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生死之間
哈爾濱北方大廈富麗堂皇的餐廳。
優雅的輕音樂有節奏地在這拚花地板的大廳裏卷起一陣陣溫柔、清新的風。輕風傳送著悅耳的碰杯聲、情侶的呢喃聲和親朋好友忘情的嘻笑聲。
大廳東角的一張餐桌，氣氛卻有些異常。旋轉的茶色玻璃桌麵上雖然也是豐盛的宴席，可坐在桌旁的五六個漢子卻愁容滿麵。一陣難熬的沉默之後，站起一個穿藍製服的男人，他臉色蒼白憔悴，聲音有些嘶啞。
“來，來，我敬大家一杯。三年來大家跟我辛辛苦苦，力沒少出，可工作沒幹好，把廠子幹黃了，我對不起大家。”
他說不下去了，手顫抖著拿起酒杯，一飲而盡。
“來，喝！”說著這五六個人站起來，都是一飲而盡，陪著老廠長侯印章喝下這杯傷心酒，吃下這桌散夥飯。
侯印章和他所領導的黑龍江省電力線路器材廠領導班子的全體成員，是今天一早從五常縣趕到省城，接受省電力局領導召見的。
他們得到的是一份無情的“宣判”：
“經局黨組研究決定，黑龍江省電力線路器材廠轉讓國防工辦隆華機電廠，正式轉讓時間另行通知，目前可做好工廠保衛和有關轉讓的準備工作。”
廠子就這麼黃了嗎？侯廠長的心就像自己的親生兒子讓人家搶走了一樣難受，他不甘心，也不服氣。
這是一個“畸形兒”，先天不足，後天失調。文革中槍促上馬，投入大、產出少，生產能力隻有設計能力的五分之一，產品單一，質量差，用戶寥寥無幾。工廠管理混亂，職工人心浮動。1977年投產以來，年年刮“黃風”，每年刮兩次，一次刮半年。今天終於“黃”了。侯廠長遞上的“報單”是：建廠以來國家投資1083萬元，而到1985年末企業帳麵虧損92.4萬元。還有“副產品”―這幾年有一名工人被槍斃，一名工人被判刑，一名工人被勞教。
侯廠長是問心無愧的。
能說他不負責嗎？三年來，他把全部心血用在工廠建設上，他也雄心勃勃，曾下大力氣整治工廠，因此被工人打了嘴巴子。有人站在廠部走廊罵他，他活活被氣病了，剛剛在北京做過肝部手術。
三年來他吃住在工廠（家在外地），起早貪黑，力沒少出，勁沒少費，但工廠還是走到了這一地步。
也許是流年不利，也許是力不從心，他最終還是成了失敗的將軍。
有人說，“杆廠（這個廠子主要生產水泥電杆，人們習慣稱她為杆廠）是省局的癌症，誰也沒招。”這話並不為過。在全省電力係統的三十幾個縣團級企業裏它是最小的，可又最讓局領導操心、傷心和痛心。為了研究這個廠子的工作不知開了多少次黨組會，工廠的班子也換了好幾茬，可總不見轉機，現在他們隻好忍痛做這樣的切割手術了。
1986年1月16日，局黨組在做出如上所述的“轉讓”決定時，他們的心情和侯印章廠長是一樣的。但是這個決定發出之後，二百公裏外“杆廠”所發生的情勢卻是他們始所未料的。
雪借風勢，風助雪威，一場鋪天蓋地的“大煙炮”卷過五常縣城，在城西杆廠寬闊的廠區呼嘯著打個滾，又向西南奔去。
與其說這裏是工廠，不如說更像戰後的廢墟，5000多平方米高大的廠房像一條死龍，悄無聲息地躺在冰天雪地裏，廠房上的玻璃窗口幾乎都是破碎的，暴虐的風雪乘隙而入，給沉睡的黑乎乎的機器蒙上一層悲涼的白衣。機械的主人們―"8923”部隊（外界送給該廠職工的綽號，早上8,9點鍾上班，下午2,3點鍾下班的意思）的男女戰士們穿著厚重的棉衣把手揣在袖子裏擠在車間一角吵鬧，唯一給他們點熱量的是叼在嘴裏的卷煙。
“咱們杆廠黃了，聽說省局把咱們賣了！”“消息靈通人士”當眾宣布。
“誰說的？”有人不信。
“省局來電話了，把老侯頭他們叫到哈爾濱，都攤牌了！”他說的有根有據。
“咱們堅決姓電。決不改嫁！”有人喊了起來。
“他媽的，誰敢把咱哥們賣了。咱們都上哈爾濱大街遊行！”有人發出這樣的號召。說著工人們湧出車間，頂著風雪向廠部走去。
在工人的吵鬧之間，以省局張副局長帶隊的工作組進駐杆廠，隨行的有幹部處長，他是來分配幹部的；還有勞資處長，他是來安置工人的；還有行政處長，他是來接收財產的―
蜂擁的人群把工作組團團圍住，有質間的，有痛罵的，簡直像“文革”中圍攻領導幹部了。更有能者，當場向工作組提出“一個為什麼？三十個怎麼辦？”―工廠為什麼要黃？幹部怎麼辦？工人怎麼辦？家屬怎麼辦？……另一名職工更厲害，竟向工作組發出“通碟”―如果工廠黃了，職工分配去向不好，我們就上哈爾濱遊行！
雖然遊行集會這是憲法允許的，可中國的任何一個地方都經不起折騰，大學風潮，已經使我們的領導神經緊張了，如果再有一幫工人也上街，那是不好交代的。工作組的同誌們不禁頭上滲出汗珠。
問題嚴重！杆廠告急！！
1986年3月8日省電力長趙希正帶領工作組二進杆廠，這是一個高規格的工作班子，其中有四名廳局級幹部，8名處級幹部。
三月正是大地回春的時節，可這裏還是雪捂冰凍。身材高大的趙希正局長脫掉大衣，樂嗬嗬地來到工人中間，這位六十年代清華大學畢業生不僅具備精深的專業知識，還有豐富的基層工作經驗，善於解決各種複雜問題，幹淨利落，決策果斷。在傾聽工人意見之後，他在這裏主持召開局長現場辦公會，並吸收了工廠的中層幹部參加。會議在激烈的爭論中進行，局裏的專家力陳轉讓該廠的理由：第一，建廠以來連續虧損，已成為局裏嚴重的包袱，局裏無力承擔；第二，廠子先天不足，應變能力差，無法解決；第三，廠子多年來經營管理混亂，人員素質低下，很難有根本轉變。
“我不同意這個意見，我認為杆廠有救！”一個年輕人發言了，他身材不高，很精幹，眼睛不大，很有神，他聲音不洪亮，卻有板有眼。“我們不能建廠十年，毀於一旦。國家在這裏投資上千萬，廠子也初具規模，如認真進行一番整頓改造，是可以發揮生產潛力的。既然絕大多數工人不願意黃，大家還是想把廠子辦好。如果局裏在政策上再扶持一把，全廠工人幹部齊心協力，廠子是可以起死回生的。不看到這些積極因素，隻想把它當成包袱甩掉，黃了杆廠，用杆靠伸手向外，那將會使我們處於被動，過去我省在這方麵是有過深刻教訓的。”
趙局長認真地記下他的意見，並在他的名字下重重地劃了兩杠。曹蔭昌，這幾天許多工人幹部都提到他的名字，大家把廠子的希望寄托於他―這個三十五歲的廠生產辦主任。他的經曆並不複雜，文革中初中畢業，後來下鄉，1973年考入哈爾濱電力學校，1970年來到這個工廠，當過秘書、辦公室主任，基建辦主任。1982年9月考取東北電力學院電力工業經濟管理專業，讀了二年大學。畢業後，又回廠工作。
他屬於中國一個特殊的階層―“老三屆”，他們在文革的動亂中被拋到社會的最底層，深知中國的國情民情，而中國曆史翻開新的一頁時，他們又最先接受改革的呼喚，對當代最新的知識有一種強烈的渴望，他們想把逝去的年華追回，實實在在幹點事，參與感和獻身感常使他們騷動不安，時代的纖繩必然搭在他們的肩上，共和國需要這批狂工。
省電力局現場辦公會開了整整三天，局長趙希正最後做出這樣的決定：撤銷1月16日的“轉讓”決定，工廠繼續留存。並決定工廠領導班子由民主選舉產生。投票選舉是在極其嚴肅的氣氛中進行的。與其說是選廠長，不如說是選擇自己的命運，每個人都鄭重地投下自己的一票。選舉結果：曹蔭昌以絕對多數票當選（隻差7票不滿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