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學了，我們滿懷喜悅，帶著希望，來到學校。一進門，迎麵看到“歡迎工農子弟入學”一幅橫標，高懸路上。我問耿東發：“我們家既不是工，也不是農，學校會歡迎我們嗎？”耿東發說：“我們雖不是工農子弟，但我們也是窮苦人家的子弟啊，我想應該是一樣受歡迎的。”果真如此，我們在胡以群老師麵前報到時，未費多少口舌，便接收了我們住宿。之後，我們三人還享受了人民助學金。
這裏，我想提一下我們的小學同班同學鄭其源。他才是真正的農民子弟，住在鄉下，每天上學總要走五六裏路，但從未見過他遲到早退過。沒有想到，我們報到時，在校園裏和他邂逅，並且還和我分到同一個班。這是我們瓜埠小學六乙班，也是我們瓜埠小學五三屆畢業生考取南京十中僅有的四個學生——耿東發、李家傑、鄭其源和我。後來，人們稱我們為“初中四友”，母校為我們驕傲，我們為母校自豪。三年之後，我們四人都因品學兼優被評為保送生。當時，南京教育局規定，保送生隻可保送進高中或師範學校。而十中的保送生可進南京的任何一座中學或師範學校，其他學校的保送生若想進我們十中，那還得經過篩選，優中選優錄取，因為慕名而來的實在太多太多。耿東發、李家傑和我，都毫不猶豫地留在了本校，隻有鄭其源去了南京師範學校。沒有想到，我們畢業後一別，就再也沒有見過麵。更沒有想到，我和鄭其源畢業後的一別，竟是我們的永訣。後聽人說，他畢業後，工作不久，就因病去世了。英年早逝，令人痛惜。近日，在翻閱舊的影集，發現我們四人入學不久時的合影，是黑白一寸的半身照，從四人稚嫩的臉上，還可看出當年洋溢著對錦繡前程的憧憬、追求和渴望。然而，他已離開了我們，永遠的離開了我們。看著照片，想起往事，不由得老淚縱橫了。
當年，十中招八個初中班。李家傑在甲班，耿東發在丁班，我和鄭其源在己班。大概因為鄭其源是鄉下人，再加上他性格內向，較少和我們在一起玩。我們三個則不同了，幾乎每到星期天、節假日，我們都會在一起。甚至晚飯後、晚自習前的那一小段空間，我們也會夾著書本在街上逛一遭，或坐在北操場的草坪上，弄一兩道幾何題來求證，然後，再進教室去上晚自習。
我們一起逛街、一起打球、一起看電影、一起洗澡、一起遊覽公園、一起……。逛街時，總是說笑打鬧一路。記得一個星期六的晚上，我們在逛街興盡回校的路上，突然發現一家門框上裝有電鈴，一時好奇心大作，都搶著按人家的電鈴，按了就跑，躲在一邊看主家的反映，直道人家從二樓探出頭來，看下邊無人，便罵了一句“是誰啊？討厭！”我們才一陣哄笑，滿足地走開。打球是常事，早晨晨練打，課外活動打，星期天節假日更打。特別是夏天，在體育館內，赤腳、光膀、僅穿一條褲頭，三人一撥，三球兩勝，敗者下台。每當體育館開放，六個球框下麵，占得滿滿的。體育館內，一片球聲，打得難解難分，打得昏天黑地，女同學從不照麵的。打完之後，去洗澡間洗澡，去飯堂打飯，坐在口字樓下南麵的石階上，狼吞虎咽，一暖瓶水，幾乎喝得精光，其累無比，其樂無窮。
現在想來，南京十中的籃球為何打得那麼好？為何打遍中學無敵手，甚至南京大學也不在話下？每當星期六晚上，應邀來體育館比賽的，不是駐寧解放軍部隊或軍事院校，就是在南京聯賽中拿過名次的強隊。一個中學校隊能如此的和強隊比賽對抗，這不能不說與體育館內的“一片球聲”和“打得昏天黑地”有關。不管你是那個班的，也不管你的球技如何，相識或不相識，隻要你湊成三個人，可組成一撥，參加任何一個籃下的比賽。勝者接著打，敗者下台。這對十中籃球的普及和技術水平的提高、培養學生的爭強好勝、永不言敗的頑強精神是卓有成效的。為不下台，你必須奮力拚搏，勇敢頑強，否則老下台，半天輪不到一次，多沒麵子。都是年輕氣盛，誰願服輸甘敗下風呢？我的球技就是在那樣環境和氣氛中提高的，但在十中，僅是校隊預備隊，還沒有資格代表學校參加比賽。可在大學，我一眼就被體育老師相中，大一就成了揚師院的籃球校代表。在十中，我是排球校代表，到大學，就是排球校代表主力。這當然與在十中煉就的體育功底不無關係的。在曆次運動會上，十中都能獲得好名次，是有名的全國體育紅旗校。
十中同學的榮譽感是極強的。記得有一次，是南京軍事學院還是南京高級步校記不清了，總之是一支解放軍隊，來我校籃球比賽，湯文耀老師（同學們都尊稱他為老湯老師）當裁判。湯老師當裁判一向如他做人，總是則己嚴，待人寬。這場比賽，眼看就要輸了，湯老師依然吹己嚴、吹人寬，這遭到全場圍觀同學的不滿，便發出一陣陣的起哄聲和噓聲。這種聲音其實不是針對湯老師，而是針對對方的。臨散場時，不知怎的，崔佩篤校長知道了，他卻堵在了門口，不讓一個同學溜走，關起門來把大家訓導了一番。給我印象最深的一句是“我們可以輸球，但絕不能輸掉精神，輸掉品質和人格”。當時，我們三個也在其中，受益匪淺，終身難忘。
十中的老師是最棒的，象湯老師這樣的何止一二；十中的領導是最強的，象崔校長這樣的還有王佐周、李震、周家瑞、洪大中、李治中、賈其銳等。
當時，學校組織看電影，屬於文體活動的一部分，勝利電影院、大華電影院隻要有新片，選擇教育意義強的，學生會都會組織去看。但我們似乎更喜歡舊影片，洪武路工人文化宮旁有家新華電影院（名字不知對否），學生票也就是現在的三、五分錢。洪武路離學校較遠，我們都是走著來回。到了冬天，我們都是跑著來回，一麵跑一麵把凍得像胡蘿卜似的手放在嘴上哈氣。回來時，邊跑邊議論影片的內容，感到快樂無比。
因為學校有洗澡間，隻有冬天，我們才到外麵澡堂去洗澡。南京冬天的冷，有時不亞於北方，可北方有暖氣，南京沒有。沒有倒也罷了，還要把門窗大開，說是要呼吸新鮮空氣。空氣倒是新鮮了，可把人凍得夠嗆，所以冬天澡堂的生意特別好。我們學校對麵的彙文裏巷子裏，就有一家澡堂，我們三個經常一起去洗澡。澡堂裏不象現在有噴淋，它僅有裏外間，裏間是大池子，外間有一小清水池。人們在大池子裏洗完澡，就在小清水池裏舀清水洗頭、衝身。洗淨之後，出來有跑堂的（現在叫服務員）用熱乎乎的毛巾把，把你身上的水從上到下擦幹淨，再給一塊大幹毛巾披在臂、背上，坐在位子上，邊喝茶邊聊天，愜意自在，這是一種享受，僅花一毛錢。還有端著盤子，拎著籃子賣青蘿卜、紫蘿卜、豆腐幹、花生米和香煙、火柴的人，來回低聲叫賣。記得有一次，我們三人，買了豆腐幹，他用小刀，把豆腐幹切成小塊，再給三個小木簽，一人一個地插著吃。我們邊吃邊聊，最後還剩一小塊，我們三個手持小簽，都搶著爭插它，結果，誰也沒插著，它卻滾落到了地上，於是大家哈哈大笑了之。現在想起，十分有趣，年青人的浪漫、天真，友誼便在其中了。
公園遊覽，也是我們節假日的活動內容。我們去過中山陵敬仰，靈穀寺、明孝陵訪古，雨花台憑吊，夫子廟、秦淮河遊覽，但更多的是去玄武湖遊玩，因為那裏可以劃船，溜旱冰，觀賞動物，晚上還可以看露天電影。
我們的初中，從未像現在的學生感到功課緊，學習忙而感到壓力，我們的課餘時間就是文體活動和遊玩。玩，可以闊眼界、長知識、活腦筋、娛身心。實際上是有助於學習和健康的。我們三個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的。初中三年，我們不僅成績優良，保送上了高中，而且還先後加入了共青團。
1956年，十中高中招六個班，李家傑被分在三班，耿東發和我同在四班。這時，又來了個“新”夥伴。他叫李廷秀，也是保送的，分在五班。李廷秀也是我們小學同學，是六甲班的，在南京一初中上的初中，雖不同校，但也來往過。這次“加盟”，鐵哥們由三人發展到四人，能不高興嗎？但高中的功課不象初中的簡單，容易，學習繁忙起來，再加上“運動”一個接著一個，什麼農村的合作化運動呀，整風、反右、寫大字報呀，大煉鋼鐵、學工、學農呀等等。我們又都是班上的幹部，李家傑是班長，耿東發是圖支部宣委，我是生活委員，大煉鋼鐵時還是勞動大隊長，李廷秀什麼也不是（可走上工作崗位後，就算他官大，成了山東鄒城市發電廠的副廠長）。學習工作忙了，時間緊了，在一塊的機會自然少了。盡管這樣，我們還是盡量找機會，擠時間在一起逛街、打球、看電影、遊公園，但更多的是在一起吃碗陽春麵、雞鴨腸湯什麼的。同學加同鄉，具有一種本能的親切。
1959年，我們都順利地完成了高中學業，考上了大學。耿東發在南京大學地質係，李家傑在南京工學院機械係，李廷秀在南京工學院機電係，而我在揚州師院中文係。四人中隻有我離開了南京，離開了他們。我們除了書信往來，寒暑假偶爾也在瓜埠相聚。因為我是孤兒，吃住不方便，所以很少回瓜埠。但隻要回去，總是和耿東發睡在一起，也曾在李家傑家吃過年夜飯，在李廷秀家作過客。在我們的隊伍中，又多了幾個小學女同學，她們是戴淑華（就是上麵提到過的小學六乙班的中隊長，——她初中高中都是在六合上的，在無錫輕工業學院畢業後，成了耿東發的夫人）、曹秀華（初中高中都是在南京上的，在南通醫學院畢業後成了李廷秀的太太）。還有兩個女同學，與李家傑和我有緣無分，最終未能成為眷屬。返鄉時，我們幾個幾乎天天泡在一起，記得有一次在曹秀華家包餃子，分頭買來了肉、白米蝦，豆腐幹和韭菜做餡，皮子是用大擀麵杖在大桌麵上擀成了一大片，然後用小碗口一扣，一轉動，就是一個。包出的餃子個兒大，皮兒厚，大碗也隻能裝四個。但因為是大家動手，忙得熱火朝天，當然吃得香鮮可口，其樂融融，其情悠悠。這種情感的升華變成愛情也在情理之中了。
大學畢業後，我們各奔東西，再加上文化大革命，我們失去了聯係，杳無音信２０多年。八四年，我攜長子返鄉一次，在南京，我首先帶他去母校十中看看，帶他到口子樓裏走一遭，並指給他看我曾住過的幾個房間。他不僅讚歎學校的環境幽美，對樓群的錯落有致，鍾樓的壯麗，體育館的宏偉，操場的廣大整潔也讚歎不已。在瓜埠，我打聽到耿東發夫婦在常州，李家傑在上海，李廷秀夫婦在山東，但詳情和通信地址還不得而知。一年後，我突然收到耿東發的來信，真是高興啊！從中，我知道了他們的情況，可見他們是有聯係的。之後，我們書信往來不斷。八七年，我出差上海，途徑常州，去拜訪了耿東發夫婦，住了一夜，又和耿東發同床共寢，幾乎暢談了一宿。他和戴淑華生有一男一女，戴在常州紡織品進出口公司工作，是個部門頭頭。她工作很忙經常出差，還到過澳大利亞。聽她說，途經香港時，還拜訪過小學六甲班的同學徐家仁。徐家仁是南京林學院畢業的，文化大革命期間，隨他夫人（是歸僑）去了香港。近幾年，每到歲末都給我們寄賀年卡。在耿東發家，因為和他夫婦久別重逢，兄弟般的情誼，在他們招待的一言一行中表現得淋漓盡致，使我有回家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