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到了上海，找到了李家傑家。記得那是一個下午，已經六點多了，仍然是鐵將軍把門，隻好耐心等待。近七點了，他夫人下班回家，聽說我是家傑的同學，又是遠道而來的老鄉，便開門讓我進屋去等。這是一個家具什物填滿了的小房間，甚至牆上都充分利用了起來。一張雙人床占據了房間的一半，床上堆滿了什物，一張方桌，供白天吃飯用，幾個箱子整齊地碼放在牆角，上邊放有一台電視，剩下的空間僅能放一張小床。我估計大概是十平方米左右。門外，是好幾家共用的水房和廁所。看到這些，心有戚戚之感。他的夫人，是中學教師，教化學的。她指著床上的東西對我說：“睡覺時，再把它們放到桌上去”，又指著僅有的空間說：“晚上女兒把床下的折疊床拉出來，就睡在這兒”。這就是當時中國知識分子（準確地說，是中國城市——特別是大、中城市，普通老百姓）的住房現狀。天黑了，家傑回來了，一見麵，互相都愣了一下，然後，竭力從對方的臉上尋找昔日的影子。最後，從家傑的口裏迸出一句：“哦，你是何有益！”看來，我變得叫他認不出了。然而，我看他又何嚐不是呢？他瘦長身材，憔悴麵孔，花白頭發，除了炯炯有神的目光依舊，幾乎找不到了當年的影子。唉！歲月的無情，人間的滄桑，我們這一代人，實在經曆得太多太多，怎能不在彼此的身上，臉上留下摧殘的印記呢？聽他說，文革期間，受派性的影響，被“流放”到廣西山區，美其名曰“支援三線建設”。可那掌權的造反派為何一個也未去呢？在落實政策後，他回到了上海，能有一小塊自己的天地，已經不錯了。之後，隨著改革開放的步伐，他在上海印刷機械研究所，入了黨，評上了高職，當上了一個部門的頭頭，兩次喬遷新居，現在住的是一百多平方米的新三居室，女兒也出了國，老兩口也退了休，過著幸福快樂的晚年生活。
常州、上海尋訪歸來，我們書信往來不斷，也和山東的李廷秀聯係上了。李廷秀，此時已改名李誌研，先在十裏泉電廠工作，後調鄒城市發電廠任副廠長，夫人曹秀華是該廠醫務室的大夫。遺憾的是八八年母校金中（此時十中已複名為“南京金陵中學”。校牌是趙樸初老先生題的）百年校慶，他未接到通知，故未前往，隻有耿東發、李家傑和我，又相聚在母校的操場上。雖和同班同學回憶往事，暢談近況，其樂無窮，但更多的是我們三個在一起親密無間和兄弟般的情誼。我們又徜徉在新街口的街道上，心中湧現無限的感慨，往事曆曆在目。過去我們常逛的舊貨市場和偶爾光顧的陽春麵、燒賣和小籠包子以價廉物美著稱的“三六九”麵館沒有了，代之而起的是突兀蒼穹的三十七層的金陵飯店。新街口的日新月異的巨大變化令人驚歎，但我們的友情卻地久天長。這是我們三人分別三十年後，又共同遊逛在昔日常逛的南京馬路上。故人相聚，故地重遊，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問蒼天我們能否把時光倒轉，把此時、此情永留？
可喜可賀的是，一九八九年五月，我們又一次的在鎮江相會了。那是應邀同去參加小學同學劉麗蘭兒子的婚禮。這時李家傑從上海、耿東發夫婦從常州、李誌研夫婦從山東，我和驥兒從河北，還有揚州的幾位闊別了三十多年的老同學歡聚在這裏，有說不完的話題——過去、現在、學習、工作、生活、家庭……無所不談。我們還遊覽了金山、焦山，我用自帶的相機拍下了不少珍貴的相片。回來後衝洗好給他們各寄一份。在鎮江，特別是我們金中四友（二李一耿和我）喜相逢，喝喜酒，可算是喜上加喜，不可謂不是一大快事。然而，我們都是年過半百之人了，雖然是各自成家立業，也可以說都是事業有成，但“同學少年，書生意氣，風華正茂”的中學情誼，令我們有“相見時難別亦難”的感傷。因此，耿東發提議，還要在家鄉瓜埠，把外地工作的小學同學招回聚會一次。後來，在給我的信中，已擬好了名單，並建議由我召集，還說有機會定來北方訪我。在鎮江，我們金中四友同寢一室，這是何等幸福的事呀，可是耿東發鼾聲如雷，吵得我們難以入眠。第二天，李家傑拿戴淑華開玩笑說：“你聽不到耿東發的鼾聲，昨夜一定沒睡好吧？以後，你可以用錄音機把鼾聲錄下來，當耿東發不在身邊時，你可以放錄音伴你入睡。”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後來在耿東發給我的信中，有這樣一段話：“今年以來，我常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憂傷感，好象對一切都不大感興趣，心緒不定，難以振作起來。我已年過半百，身上的毛病也日益增多起來，我常疑心我會突然離開人世。想到我早走的大姐，哥哥，是不是該輪到我了。總之，一切都有點反常！”鼾聲如雷也好，信中所說的內容也罷，我從未對這些有過過深的思考，更未想到這是他臨終前的信號。因為在我心中，他再也不是幼時矮小瘦弱的耿東發，而是紅光滿麵，略帶將軍肚的敦實健康的耿東發了。也聽他說過，喜喝濃茶，且抽煙多，但我以為這大概是工作繁忙的需要吧！
可萬萬沒想到，鎮江一別，竟是我們的永別。一九九一年二月三日，我突然接到李家傑從常州打來的電話，說耿東發與世長辭了。聽後，我突然感到天崩地裂，如雷轟頂，昏昏然，暈暈然，繼而，老淚縱橫。我簡直不敢相信這是真的，但李家傑會用這種事情和我開玩笑嗎？於是，我拖著發冷的身子，挪著沉重的腳步，蹣跚地來到郵局給戴淑華發去吊唁電。回來後，我獨自坐在房間，思緒萬千，感慨萬端，往事湧上心頭，淚水潸然而下，久久不能自已。
因為路途遙遠，我不能前去吊喪和東發見上一麵，親臨送他上路，遺憾之至，心中惴惴。後在戴淑華的來信中得知，東發死於腦溢血，他於二月二日晚十一時前看電視，十一時後在另一房間活動活動準備睡覺，可就在活動時突然暈倒在地，急忙送進醫院，醫生說腦出血，出血點無法醫治，於第二天晚８：３０分心髒停止了跳動，連一句遺言也未留下，這是戴淑華最最傷心的。丟下了淑華和一雙未成年的兒女，可悲可歎可憐呀！
在追悼會上，耿東發單位的領導，在悼辭的最後，給了他公允正確的評價。“耿東發同誌的一生是艱苦奮鬥的一生，勤奮好學的一生，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常州礦務局科技力量的一大損失，是礦務局地質工作的一大損失。他的優秀品質、優良作風永遠值得我們學習，永遠值得我們紀念。耿東發同誌安息吧！”
在《江蘇省常州市高級專家名錄》中，對耿東發有這麼一段描述和總結：“耿東發，男，江蘇六合人，一九三七年十月生。一九六四年畢業於南京大學地質係放射性礦產專業。先後在粵北、粵西等地從事鈾礦普查和勘探工作，在常州市煤炭局、礦務局從事礦業地質工作，曆任普查組長、勘探分隊技術負責、高級工程師等職。曾兼任中國礦業學院函授教師，常州青少年地學愛好者協會顧問。曾主持完成各類地質報告多件的編寫、主審及主修地質報告與文字說明書多件，起草製訂多項技術業務管理規定及生產礦井八大地質圖件的編製內容和表示方法、統一了十八對生產礦井的地質圖件。發表《常州礦區瓦斯湧量差異分析》、《卜戈井田同生衝蝕現象的存在及其研究意義》等篇論文，並分別獲全國、省煤礦學會優秀論文獎”。
常州失去了一個好的地質學家，戴淑華失去了好丈夫，一對兒女失去了好父親，我們失去了好朋友。他的英年早逝，怎不令人痛惜？耿東發曾在信中說，要來北方訪我的，然而，這已成了他永未實現的遺願，不僅是他的遺憾，也是我的遺憾。
他曾來信說邀集小學同學在瓜埠聚會的，這也是他未曾實現的第二個遺願。可是在九七年的春節，我們幾個要好而常聯係的同學相聚瓜埠，這是否能圓了耿東發的第二個遺願呢？人雖不如他曾設想的那麼多，他也未能親自參加，但參加的人都是摯友莫逆，有來自香港的徐家仁全家（他攜夫人及一雙兒女），來自山東的李誌研夫婦，來自鎮江的劉麗蘭，來自上海的李家傑和來自河北的我。我們歡聚一堂，談近況，敘舊情，頻頻舉杯，互相祝福。徐家仁的相機，李誌研的攝像機記錄了當時的情景。後來，他們各自為我寄來了相片和錄像帶，可算是彌足珍貴了。友誼天長地久，情思悠悠萬年。隻是沒有了耿東發，熱烈的氣氛減少了許多，再加上戴淑華觸景傷感終於抑製不住了自己的感情，眼淚像卸了閘門的水，哇哇大哭起來，我們的心也隨之碎了。分別時，徐家仁送給我們一人一塊石英表和一隻鍍金的銅鑰匙鏈做紀念。我們都已花甲之人，何時還能相見？縱然相見，誰又能保證“一個都不能少”？懷著依依惜別的深情，我們分別了。
不久，聽說徐家仁大病一場，所幸的是慢慢痊愈了。可李誌研就沒那麼幸運了。九九年，耿東發兒子結婚，我和李家傑、劉麗蘭都去參加婚禮了，可李誌研夫婦卻未能來，僅彙來了禮款，就連母校的一百一十一周年校慶和我們五九屆的高中畢業生畢業四十周年聚會也未參加，其原因是身體欠佳，不能前往。不久，李誌研在和我的通話中說：“病魔纏身，且腿發腫。”這使我聯想到老伴常說的一句話：“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即男人有病，最怕的是腿發腫；女人有病，最怕的是頭發腫，因為民間說那是病入膏肓的征兆。不久，就聽說去上海醫治了；再不久，就接到李家傑的電話，說“李誌研離開了我們”，我又一次經受了如雷轟頂，頓時感到天昏地暗，又一次拖著沉重的腳步，去郵局發吊唁電，彙唁款以表哀悼。
金中——我親愛的母校，我們瓜埠的初中四友，走了鄭其源；高中四友，走了耿東發和李誌研，現如今隻剩下我和李家傑了。每逢年終歲末，收到徐家仁從香港寄來的賀卡，接到李家傑從上海打來的電話，總要引起我對亡友和往事的回憶。去年作詩一首，名曰《辛已歲闌思友情》，今年又寫文一篇，題名《悼亡友，思友情》，以寄托我對逝者的哀思，對生者的懷念。詩雲：
每逢歲末港來鴻，思緒難收想弟兄。
義似關張居建業，情同手足在瓜黌
青梅與士淑曹戴，竹馬迎逑俊誌東。
曹戴誌東鹹我友，乾坤兩處望星空。
詩作好後，我請保定著名書法家，河北大學中文係教授，我們親愛的金陵校友，熊任望學長書寫兩幅，分別送給耿東發遺孀戴淑華和李誌研的遺孀曹秀華。我又擔心這會引起她們對親人的思念而傷感。因此，老是惴惴不安，但願她們能理解我的心而原諒我。
唉！今天他們去了，有我為之寫悼文；明天我去之後，有誰為我寫悼文呢？
嗚呼哀哉！
寫於壬午歲末（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