員。監管員要二十四小時吃住在甲方，說是每二十二天，休息八天，八天後再到另一個家監管點，工作地點省內各地。黃蟲子隻比我早來一個月，也是監管員。公司領導讓他上台給我們這些新來的講了講具體工作。他擦去陳總歪歪扭扭的字，拿著粉筆在黑板上寫寫畫畫，教我們如何計算一堆質物的重量，及注意事項。看來領導很器重他。他的字算不上好，可比陳總好很多。他講完後，我注意到陳總沒再寫字。
這個工作真好，供吃供住，受人尊重，還能公款旅遊。工資不多，加補助不足三千元，給交養老保險和失業金。我早已習慣了省吃儉用，這些錢足夠我花的了。
公司要求監管員工作期間無特殊理由不準回家，發現質物有問題要及時上報。公司有巡查部，每個月都要到監管點巡查，一查監管員，二查質物夠不夠。偷著往家跑是不行的，公司給監管員發衛星定位電話，出了監管區就要開除。我是不會往家跑的，因為我沒有家，凡有吃住處，就是我的家。細想來，人同牛羊一樣，哪裏有水草，哪裏就是故鄉。
公司的辦公地點在省城，監管員不用去，公司監管部長用電話分派工作。來參加培訓的都是和我一樣年紀的男人，不同的是多數都是工人，名字也寫不好。公司要求記賬，寫監管日記，每周給公司發一張報表。這點活對我來說太簡單了。
聽說一個月讓回家一次，有人不幹了，一上午走了一半人。我沒有走，因為我無路可走。人事部長見狀，對我們說“你們有愛幹這活的朋友，可以介紹幾個來”。陳總又說“公司準備在你們這些人中選個組長”。大家都認為黃蟲子一定會當上組長。
讓我們找人，好事呀。我立即想起造紙廠同事，我當年的下屬魏莊。這人小我兩歲，對我一直很恭敬，造紙廠解體後，見到我還繼續恭敬。我很感動，認為他是個誠實可信的人。他和我一樣沒有技術，找不到體麵的工作，活得很累。我給他打電話，他愉快地來了，並做出感激的樣子。他的就業登記表填得非常認真，連黨員和先進工作者及在車間當過段長也寫上了。黨員，我沒好意思填。他和我一樣，十幾年不交黨費，不參加組織生活，按章程早就不是黨員了。課間休息的時候，我吃驚地看到他在地上找陳總扔的煙頭。我問他“幹什麼”？回答“看看陳總抽什麼煙”。一個陰影在我的魂間閃了一下。
二〇一一年一月我上崗了，我去的第一家監管點是地處我市郊外叫恒達的煉鐵廠。我去接班時，姓呂的監管員把我帶到塵土飛揚的現場，指給我一大堆黑乎乎的鐵粉，告訴我一個星期來看一次就行。我知道目測的方法，長乘寬乘高再乘比重。
這個廠在工行貸了一千萬，用兩萬多噸鐵粉質押。我的辦公室兼宿舍就在廠內。我每天看電視，吃飯，寫監管日記，睡覺。公司要求每天要到現場查看兩次，還要把查看結果寫在日記裏。如發現質物不足，要立即上報，再找客戶交涉。兩萬多頓貨，多一千噸少一千噸誰看得準？差不多就行。因為整天沒有事，就找了幾本閑書看。畢業後我很少看書，這回有時間了。我愛看寫戰爭的書，特別是關於二戰的書。曼施坦因、古德裏安、麥克阿瑟，飛機、大炮、坦克。我想不明白，希特勒為什麼敢以一國之力和全世界開戰？如果他懂得分享，和蘇聯結盟，共管歐洲，世界就不會是這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