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我是幹俏活的。發的東西不多，都登在北京的大型報刊上，幾乎每一篇都有反響，獲獎率、轉載率都不低。這大概是運氣，文運。
報告文學最重要的是發現。在芸芸眾生中發現精英，在紛繁複雜的社會生活中發現奇聞，這如同在汪洋大海中撈取珍珠貝，在奔騰的江河中篩取砂金。好的報告文學作者都是“淘金狂。
“對於我們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發現。”這是羅丹的名言。然而成功的發現需要的決不僅僅是淘金者的不畏艱辛和百折不撓。我們要細心地傾聽上到北京的聲音下至街談巷議，要精心地觀察各種社會矛盾運動的軌跡，經過對各種信息的分析比較，敏捷地抓住關鍵性材料，由此引發開來形成一個整體思路。著眼於恢宏，入手於細微，雷達和顯微鏡並用。成功的報告文學，大凡如此。
1981年，中國的改革正艱難起步，改革需要更多的知識分子擔任棟梁，然而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步履維艱，難就難在黨的幹部“左”的積習太深，對知識分子有種種偏見，“武大郎開店”屢見不鮮。就在這個時候，我發現了陳秀雲，一個小廠的黨支部書記，敢於起用一個戴著反革命帽子的工程師安振東，使癱瘓的工廠有了生機，並不顧眾人反對，全廠第一個給安振東解決住房，並親自外調十二次，行程五萬七千裏，為安振東平反摘帽，而她幹這一切都是在“四人幫”橫行，知識分子正遭受厄運時。後來她又推薦安振東當副廠長、局總工程師和黑龍江省副省長，而她還是這個小廠的黨支部書記。我們的改革需要安振東，但更需要陳秀雲，因為有了陳秀雲，才能發現更多的安振東。於是我寫了《她在叢中笑》……
1989年春夏之交中國北京發生了那場震驚世界的風波，沉靜下來，大家都在思索，這一切是怎樣發生的，又怎樣防止？也是這一年的冬季，東歐和蘇聯也發生了急劇的變化。我們黨是清醒的，黨的十三屆六中全會做出了密切黨群關係的決議，就在這個時候我跑到了祖國東北角小興安嶺那片大森林裏，我認識了他―伊春市委書記楊光洪。他在1988年11月來這裏上任，看到幹群關係緊張，少數幹部民憤很大，群眾的情緒如幹柴烈火，他采取有力措施既堅決有力又審慎地整肅不正之風，實實在在地辦了幾件合民心、順民意、平民憤、察民情的實事，結果在1989年那場風波中這裏平靜如水，沒有一人上街。“伊春現象”值得所有共產黨人思考，我想讓所有人都聽一聽這《大森林的回聲》，據查已有《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藝報》、《求是》、《新華文摘》等多種報刊對此文評論或轉載，北京電影製片廠正動手把它改編成電影。
蘇聯著名的宣傳家加裏寧說過，寫新聞要“正如擊中當時繃得最緊的社會的弦”，“如果你擊在繃得最緊的弦上，那麼當然就會得到大的反響。”我寫的兒篇報告文學都有反響，大概是因為擊到弦上了。
而這些也許是偶然。哲學上認為，必然性和偶然性是相互聯係的，偶然性隻是必然性的補充和表現形式，在偶然性的後麵常常隱藏著必然性。法國科學家巴斯德說過：“機遇隻偏愛那些有準備的頭腦。”
我的頭腦還經常有點準備。
報告文學作家都是“情種”。往往采訪誰就被誰感動，感情一上來，文采飛揚，淋漓盡致，讀者看後也會熱淚盈眶。
我寫報告文學也是很動感情的。不過，我不是感情上來就寫，而是感情下來才寫。有人說，寫誰就要和誰以心交心，平等相待。而我總想和被寫的人保持一定距離，比他站得高一些。
總之要冷靜下來，不僅用感情寫，而且要用理智去寫。
1987年3月15日，哈爾濱亞麻廠發生特大爆炸事件，58人死亡，182人受傷，其中大多數是年輕的女工。大爆炸後五小時，我趕到現場，看到的是一片冒著濃煙的廢墟，聽到的是一片職工家屬悲痛欲絕的哭聲，我開始了一生中最艱難的采訪，我的眼淚幾次打濕我的采訪本，在寫到悲痛時，我竟泣不成聲。後來，我還是鎮靜下來，冷靜下來。我沒有過分渲染大爆炸的悲慘，而著重描寫了在巨大的災難麵前，中國工人階級表現出高尚的主人翁精神。我也寫了對這事件負有責任的紡織部長、紡織局長和這個工廠的廠長，‘寫他們痛苦的自責，寫他們和工人血肉相依的情感，寫他們為挽回巨大損失而做出的努力；更寫了造成這一事件的曆史原因―建國以來我們沒有集中精力抓經濟建設，外國同樣的工廠已技術改造八次，而我們還用這些陳舊的設備超負荷地生產。因此，我們隻能吞下曆史留下的苦果惡果。恩格斯說過：“偉大的階級，正如偉大的民族一樣，無論從哪個方麵學習，都不如從自己所犯錯誤的後果中學習來的快。”我的（大爆炸》就是提供這樣的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