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我和報告文學
―代後記
寫報告文學的主要有兩夥人。一夥是作家，寫膩了小說、詩歌之類，偶爾寫兩篇報告文學，嚐到寫幾年小說、詩歌也嚐不到的甜頭，幹著幹著就“樂不思蜀”了。另一夥是記者，幹巴而枯燥的模式已容不下鮮活而豐富的材料，於是把以短取勝的新聞通訊越寫越長，再摻點佐料和顏色，就成了報告文學了，越寫心越野，“身在曹營心在漢”，天長日久，也不時有人擠進了作家隊伍，寧當鳳尾也不當雞頭了。
我屬於後者。
我本來是愛“文學”的。“文化大革命”那場暴風雨把我卷到黑龍江畔小興安嶺的一個山溝裏屯墾戍邊，仿徨苦悶中愛上文學這個灰姑娘―連隊所有帶字的東西我都看了，連老鄉糊在牆上的報紙。看著看著，自己也寫起來，我的處女詩發表在連隊油印的小報上；我的劇本曾隆重地公演―在蓮隊大食堂裏，是一出抗議蘇修侵占珍寶島的活報劇，我還是該劇的導演，並在其中扮演一個蘇聯鐵路工人。
一個不幸事件使我走上幸運之路。
1969年一個春雨瀟瀟的早晨，我所在的連隊因侵占了林場的育林地被迫搬遷，我們把木克楞房子上拆下來的大圓木扛上汽車。突然一株巨大的圓木從車上滾落下來，就要砸在一些青年的頭上。這時一個瘦弱的身軀迎上去，用肩膀頂住滾木，並大吼一聲，大家驚閃一旁，可滾木把他砸倒，他躺在血泊中，再也沒有起來。他是東北農學院畢業生，在我的連隊鍛煉，和我睡在一鋪炕，也愛寫詩，未婚妻是教員，在老家正等他回去結百年之好。
我為他寫了很長的文章，淚水使字跡模糊了，可它還是發表了出去、在當地的黑河日報，在佳木斯的兵團戰士報，他被黑龍江建設兵團政治部命名為烈士，全兵團都學他。此文大概算我“報告文學”的處女作。
因為這篇文章，我的職務從連隊農工排長，變成營部報道幹事。我的營離兵團總部最遠，但我們在兵團戰士報發稿量經常名列前茅，因此我又被調到兵團戰士報當記者。1970年7月，在我到佳木斯火車站前那座灰色大樓報到的第一天，認識蔣巍，他也是剛從下麵的連隊調來的，到秘書處當秘書。那時，我們都寫詩，他的（大時代的列車）已使許多青年神魂顛倒，我的（飛奔吧，我的馬爬犁）隻記在樺樹皮小本上。
盡管我們報社（原農墾報）的圖書館已經過洗劫，我還是找到了夏衍的《包身工》、魏巍的（誰是最可愛的人）、穆青的《縣委書記的好榜樣》，我把這幾本書當成經典看了又看，能背下其中的章節。
踏著1976年10月勝利的鑼鼓，我和蔣巍一起調回家鄉的哈爾濱日報社。我開始在評論部當編輯，執筆了許多時局需要的大評論，也在《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發表過小雜文。1979年，到機動記者部當記者，主要寫通訊。記得1979年5月，我采寫過一篇題為《我愛你，中國母親》的通訊，當時新華社發了通稿，連香港、日本的許多報刊都轉載了。有人告訴我，這篇東西有點像報告文學。接著我又寫了一篇題為（他從美國回來了》更像報告文學的通訊，在當地引起轟動。我和蔣巍合作又把這個材料改寫成真正的報告文學（大洋的此岸和彼岸），發表在（人民文學）上，此文在第二屆全國報告文學評獎中獲獎，同時進入預選篇目的還有我寫的一篇題為（幸福）的報告文學。這兩篇東西說明，大概我還是可以寫報告文學的。
1983年春天，在北京參加第二屆報告文學發獎式時，（報告文學）編輯部主任朱寶蕎向我約稿，我向她講了女黨支部書記陳秀雲重用“反革命分子”安振東的故事―後來這個故事成了1983年7月號《報告文學》頭題《她在叢中笑》。這篇東西產生意想不到的“轟動效應”，全國幾十家報刊轉載，又被改編成電影、電視劇、話劇，甚至還有相聲。在第三屆全國報告文學評獎中獲獎。這大概證明我能寫好報告文學，哪怕就這一篇。
我沒有見異思遷，“樂不思蜀”，我對新聞事業一往情深，幹得有滋有味，還竟在一家報社當了相當負責的官。有人因為寫而當了官，當了官就不再寫。我也是因為寫而當了官，當了官還在寫。在中國當官也不易，但總比爬格子要滋潤得多了。我自找苦吃―在上白班的晚上，在上夜班的白天，抓緊時間采訪，見縫插針地寫。半官半文就不能像專家那麼講究，那麼地道了。我對自己要求很低，隻要堅持寫下去。就這樣斷斷續續寫了一些，多為編輯朋友們約稿，大大小小也得過一些獎，是對我的鼓勵和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