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替八旗子弟畫過一幅入木三分的肖像：“在滿清的末幾十年，旗人的生活好像除了吃漢人所供給的米，與花漢人供獻的銀子而外，整天整月的都消磨在生活的藝術中。上自王侯，下至旗兵，他們會唱二簧、單弦、大鼓與時調。他們會養魚、養鳥、養狗、種花和鬥蟋蟀。他們之中，甚至也有的寫一筆頂好的字，或畫點山水，或作些詩詞——至不濟還會謅幾套相當幽默的悅耳的鼓兒詞。他們沒有力氣保衛疆土和穩定政權，可是他們會使雞鳥魚蟲都與文化發生了最密切的關係……就是從我們現在還能在北平看到的一些小玩藝兒中，像鴿鈴、風鼻煙壺兒、蟋蟀罐子、鳥兒籠子、兔兒爺，我們若是細心的去看，就還能看出一點點旗人怎樣在微小的地方花費了最多的心血。”
他同時哀歎“這是個極偉大的亡國的文化”;“再抬眼看北平的文化，我可以說，我們的文化或者隻能產生我這樣因循苟且的家夥而不能產生壯懷激烈的好漢!我自己慚愧，同時也為我們的文化擔憂。當一個文化熟到了稀疏的時候，人們會麻木不仁地把驚心動魄的事情與刺激放在一旁，而專注意到吃喝拉撒的小節目上去……應當先責備那個甚至於把屈膝忍辱叫作喜愛和平的文化。那個文化產生了靜穆雍容的天安門，也產生了在天安門前麵對著敵人而不敢流血的青年。”
老舍本人就出生於正紅旗下。客觀地說，八旗子弟中還是出過幾個優秀藝術家的，譬如納蘭性德，譬如曹雪芹，譬如寫《鏡花緣》的李汝珍。但大多數已淪落為迷戀聲色犬馬的公子哥兒，遊戲人生而已。
北京的茶館是靠八旗子弟泡出來的。北京的戲園是靠八旗子弟捧出來的。但八旗子弟畢竟隻是那個時代無用的門客(或食客)，隻懂得消費，卻缺乏創造。
從什麼時候開始，八旗子弟不會騎馬了，不會射箭了，不會戰鬥了從什麼時候開始，八旗子弟退化為“不敢流血的青年”隻會閉關鎖國，隻會割土賠款，隻會忍辱求和。他們的膝蓋不再是鐵打的。他們的營盤、城池乃至江山，不再是鐵打的。
在拆房賣地、傾家蕩產之後，他們又將麵臨亡國的命運。他們，把祖傳的基業全送進了當鋪裏。
八旗子弟確實又是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或稱旗人文化)。但他們最終被自己所享受的文化給葬送了,他們成了文化的犧牲品。這種文化不僅削弱了他們的武力，更磨損了他們的誌氣。
“旗人由驍勇騎射的草原民族而成為專事享樂、過寄生生活的特權階層，其剛健悍的民族性格退化而為好逸惡勞、頹靡軟弱，為京師一地民風的弱化提供了一個恰當的注腳。而生活要成為一門藝術，必有鐵定的前提：富裕和閑適。這就是巴爾紮克所說的，近代風俗是由三個階層造就的：勞動者造成忙碌生活，思想的人造成藝術家生活，而無所事事的人造就了風雅生活。專事享樂寄生的廣大旗人成為傳播上層生活文化的中介。”(楊東平語)
尤其晚清，是中國恥辱史的開始，疏於國防與武備的八旗子弟對此負有不容推卸的責任。在那樣一個多事之秋，這一大群“無所事事的人”(京師遊手之徒)顯得格外滑稽與可悲了。在務實的時代，清談誤國，務虛者誤國。八旗子弟是中國特色的“多餘的人”，終將被轔轔作響的曆史車輪所傾軋，或者拋棄。
八旗實際上共有二十四旗，因為每旗之下又分為滿洲、蒙古、漢軍。每旗設一個都統管轄，共有二十四都統,是北京內城的軍事、行政地方官。“北京地區的常住人口(京師土著)，可以說是京旗集團。因為京旗在北京城區和西郊三大營地區定居了二百多年。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在北京世代定居的人口數量遠不能和京旗相比。所以研究北京的曆史，決不可以忽視京旗的地位以及影響和作用。”(引自方彪著《北京簡史》)
看來我們當今所謂的老北京——或京味文化，主要以旗人文化為基礎。雖然北京的旗人文化，本身就是八旗子弟“漢化”的結果。說到底這是一種混血的文化。
由於打江山有功，八旗子弟在有清200多年裏便成了“集體食利戶”，穩穩當當地做著世襲貴族，旱澇保豐收。既有錢，又有閑，也就很容易玩物喪誌，忘卻了祖輩創業的艱辛。所以京旗文化，其實又是一種寄生蟲文化。從物質到精神的寄生性，導致了八旗子弟在生存能力方麵的日趨退化，以及遲早都要發生的經濟危機。
大清帝國借著入關之利勢，經曆了康、雍、乾盛世，盛極而衰。這把挾風帶電的寶刀變得遲鈍，沾染上過多的鏽跡。八旗子弟，也就由此開始走下坡路了。究其原因，恐怕是由於打遍天下無對手，視野中再無勁敵,甚至連假想敵都喪失了。沒有敵人的強者是悲哀的。沒有憂患意識的強者是危險的。世間生物，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天敵的存在而進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