況且，“政策”也不允許。有違先祖訂立的家法國法。
道光就這樣紅著臉躺在不完整的陵墓裏。我想他一定盼望著自己的後代早日收複失地，早日彌補罪過。否則，他會睡得很不踏實的。死後照樣噩夢不斷。
慕陵的名稱，係道光生前細加斟酌選定的，取仰慕列祖列宗功德之意。對先帝們創業守業的豐功偉績(譬如乾隆的“十全武功)，他確實隻有仰慕的份兒。不僅僅仰慕，他還應該抱愧呢。愧對祖先。
不隻是道光一個人羨慕。此後的鹹豐、同治、光緒，同樣隻有羨慕的份兒。同樣愧對祖宗打下的基業。羨慕的程度與慚愧的程度，是成正比的，甚於道光。
與道光相比，他們賠的款更多了，割的地更多了。直至輸得精光。
所以，他們的陵墓，同樣沒有大碑亭、石像生——權當自己懲罰自己吧。地下的死者，羞於談論自己的功過，隻好讓墓碑缺席。
看來這些龍子龍孫挺守規矩的。
沒守住江山，光守住規矩有什麼用
他們不僅愧對祖先，更愧對後人。
即使無規可循，也是需要慚愧的。眼睜睜看著山河破碎、版圖缺損卻無計可施，縱然“土遁”了，也無法逃避千夫萬民的譴責。這張臉該往哪裏擱聖德神功碑該往哪裏擱
還是老老實實地在九泉之下多寫出幾份檢討書吧。閉門思討去吧。
玉碎月蝕，民族的自尊與信心從指縫裏溜走——光是懺悔有什麼用一個又一個，紅著臉走了，啞口無言地走了。怎麼一比一個還不爭氣呢皇冠與權杖像接力棒一樣傳遞著，而懦弱屈辱也在傳遞著。
走讀東、西陵，走讀清史，越讀越不是滋味。從慕陵開始，江日下，風雨飄搖，光榮與夢想逐漸為恥辱所代替。
話又說回來，大清的創業者們是無愧的——甚至是偉大的。僅在開疆拓土中發揮了最大的能量、為後人提供了歎為觀止遺產，更重要的，是樹立了精神的信條：丟失國之寸土，即大罪錯也!
我不知道在大清以前，還有哪一個朝代，訂立過如此嚴格的戒律——明文規定丟失國土者，死後配享有聖德神功碑。簡直帶有罪不可賀、死有餘辜的意思。
我寧願將之視為清朝的創舉。開國者居安思危，對後代不放心，才會留下這意味深長的遺囑：要保護好我流汗滴血積累的遺產，稍有差池，即為不肖子孫也!這是對敗家子的警告。
若更早點產生，若更加鋒利——如達摩克斯之劍高懸，中國漫長的封建時代，是否可能減少若幹誤國亡國的昏君
總之，應該有一些製約昏庸帝王的東西(譬如報應，譬如祖訓)，以免其無所顧忌地揮霍、腐化乃至割讓 況且，愛新覺羅氏的家規，雖使道光以下諸帝死後無碑(畢竟還有葬身之地)，並沒有阻擋住國力衰竭、國土淪喪的命運。
從道光開始，到了光緒那裏——雖有寸土必爭之心，苦無寸土必爭之力。以《中英南京條約》為先導，相繼有《中俄璦琿條約》、《中美望廈條約》、《中法黃埔條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中日馬關條約》、《辛醜條約》等一係列不平等協議，為日暮途窮的晚清縫補了一件腐朽的屍衣。從道光到光緒(乃至宣統)．都在身不由己地做著同一件事情：把祖傳的家產分批分批地送進當鋪裏——隻取回了幾張可恥的票據。曾經富甲一方的大清王朝，仿佛一夜之間，變得命比紙薄。辛亥革命拿小手指一捅，就破了。
雕欄玉砌應猶在，隻是朱顏改。走讀東、西陵，走讀化石版的清史，我仿佛又看見了那個最後垮掉了的王朝。垮掉了的，最後的王朝喲!
清室奉行的諸多規矩，迥異於前朝。你說它是族規也可以，說它是家法也可以——都帶有鮮明的特色。能夠看出，最初的“立法者”很動了一番腦筋的。這些代表著最高意誌的“祖製”，基本上都雷打不動地得以貫徹。譬如我前麵說過的：帝陵是否可建立聖德神功碑，絕對是有條件的。是跟該君主的政績“掛鉤”的——不容失寸土，就像不容白玉有微瑕。道光因鴉片戰爭落敗，丟了香港——哪怕香港在當時不過一彈丸之地，足以讓道光羞辱不堪、死不瞑目了。
清取代明，從宏觀的體製方麵，襲用了前朝之衣缽。本來是件很省心省力的事情。打江山的人卻不滿足，在一些至關重要的細節上又謀求變革，企望製度能更完善。且其中不乏令人耳目一新的好點子。
最具創新意識並且與國家命運、皇族命運休戚相關的．要數立以賢的帝位繼承法。
明朝執行的是嫡長子繼承製，誰先出生誰就是最佳人選一有一種論資排輩、聽天由命的意思。表麵上似乎容易減免是非，卻有後患：不是當皇帝的料，偏偏當上了皇帝；而在才能方出類拔萃者，卻不見得有入選的資格。所以，明帝(共十餘位)中頗多昏庸之輩，禍國殃民。恐怕正是因為吸取前車之鑒，清朝選立皇儲的比賽規則修改了：摒棄了輩分的因素，以才取勝、為賢是取——這樣對每一個皇子來說，則顯得公平多了。機會麵人人平等，關鍵看你的才學武藝是否脫俗超群。而對國家的發來說，則更保險一些：畢竟，皇儲是經過嚴格的篩選與客觀的考驗的，非等閑之輩所能企及。
清之先祖作為北方遊牧民族，崛起於嚴酷的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比中原王朝要更富於競爭意識乃至憂患意識，也更重視領袖作用。兩軍交戰勇者勝——如果主帥既無勇又無謀，大家跟著吃虧。所謂立儲，等於是在選擇民族的領頭羊，一點也虎不得。“大海航行靠舵手”，舵手必須具備方位感、判斷力及指揮才能，才不至於把眾生之船劃進漩渦裏去。一旦觸礁或擱後悔莫及——還不如預先做好充分的準備。
紫禁城裏的皇子們，都要接受精密的綜合素質教育。有德高望重的大學士擔任教師爺，“逐日講經史，以擴充聖聰，庶於古今亂興衰之道，可以詳細陳說，而聖德日增其高深。”譬如同治六歲就上學了，啟蒙老師是翰林院編修李鴻藻。繼位後，兩宮太後又特意為這個小皇帝聘請了李鴻章、翁心存及禮部和工部的兩位上書，擔任弘德殿授讀的師傅。
滁了學習書本知識，還必須“軍訓”：騎馬射箭，飛刀舞劍，甚至操練火器。難怪道光哥兒幾個在抵抗天理教襲擊時，臨陣不有那麼好的槍法呢。
皇子們同台學藝，誰不想以優勢取勝呢不是為了考狀元，是為了當皇帝——太有誘惑力了。因而加倍地勤勉。在主考官(父皇)麵前，拚命顯示自己新學到手的文韜武略。明爭暗鬥是少不了的。就跟西方競選總統似的，隻不過是為了拉著最關鍵的一張選票。假如兒子們的學習成績差不多，就夠讓他們的“皇阿瑪”為難的。該讓誰當“班幹部”呢
想當年道光一直很為難：四子奕獰(鹹豐)和六子奕，各有千秋——如何取舍呢他率領兒子們去南苑校獵，無形中將天地作為考場了。當然，他打的是德育、智育、體育的綜合分：鹹豐的武藝雖不出眾，但“政治課”學得好，以仁慈之心獲得了父皇青睞——國家就需要這樣“又紅又專”、全麵發展的人才……
據傳道光曾考問這兩位勢均力敵的競爭者，出了一道題目：何為治國之本在趙大力著《恭親王奕》一書裏，奕回答：“當然是國富民強，隻有發展經濟大業，國家富強，百姓安居樂業，社稷才能安定，大清國才能穩定。”而鹹豐則回答：“治國之本惟仁孝，賢德最為重要，得人心者得天下，若不恩濟於民，撫育百姓，取信於民，則人心所向難以駕馭，若人心不軌，則難圖大業。”兩人說得都不錯，但各有偏重。我以為奕的態度更務實一些。
事實證明，鹹豐說起來是一套，做起來又是另一回事了，實踐能力較差。在那樣一個黑雲壓城的多事之秋，空談誤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