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青梅煮酒、酩酊大醉的浪漫主義夜晚，我總是睡在伊沙特意騰出來的床上——而伊沙則和徐江擠在上鋪直到我終於在偌大的北京城裏擺下了一張自己的辦公桌，一架自己的行軍床。朋友們的友誼是我終生感激的渡口。今天夜裏我情不自禁，在自己多年耕耘和苦心結紮的山寨裏——懷念他們的音容笑貌，我知道，我欠他們的情——就像我無法回報這個世界所給予我的一樣。北京的鐵獅子墳一帶，有我們的梁山，有我們的水滸傳，我們曾經是長安街上的一群詩歌好漢。
伊沙向我介紹他的陝西老鄉張楚時，說張楚有句歌詞：“一個長安人，站在長安街上……”是他來北京後寫的。這句話就是寫在他文化衫上的看不見的標簽。我們不都是長安街上的外鄉人嗎？遠道跋涉，投奔這座偉大的城市來兌現自己的光榮與夢想。十裏長街，華燈怒放，每一個地名，每一個遮光蔽雨的站牌，都是先人安排的，隻有腳印是我們的。我們日夜兼程的腳印，我們高聳起衣領逆風而行的背影，不容置疑將構成長安街局部的風景。
伊沙從西安來信，說他和老紀將有孩子了，他們已事先為他（她）取乳名為“伊豆”（來源於川端康成的小說）。我這時才意識到，青春飛逝，腳步如流，那個夏天裏那群衝動、幼稚的夢中少年，也該成為父親了。我趕緊給伊沙與老紀回電，要求做伊豆的教父。我說，有一天，我期盼著有一天能攙著他（她）花朵般的小手，領他（她）在長安街上學步。
闖蕩北京
在生活如意的時候，我常常想起那半年五味俱全的日子，那雖然涉世未深卻苦苦追求的心，並且深深地為之驕傲。
——題記
人總是生活在過程之中。就像一幅習作階段的畫，被太濃或太淡的油彩、被過於生硬或過於脆弱的筆觸所反複塗抹。這麼一天驀然回首，我發現它一切都恰到好處，甚至當時最懊惱的敗筆，對於其形成都是必要的。
於是我不那麼感歎了。
在這個夏天，每天我走出單位的玻璃大門，取出自行車回家去，一個意義不是那麼確定的家。然而我愛它，在我這一年孤獨而不安定的外地生活中，它提供了暫時遮風避雨的處所。我現在借住在一個朋友家，上下班騎車需要一個小時。從三裏河到農展館，我天天都橫穿北京，這不能說不是一種幸福。
在農展館南裏10號有一幢中國文聯大樓。在那裏麵有我的一張辦公桌。
許多人聽說我是自行求職來到這裏的，第二句話就問：“你是不是托了什麼關係？”我輕輕地搖了搖頭，同時看見那麼一個風塵仆仆的小夥子，在一年以前，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疲憊而富於夢想地行走著。他的神情令我感動，以至到了想在心裏為他流點淚的程度。
工作是美麗的，更何況是一份渴慕已久而又來之不易的工作。
1989年1月，我還是武漢大學四年級學生，卻不得不提前半年考慮分配問題了。我愛搞創作，現在要走向社會了，我當然知道紮根什麼地點、什麼單位對我所具備的意義。
寒假，我坐上開往北京的火車。下了火車，拿起交通圖，頭就開始發暈了：那麼多熟悉或不熟悉的地名，那麼多公共汽車抑或地鐵的線路，密密麻麻。北京太大了，許多初來乍到的外地人都這麼說。
在此之前我從來沒到過北京，沒和任何北京人有過較密切的聯係，惟一的就是幾年前在《詩刊》發過稿件，這家刊物是各地詩人心目中的聖地。責任編輯的名字我還記得，但那些名字能成為我找工作的籌碼麼？
慶幸的是，這位《詩刊》編輯寬厚地接待了我，為我給他的報社朋友寫了一封信。
這家報社座落在一幢破落的小樓裏，我按照信找到了那個小頭頭，得到的是他一句“搞創作的人是不會安心於本職工作的”和一臉冷漠。當時，我真想痛罵他一句，但又有什麼用呢？我克製了。
還有別的路可走。我拿著南京一位文學老師寫的推薦信，按響了出版界的元老李先生的門鈴。一位穿著黑坎肩的老人打開門，邀我到客廳裏坐下。幾分鍾之後，他從廚房裏給我端來一杯熱咖啡，催我喝幾口再說，溫暖的水氣蒸得我眼睛有點潮濕。
李先生打開台燈，戴上老花鏡，很認真地翻閱著我的資料。“你在寫作方麵挺有才能，確實應該到北京來。”我剛要講述求職的困難，他微笑了一下：“不用說了，我都知道，但我很喜歡想幹點事業的年輕人。”他立即為我給幾個出版社的同誌寫了信。我懷揣著這些溫暖的信，萬分感激地告別了李先生。
剩下的幾天裏我東南西北地跑。通過各種線索，找了十幾家單位，大到中央部委，小到隻有十幾個人的皮包出版社，隻要有一線希望就去問一問。我清晰地記得每一次問路、進門登記、交談情況以及興奮或者失望地出門時的情景。怎麼說呢，北京的許多胡同都留下過我的足跡。有時一天跑四、五個地方，轉十幾趟車，碰了數不清的冷臉，也因之而結識了一些師長和朋友。更使我高興的是，有三家單位留下了我的材料，讓我回去聽消息……坐在返回的火車上，我趴在茶幾上香甜地睡了一天，覺得這一星期裏過分的勞累統統是必要的。
我曾經和瓊講述這一星期的經曆，那是在她們學校朝陽的山坡上，陽光暖暖地映照著我們。當我講到北京一次次碰壁、又一次次執拗地敲門的時候，瓊顯出很感動的樣子，以那麼一種目光看著我：“我終於發現，你有比一般人強的一麵。”我付之一笑：“是嗎？”其實我也挺欣賞自己，知道自己想幹點事情，並且懂得如何去實現它。我是為了自己好，希望自己富於幻想，而又永遠不失望。
也許我把許多事想得太簡單了。一個月過去，已經有兩家單位給我回了信，表示愛莫能助。
很煩惱的時候，我又去找瓊了。瓊知道安慰我：“你不要太失望，因為你現在還做得不夠，否則許多事情我相信你都會做成的。”我凝視著她時常浮現在我夢中的美麗麵龐：“我準備再去北京試一次，你願意陪我去嗎？”這句話在當時，已類似於愛情的表白了。
僅僅是兩天之後，我們就並肩坐在開往北京的38次特快上，像兩個逃學的孩子一樣快活。也許多年以後，我們會回憶起這麼一個晚上，並且深深地感歎：“我們曾經多麼年輕、浪漫、執著過啊!”
愛情在被觸動時迸發的火星是微弱且易於熄滅的。還是在上個月的晚上共同坐過的兩張湖畔石凳上，瓊注視著我的眼睛說：“長痛不知短痛，我們不要多見麵了。”我無力地試圖挽留某種東西：“也許我們還是應該努力分到一起？”瓊平靜地笑了一下：“你跑了幾趟北京都沒找到單位，更別說我了。不要把社會看得太簡單了。”在瓊抉擇的時刻，我看出她變得成熟了。對於我來說這是多麼殘酷的成熟啊。
瓊果然很順利地在武漢找到了好單位，還約了幾個朋友慶祝。酒會上她容光煥發，幾乎沒有什麼情緒能幹擾她春風得意的神情。我坐在角落，這時才發現自己什麼都沒有，除了一顆被自己的幻想所捉弄的心。
僅僅是第二天，我又買了去北京的火車票，沒要任何人送就啟程了。
四月份進京是我最為辛勞的一次。我仍住在師大那幫詩友處，早出晚歸，他們說我上床一分鍾後，再喊我就不見答應了。我白天跑單位，選擇最適宜的方式與之交談，頭腦中深藏一個算盤，許多場合處理得很機智。在路上頓時鬆懈下來，體會到來自骨子裏的一種累，感覺視線時常亂飄，遲鈍而缺乏目的。我的眼中隻有一個個單位所在的地點、以及抵達和返回的路線，其他的一切都與我毫無瓜葛。我被機械的思維控製著，偶爾找一家街頭餐館吃東西，僅僅是為了把奔波時耗費的精力補償或延續下去。晚飯時我可以喝點兒啤酒，使眼前的景物恍惚一些，無端地對自身滋長了幾分憐愛。我要好好地跟自己相處，以便共同克服外界的壓力。
我當然知道：此時在全國各地，為職業而奔波的大學生豈止我一個？是的，他們仍會做夢，卻已懂得把夢想建立在現實的基礎上，使自身與社會之間獲得橋梁。他們為之付出的一切，都將被證明是有價值的，無論最終實現與否。
哪一本書裏說過：拋一百顆種籽到空中，至少有一顆會落地開花的。五月中旬，我收到中國文聯出版公司的一封信，說他們很慎重地開會討論過了，考慮到我家不在北京，而該單位暫時沒有集體宿舍，如果我有什麼親戚可以提供住房擔保，這事才存留著一線希望。我不由得想到了在北京求職時認識的朋友小栗。
初次進京時還是冬天，南京一位好友給了我小栗的地址，我找到了三裏河一帶，敲響了一扇很普通的門，這一動作後來大大地幫助了我。我和小栗一見如故，都是有點藝術家氣質的小夥子，談得來什麼都好說了，他擺酒相招，問我倆的生日居然是同月同日，趁熱打鐵就結拜為兄弟。他很希望我能來成北京，他說現在想幹點事情的朋友是越來越少了，真希望搞藝術能搭個伴兒。最後他說：“如果來北京沒地方住，你就在我這裏搭張床。大話我不敢說，至少一、兩年內沒問題。”他話說得很實在，反而比有些把胸脯拍得嘭嘭響的人更使我覺得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