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了敵人，騎射還有什麼意思競走還有什麼意思臥薪嚐膽還有什麼意思修長城、造炮艦還有什麼意思和平時期的儀仗隊，會幾招花拳繡腿就可以了。八旗子弟首先是從精神上開始“退伍”的，由赳赳武夫轉為附庸風雅的“文職”——以“文化人”自詡。這還算是好的。有些更成了紙醉金迷的公子王孫，持著折扇、提著鳥籠招搖過市,身後簇擁著打手呀什麼的。
在乾隆之世，旗人的貧富分化已很明顯。八旗子弟成了街頭巷尾的當鋪裏最受歡迎的客人，把翡翠玉石、古董字畫等傳家寶全拋出來了。有些債台高築者甚至不得不偷偷典賣房屋、土地等不動產。那時候的高利貸，叫“印子錢”。看來“鐵杆莊稼”(國家頒發的錢餉)也不夠花費了，隻好寅吃卯糧。八旗官兵：過一天算一天吧。今朝有酒今朝醉。這都是八旗子弟的思維。他們逐漸挺不起腰杆了，把雙手抄進袖筒裏，縮著脖子, 一副怕冷的樣子。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失去尊嚴了。這比失去家產還要可怕。
為幫助這些無業遊民自食其力，朝廷組織過幾次“移墾”運動——相當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可八旗子弟哪裏願意去“北大荒”插隊落戶呀，寧願賴在北京城裏喝西北風，也不肯報名。即使真有人做著淘金夢去了，也吃不了那個苦(連五穀都分不清又如何務農),空手而歸，繼續等著“扶貧”的救濟。好在皇帝不會眼睜睜瞧著自己的嫡係餓死的。
八旗子弟吃慣了“大鍋飯”，已不會“開小灶”了。就像被圈養了太久的寵物，已徹底失去了掠食的野性。這是一群在遊戲中度日的有閑階級，每天琢磨著怎麼使生活更好玩些。曾經厲兵秣馬的大清王朝，就給這麼一群沒有謀生技能的懶漢玩完的——還自以為玩的就是心跳呢。八旗子弟，變成了十足的貶義詞，禍患無窮啊。看來血統既能造人，又能毀人。一群封建時代的敗家子。
當敵人從遠方的地平線上出現時，八旗子弟已無招架之力。1860年的英法聯軍，1900年的八國聯軍，都輕而易舉地攻破北京城。早已刀槍入庫的八旗勁旅，匆忙披掛上陣，卻一敗塗地，作鳥獸散。真令人難以置信：努爾哈赤時代的雄風何在此八旗非彼八旗他們不僅在軍事上、外交上輸了，在精神上也輸了。他們恍然醒悟了敵人無時不在、無所不在，而自身是如此的弱不禁風。當溫柔富貴鄉一夜之間變為腥風血雨的戰場，八旗子弟還有心思遛鳥、唱戲、賭馬、鬥蟋蟀嗎在壓境的堅船利炮麵前，這未免顯得太“小兒科”了吧。
仔細想一想，傾家蕩產的八旗子弟，連自己的一畝三分地都保不住，又如何能守疆衛國當然，他們典賣的不過是祖傳的房地產(俗稱“吃瓦片”)，而皇帝與太後出手更為大方，動不動就割讓台灣、香港、澳門呀什麼的。難怪有人說：殖民主義者的使節，是清廷的“太上皇”。所謂的《南京條約》、《辛醜條約》呀什麼的，都帶有當票的性質，為了苟延殘喘而賒借幾天和平。
清帝退位之後，愛新覺羅氏對北京的統治垮台了，京旗也就隨之解體。這回輪到皇帝本人破產了。上自皇帝，下至八旗子弟，一律成了破落戶。
八旗子弟，類似於我們後來常說的“世家子弟”或“高幹子弟”，自以為“根紅苗正”，有一個好出身，理所當然就應該養尊處優。即使在成為門庭頹敗的遺老遺少之後，也無法改變這一劣根性。天子已不在了，但他們“生在天子腳下”的那份優越感並未完全泯滅。吃完了物質的老本，又開始吃精神上的老本。
北京似乎是更適宜於阿Q生長的土壤。阿Q喜歡自稱“先前闊過”。八旗子弟的精神勝利法，比阿Q有過之而無不及。可以為若幹代以前的富貴繁華而驕傲不已。再怎麼磨礪，也不可能變得樸素一些。“當初的八旗子弟以他們祖先的光榮，以他們門庭的光彩，玩起賴有財富與時間的精致、優雅遊戲，這是有錢的真講究。待至他們用金子堆起來的家庭連一塊瓦都沒有的時候，他們仍放不下昔日的高傲，仍要維持一份可笑的尊嚴，所以他們對遛鳥、喝茶、走票、清談賞玩不已，隻是少了那一份奢華，多了一份寒酸，這是沒錢以後的窮講究。”(引自駱爽主編《“批判”北京人》一書)
旗人文化，不僅在貴族階層流行，也深深地浸染了北京的市井，影響了整座城市的性格。“民國”前後旗人生活狀態的劇變，大批旗人淪為城市貧民，卻也加速了文化的雜糅混合。“悠閑懶散、幽默詼諧的習性，對花鳥魚蟲、戲曲字畫的嗜好，喝茶和遛彎兒的習慣，重麵子，多禮節的‘窮講究’等等，都融入了老北京人的人格和生活。”(楊東平語)
八旗子弟的風氣，是一種超時空的傳染病。
至今我們能從某些土著居民的言談舉止中，發現八旗子弟的影子。我把他們這種偏執、驕傲的心理，概括為“八旗子弟後遺症”。他們的生活已進入現代文明社會、進入高科技時代，可某些思想還停留在清朝，停留在封建時代的最後一個王朝。他們不去前門外泡茶館了，改去三裏屯泡酒吧；不聽京戲了，改看美國大片；不逛八大胡同了，改唱卡拉OK或“蹦迪”；不吃滿漢全席了，改吃生猛海鮮……有人將之命名為“新旗人”。
看來八旗子弟陰魂不散，隨時可能卷土重來。或者說，八旗子弟在新時代裏找到了新的替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