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門，我們住了一宿。第五天，上午購物，什麼服裝、首飾、吃的……我一概沒買。又在冷清的蓮花廣場拍了照。蓮花廣場可不如紫荊廣場熱鬧，這座包金的銅質蓮花也不如香港的紫荊花大，也是中央政府在澳門回歸時送的。
下午我們一行十二人返回了香港，乘五點的飛機，飛回天津，結束了港澳五日遊。
這次港澳遊是我平生的第一次，因來港而乘坐飛機，也是我生平的第一次，和徐家仁夫婦吃烤乳豬也是第一次。在人的一生中遇到的第一次是無數的，但於我——一個七旬老人，能經曆上述的第一次，每當想起，幸福喜悅之情油然而生。
我又一次重溫了香港回歸時，大不列顛殖民統治的旗幟降落，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及香港區旗緩緩上升時的激動和喜悅，以及澳門回歸時，小女孩唱的聞一多先生的“七子之歌——澳門”時的喜悅和心酸。我想台灣的回歸還會遠嗎？正如我在一首詞的結尾寫的：“炎黃後，有秦心漢誌，一統河山。”待到祖國一統時，我還要遊覽寶島，我堅信會有這一天的！
寫於20０６年１１月１８
作者與徐家仁夫婦合影 小懷表
在澳門
十一 兩把小木椅
兩把小木椅是我的傑作，而且是我的處女作。我非常喜歡它們。
我自幼讀書，大學畢業後，又從事教書，木工活於我似乎是風馬牛不相及。然而，在那個非常時期，動亂年代，似乎什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這不，時世造就了我這個假木匠。
那已是３０多年前的事了。我大學畢業後，被分到保定化纖廠任教。兩年後，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它來勢洶湧、勢不可擋。接著就是大字報鋪天蓋地，“打倒”聲響徹雲霄；“牛馬蛇神”在這兒戴高帽遊街，“走資派”在那裏“坐飛機”批鬥；造反派忙著武鬥，紅衛兵爭著炒家；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知識分子靠邊站；一切文化典籍被斥為封資修而付諸一炬，能糟會鬧不學無術者卻捧為英雄而予以大加褒獎……。一時間，祖國上空彌漫著“黑雲壓城城欲摧”，華夏大地流淌著不幸者的血和淚。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善良人民在水深火熱中呻吟。我真的想起了焚書坑儒的秦始皇和揭竿而起的陳勝吳廣了。這哪裏是什麼文化大革命呀，分明是禍國殃民借機爭權奪勢。
在“要接受工人階級再教育”的口號下，我們這些知識分子隻好放下手中的書本，去車間勞動改造，幹最髒最累最重的活。我先後挖過防空洞、燒過磚和石灰、在化糞池的最底部掏過大糞、化纖廠的所有車間我幾乎全部勞動過。這是否煉出了一顆紅心了呢，我自己也不知道，卻跟著工人做起了木工活。
當時，有不少工人，拿廠裏的廢舊木料，甚至是新料給自家打家具。為此，他們還製備了一套木工工具。白天工餘時間做，下班回家晚上做。有的家具打得像模像樣，特別是小椅子，看了叫人喜歡，我很羨慕。於是思想上萌生起自己也打一把的念頭。
一天，我真的行動了起來，我找來了木料，借來了工具，晚上在家裏幹了起來。首先是刨光鋸斷（按小木椅的規格下料），然後是量好尺寸，開榫鑿卯，最後是用膠粘黏組合，在榫卯處楔上木楔，一個小木椅的雛形便形成了。這其間，不用一根釘子，隻是在裝椅麵時，才用幾根釘子固定。小椅子打好後，還要用膩子膩，用砂紙打；打光後，上自己喜歡的色，刷兩遍透明漆，涼幹後，一把可愛的小椅子便成功了。
這是我的處女作，做得有模有樣，和大椅子的結構一樣，麻雀雖小，五髒俱全。它的背高５０ｃｍ，腿高２５ｃｍ，椅麵是個等腰梯形，麵積為６６０平方厘米，小巧玲瓏，十分可愛。
我的大兒子四歲，見了小木椅，特別喜歡，不僅用它坐著吃飯，而且經常把他當馬騎。隻見他，雙手緊握椅背，騎在椅麵上，兩腳蹬地，一步一移動，嘴裏不斷發出“駕駕”的聲音，他在院子裏玩得好快樂，我看著他好開心！小兒當時一歲多，已會走路了，看到哥哥“騎馬”的神氣，也爭著要騎。大兒不給，他便哭鬧，我不得不為他再做一把。
因為有了第一次的經驗，第二把小椅打得比第一把結實。規格雖和第一把一樣，但形狀樣子比第一把更好看。小兒特別喜歡。至此以後，院子裏似乎有了馬隊，經常聽到“駕駕”的吆喝聲，他們兄弟倆把小木椅當馬騎，在院子裏追逐玩耍，高興極了。
之後，我的木工興趣便一發而不可收，先後又打了書架，碗櫥等家具。看來，我得感激文化大革命了。
時隔３０餘年，我兒已娶妻養子，國，已由亂到治，到興、到盛；家，已幾經遷徙，由平房到樓房；我，已從化纖廠調至省技術監督學校（現為河北大學技術監督學院）而漸漸變老，現已退休，在家頤養天年了；家具，幾乎全部換成了新的高檔。我做的碗櫥已退位，書架被棄擲在陽台的門後。唯有第二把小木椅還在擲地有聲（第一把小木椅大概是因為初次涉足木工活，缺乏經驗，做得不太結實，前幾年已經散了架，完成了它的光榮曆史任務），還在發揮餘熱，放在我的躺椅下，隨時為我蹺腳用。每當和妻兒談到它，我總是感慨萬端，浮想聯翩，歎息那個年代，於是寫下了以上文字。
２００４.１１.１９日
十二 我一生有五個名字
當我呱呱墜地的時候，因為爺爺六十歲整，所以我的乳名叫小六子。
當我兩周歲的時候，我的母親因生我弟弟得產後風而去世，弟弟也因沒有奶吃而夭折。算命先生都說我命狠，妨死了母親和弟弟，所以父親就把我給一個姓“莊”的人家做幹兒子，起名“莊寶鴻”。顧名思義，鴻者鴻鵠之誌也。但重要的不在這裏，而是在姓上。因為我屬牛的，是一條命狠的強牛，必須用一根“樁”把我牢牢地栓在上麵，以免再妨死其他人。
然而，我的命可算“狠”到了家，這根“莊”並沒有把我這條命狠的強牛拴住。當我十二歲的時候，我的父親又被我“妨”死了，我便成了孤兒。這時已是４９年９月，全國解放了，人們也不那麼迷信了。我也漸漸知道，我的母親和弟弟的死是因為舊中國的貧窮落後、醫學不發達、應用傳統的老太婆（我的外婆）接生法，感染了病菌而得的產後風，又得不到及時地醫治，所以死去了。而父親的死純粹是因為貧病所致，不存在什麼命狠不狠的問題。因此，我的姓名又由原來的“莊鴻寶”改成了“何有益”。這個名字，可算是我們老何家正統的名字。我本姓何，按家譜“世守忠貞，有光祖德”排列，我是“有”字輩的。“有益”意味著與國、與家、與人、與己都是個美好的字眼，故小學中學一直是用這個名字。
高中時，我以為這個名字有點俗，故給自己另起個“何愚”的名字。愚者，愚笨、傻也。但“愚”和我的姓結合起來，可就是不“愚笨”，不“傻”了。因“何”除了姓的意義外，還有個疑問代詞的意義，它和“愚”構成了一個反問句式，“何愚？——不愚也”。再說我們中國人自古就有謙虛的傳統美德，把“愚”常用於自稱，如“愚兄”“愚見”“愚以為”……等。我很欣賞這個名字，但沒有用開去，隻是在我的心裏或是在給要好同學、朋友的信裏以及日記裏用過它。
大學時，因為我們江蘇人“益”“一”音調一樣，同學就用“何有一，何有二，何有三……”戲呼我。久而久之，我也就將計就計，幹脆把名字改成“何有一”了。
我叫“何有一”有以下幾個含義：
一是，我自幼失去父母，孤身一人，靠助學金全免費在學校過著艱苦的寒窗生活，“煢煢孑立，形影相吊”，窮苦和孤獨伴隨著我。“有一”——隻有我一個，頗能反映我當時的現實。
二是，我以為“一”是一個非常美好的字眼，“一”是萬物之始，有“一”才能發展，有“一”就會在人力的作用下求多，所謂有一本就能求萬利——“一本萬利”，就是這個道理。我現在雖然是孤身一人，但我的姓名是“何有一？”當然可以解釋為“怎麼就隻有我一個呢？”因為“何”在這裏被解釋為疑問代詞了，所以我堅信我會有二有三有多的。事實證明，我大學畢業以後，工作不久，便娶妻養子了，現在已是五口之家了。可見“何有一”這個名字是含有樸素的辯證法色彩的。
三是，還可以解釋為“有一顆忠於黨忠於人民忠誠黨的教育事業的紅心”。自工作以後，筆耕不輟，現雖退休，仍在任課。可謂“忠”、“誠”專一也。
這就是我五個名字的由來。
十三 《實話實說》采擷
如果您愛看中央電視台的《實話實說》節目，我想您或許在去年的十二月二十七日的《實話實話》中看到了我們，因為我們榮幸地被邀請作為嘉賓參加了“名字的故事”的錄製。後來這套節目在年初二又重新播放了一遍。
去年十月二十三日，我應《實話實說》的征稿，寫了一篇《我一生有五個名字》的文章。沒想到十二月十二日便接到了邀請信，說“定於十二月二十三日錄製‘名字的故事’，特邀請您參加”。我喜出望外，於十二月二十二日上午上完了四節課後，胡亂地吃了點飯，下午便帶著相機，步履匆匆地來到長途汽車站，登上了韓國出產的“漢拿”客車，風塵仆仆地來到了中央電視台西門科技情報研究所２１３房間，找到了給我來信和電話的聯係人孫侃。
走進２１３房間，向左拐，是一間裏外間的隔板間。外間無人，我便走向裏間，發現裏麵圍坐著一群青年人，有四五位女同誌和一位男同誌（後來我才知道他是小趙），正在緊張地工作著。進門我問道：“請問哪位是孫侃同誌？我是保定來的何有一。”有一位女同誌應聲站起，迎我而來，“啊，您來啦！路上辛苦啦！我是孫侃。”接著就給我遞上一張名片，“您先坐下休息會兒，一會兒叫車來把您送到賓館去。”隨即撥了電話，又給我倒了杯水，把我安排在外間的沙發上坐下。
外間是個接待室，迎麵的牆上貼著一幅對聯：上聯是“說天說地不若說真”，下聯是“話東話西不如話實”，橫批是“實話實說”。接待室的中間放著一張長茶幾，兩邊各放一隻四人坐的皮沙發。右邊沙發的貼牆處放有一部複印打字機。在我坐等的當兒，我看了一下孫侃的名片，發現她是“執行策劃”，背麵印有《實話實說》的播出時間。在我的心目中，“執行策劃”一定是一位有魄力的年富力強的漢子，卻沒有想到竟是一位如此年輕沉穩漂亮的小姐。不一會兒，看到一位身高約一米七、八、身背一包、穿著普通的男同誌走了進來，直入裏間和人說些什麼。憑我瞬間的感覺，從他的嘴角、眼神和氣質，我敢斷定，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節目主持人崔永元。這位素有機智、敏捷、應變能力極強，以詼諧、幽默、風趣而著稱的節目主持人，在國內外都享有盛譽。啊！真未想到，在這兒就能輕易地見到了他。我已花甲之人，雖不是追星族，卻也有著一種追星族的衝動，便情不自禁地萌生起要和他拍照留念的想法。於是便叫出孫侃，委托小趙，在對聯下麵，拍下了對我來說是具有曆史意義的三人照（崔永元、孫侃和我）。
不一會兒，我被送到了真武廟京鐵生達大廈賓館，在八層住下。晚餐時，我才知道這次來京的外地嘉賓僅十三人，都吃住在這裏。而在這十三人之中，我們河北的就占了五人，保定的就占了三人，應該說，這是我們河北的驕傲，保定的驕傲。其他八人分別是山東，湖北、四川的。晚餐後，崔永元和孫侃來看望我們，在交談的過程中，我拍了一些照片。
第二天，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兩點半，我們被送到《實話實說》演播廳參加拍攝錄製。在開拍前，我又用我的相機把錄製現場及我們外地嘉賓拍了一些照片。
這次請來的嘉賓共有103人，除我們外地來的13人外，還有電視劇《我愛我家》的編劇梁左，民俗專家趙書，廣院教授苗棣，剩下的全是北京當地人。
，開拍前，崔永元看到大家有點緊張，於是用他那特有的機智、詼諧、幽默講了一個“假發”的故事，逗得大家哄堂一笑，疏解了緊張氣氛。現把我拍的照片，選幾幅，刊載於下，以饗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