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那麼多士大夫都受過傳統教育，為什麼偏偏隻有王國維一個,將腦海裏的節烈觀化為行動了隻能說，他迂腐到家了。一個書呆子，成了昆明湖邊的堂吉訶德。那位落伍的騎士挺著生鏽的長矛向風車衝鋒；王國維沒有長矛，隻有一根辮子。他把迎麵而來的新時代視為擋道的巨人與邪惡的怪物，而充滿仇恨。最終，是他本人被時代的車輪給狠狠地拋下了，摔得頭破血流，一命嗚呼。
王國維的出身是前清的秀才。清末曾任學部總務司行走。1923年，被溥儀召為“南書房行走”(領五品官俸祿)，等於給退位的小皇帝做家庭教師。後來馮玉祥將軍將清廢帝驅逐出紫禁城，王國維又“失業”了。清華國學研究院“雪中送炭”，欲聘王國維為教授，他原本拒絕(有一股“不食周粟”的勁兒)，多虧溥儀相勸，他才奉廢帝“麵諭”上任。可堅持蓄辮子、穿馬蹄袖，以示不忘前朝恩情。最後，他又把這“行為藝術”發揮到極致：在昔日的禦苑投水自盡，以生命作為犧牲品。
遵其遺願，屍骨被安葬在清華大學東二裏西柳樹的七間房。解放後遷葬至西山福田公墓。
至今在清華校園工字廳東南方土山下，仍能找見那塊“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係當時國學研究院師生捐款籌建的，由梁啟超之子梁思成設計。看來王國維的人緣還是不錯的。
碑文由其同行陳寅恪撰寫：“海寧王先生自沉後兩年，清華研究院同人鹹懷思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愈日，宜銘之貞瑉以昭示於無竟。因以刻石之詞命寅恪，數辭不獲已，謹舉先生之誌事以普告天下後世。其詞日：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誌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生見其獨立自由之意誌，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茲石於講舍，係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萬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陳寅恪斟詞酌句，總算完成了這極富難度的任務。
早先讀過梁漱溟所寫一篇《王國維先生當年為何自沉於頤和園昆明湖的實情》，披露的內容，已記不清了。
祝勇倒是對王國維之死不無同情：“至今還沒見一種關於其死的解釋是有說服力的，而王的自沉，又絕對是出於深思熟慮。這種無法解釋，正好證明了王國維之死的深刻性：他並非死於具體的時世，而可能是死於對他身處其中的文化精神的失望，對於中國文化中某些無法補救的闕如的拒絕。從大的曆史觀來看，他的死，不僅不拘泥於一些具體時務，更超越了個性生命；他以死來將自己同淪落的文化分割開來,他看到，倘若肉體不死，精神必定走向泯滅，所以，隻有以肉體的死，換取精神的永生。”這是往高尚的方向去解釋。在學術界，願意為這“二十世紀中國第一學人”做辯護的，似乎大有人在。
夏中義在《九謁先哲書》中，就認為王國維之沉並非殉清，而是殉文化：“目睹‘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卻又無力補天，則先生作為‘此文化精華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於是可以說，先生之死是對處於價值轉型期的傳統文化危機的悲劇性放大……民族或人類文化是在其精英身上體現得最純粹，故其裂變之陣痛，也是他們體驗得最深刻，若至痛不欲生則舍身耳。假如能這麼看先生之死，當不得不承認先生確實死得回腸蕩氣，凝重而悠遠。”王國維之死是一麵多棱鏡，從不同角度能看出不同效果。
曾為王國維治喪的吳宓，更是認為“世傳似是而非”。據他所知：“王國維並不留戀清朝，但看到很多人士在民國肇始之前，怒罵革命黨，穢詈萬端。等到民國建立，他們急轉彎：剪辮子，穿西裝，高喊民主、共和。王國維深以為恥。為了表示對這種無恥投機的憤慨，他就以蓄辮子、穿馬蹄袖來表示品德之分……”(轉引自張紫葛著《心香淚酒祭吳宓》一書)照這種觀點，王國維是“反潮流”的，反人性中的陋習的，出淤泥而不染的。他的死不是墮落，而是超越。
諸多學者替王國維辯解，瀏覽之後，我如陷雲裏霧裏。王國維，究竟是怎樣一個人啊
可再讀王國維臨死前獻給溥儀的遺奏，我又覺得白紙黑字很清楚。我還是堅持自己的態度：王國維之死是消極的，是複古主義思想的犧牲品,他死在公元1927年6月2日(他仍視為之宣統十九年五月初三)，可他的靈魂一直跟封建時代保持著藕斷絲連的聯係。這種聯係，不僅僅體現在一根辮子，還有著更為深厚的血脈與筋絡。悲劇發生的原因在於：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和王國維一樣留辮子的，還有個辜鴻銘。辜鴻銘也是“帶著瓜皮小帽及其下的發辮去見上帝的”(張中行語)，隻不過他是古稀之年無疾而終。
辜鴻銘曾受張之洞賞識，先後在兩廣總督署和湖廣總督署做幕僚，又去外務部，由員外郎升郎中，直至左丞——也算是青雲直上。大清帝國壽終正寢，他衣冠不改，依舊蓄發梳辮，戴紅頂瓜皮小帽，穿綢長袍緞馬褂，並且公開聲明效忠清室，宣揚複辟帝製。
王國維與辜鴻銘，都屬於文化“辮子軍”吧不約而同地以辮子作為政治態度的符號。對於新時代，他們采取了不同的抵抗方式：前者是以死，後者是以生——其戰鬥力並不遜色於前者。張勳複辟時，辜鴻銘為之鼓與呼，因而列名為外交部次長。《清史稿》：“湯生好辯，善罵世。國變後，悲憤猶甚。”可見他是以謾罵來鬥爭的。他不會輕易去死的，因其不甘示弱，寧願拖著根灰白色長辮招搖過市，堅持不懈地做前清的“形象代言人”。這恐怕正是其長壽(享年72歲)的原因與辜鴻銘堪稱伯仲的還有林紓、嚴複。
蔡元培受孫中山之命接管北京大學，既廣納李大釗、陳獨秀、魯迅等激進革命派，對政治上保守但學術上有實力的舊式學者也不摒棄——誠邀辜鴻銘來北大教授英國文學和拉丁文。胡適對此提出異議，蔡元培替辜鴻銘開脫：“我們尊重的不是辜鴻銘的辮子，而是他的學問。”使遺老遺少也物盡其用。辜鴻銘亦曾親自出馬反駁眾人的偏見：在那些腦袋後麵光禿禿的所謂革命者那裏，他們思想上的辮子卻仍很固執——他似乎並不以自己物質的辮子為恥。
有人據此猜測辜鴻銘隻是表麵上的遺老遺少，骨子裏很叛逆：“他隻是一個天生的叛逆人物罷了。他留著辮子，有意賣弄，這就把他整個的為人標誌出來了。他脾拗，以跟別人對立過日子。大家都接受的，他反對。大家都崇拜的，他蔑視。他所以得意洋洋，就是因為與眾不同。因為時興剪辮子，他才留辮子。要是誰都有辮子，我敢保證辜鴻銘會首先剪掉。他的君主主義也是這樣。對於他，這不是原則問題，而是一心想特殊……一個鼓吹君主主義的造反派，一個以孔教為人生哲學的浪漫派，一個誇耀自己的奴隸標識(辮子)的獨裁者，就是這樣自相矛盾，使辜鴻銘成了現代中國最有趣的人物之一。”(溫源寧語)這剖析了辜鴻銘性格中的悖論，或者說，揭示了另一個不為人知的辜鴻銘。
辜鴻銘肯定比王國維更堅強、更有韌性，才能遊刃有餘地堅持“韌的戰鬥”。他旁若無人地特立獨行於新潮青年雲集的北大校園。一尊活著的老古董。他把新文化運動貶得一錢不值。連堪稱“韌的戰鬥”之模範的魯迅都被激怒了，與這位陰陽怪氣的老夫子打起了“嘴仗”：“明明是現代人，吸著現代的空氣，卻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語言。侮蔑盡現在，這都是‘現在的屠殺者’。殺了“現在’，也便殺了‘將來’——將來是子孫的時代。”魯迅責難辜鴻銘誤人子弟，他內心是祈望著文化“辮子軍”們早日斷子絕孫。這簡直像一場魚死網破、你死我活的鬥爭。一根辮子，擋任了新青年的道。恨不得除之而後快。魯迅，也正是靠與辮子(封建禮教與國民劣根性)決鬥而出名的。
辜鴻銘被世人視為守舊的遺老不僅在於他自己留辮子，還在於他主張女人纏小腳(三寸金蓮在其眼中有一種銷魂的美），主張男人納妾。
有洋女士反駁其一夫多妻的觀點，說未嚐不可實行一妻多夫製。辜鴻銘悠然道出著名的“茶壺理論”：一把茶壺可配四隻茶杯，未嚐見一隻茶杯配四把茶壺的……他某些觀念頗像封建社會的大地主，令人難以置信他居然留過洋，並且精通西學。
但你若認為他完全受儒家傳統熏陶，他也會說一些讓孔夫子汗顏的話，譬如曾跟英國同行大肆鼓吹中國妓女的文化品位：“一個人要想真正了解中國文化的精神，他必須去‘八大胡同’親眼看一看那些歌妓的優雅、殷勤及其嫵媚嬌柔，但又不失尊嚴的風度，特別要注意汙言穢語會多麼讓她們臉紅……”
連來自自由社會的西洋人，都震驚於這位舊中國遺老思想上的開放與新潮。有學界怪傑之稱的辜鴻銘，是遺老遺少中極特殊的例子。這位有文化的遺老的發言，在今人聽覺中——怎麼有點像“後現代派”看來遺老遺少也不容小瞧。
辜鴻銘是鐵杆保皇派，但不願像王國維那樣以死相殉，他偏要活得津津有味，讓自己的對手難受。他一有機會就大肆宣傳忠君思想，幾乎達到了不擇手段的程度。譬如五四時期蔡元培校長曾有辭意，北大教授們開會挽留；輪到辜鴻銘發言，講出的道理最簡單，也最“另類”：“校長是學校的皇帝，所以非挽留不可!”其他教授聽了，目瞪口呆。怎麼也弄不明白：教育與帝製有什麼關係居然被老辜一線相牽。
辜鴻銘挽留不了帝製，隻能苦苦地捍衛著自己的辮子。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訪華。國際通訊社的約翰斯為之“導遊”：來北京不看紫禁城沒關係，但不可不見辜鴻銘。芥川去辜宅時，恰巧穿一身中式服裝，給主人留下頗佳的第一印象：“你不著洋裝，難得!”繼續打量，又覺得少了點什麼——辜鴻銘不無遺憾地說：“隻可惜沒有發辮。”
弄得日本客人啼笑皆非，下意識地伸手摸自己腦後：“約翰斯真不欺我。此公確是個人物!”(詳見靳飛《辜鴻銘其人其事》一文)
辜鴻銘，一個文化怪物。辜鴻銘的生，簡直比王國維的死，還要像是奇跡。都是一根辮子在作怪。
新青年的源頭
所謂新青年，是伴隨新文化運動而成長的。在帝製被推翻之後的春天，身穿灰布長裳、係白圍脖的一代新青年，與長袍馬褂、墨守陳規的遺老遺少相對立，儼然兩大陣營。我的想像中，新青年有如下特征：首先，已從心理上剪掉了封建禮教的辮子；其次，高舉著民主與科學兩麵大旗；還有——則是以知識分子（包括學生）為主體，乃至以白話文代替文言寫作呀什麼的……
新青年的源頭，可追溯到譚嗣同、陳天華、鄒容（“革命軍中馬前卒”）、徐錫麟、秋瑾等一係列以死相爭的先驅。他們用血肉之軀為後繼者開辟了道路。於是，追隨烈士的血泊與足跡，走來一代新人。而這一代新人則以筆、以遊行的標語、呐喊的口號為投槍與匕首，對殘留的舊製度、舊事物施以致命一擊。“五四”運動堪稱是一次大決戰。
陳獨秀無疑是其中的一員急先鋒。甚至他創辦的刊物，都最先命名了“新青年”這一概念。1915年9月，他在上海籌辦《青年雜誌》，並在創刊號發表《敬告青年》的寄語，向青年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隸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等六項建議。一年後，刊物正式改名為《新青年》。在讀者中，有個叫蔡元培的人（新任北京大學校長），萌發了特邀陳獨秀擔任北大教授的願望。陳獨秀來北京出差，蔡元培三顧茅廬，都因陳在睡覺而未見成，最後索性搬一隻小板凳坐守於門口，此求賢若渴之舉，終於使陳獨秀應諾列席北大。《新青年》也就隨之遷至北京。1917年2月號發表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即主張文學變革的三大主義：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隨即又打造了《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憲法與孔教》、《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複辟與尊孔》等一係列檄文。尤其是他1919年1月為《新青年》撰寫《本誌罪案之答辯書》：“擁護那德莫克拉（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認定隻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公開張揚起民主、科學兩麵真理的旗幟。
那一代新青年，幾乎都是“德先生”與“賽先生”的學生，臣服於民主與科學的光輝。而搖旗呐喊的陳獨秀，怎麼也相當於這一支新的“學生軍”的班長，率領大家苦讀、操練、實踐。那一時期的陳獨秀，真正是羽扇綸巾、雄姿英發。
《新青年》立足北大，左右著思想界的風雲變幻，也為1919年5月4日爆發的學生運動提供了精神燃料。天安門前的三千人集會、示威遊行，以及火燒趙家樓，堪稱是一代新青年的集體亮相：一張張稚嫩而憤怒的臉，被標語與火炬所掩映著，仿佛一夜間就長大了……同年6月，和李大釗共同領導學生運動的陳獨秀被捕，《新青年》暫時停刊。第二年5月，被釋放的陳獨秀趕赴上海發起成立共產主義小組，《新青年》也隨即轉戰上海。一本雜誌，與一個時代共命運。一個人（譬如陳獨秀）身上，同樣倒映著一個時代的影子。陳獨秀曾經選擇北京為戰場，而北京也確實為之提供了可發揮其能量、烘托其形象的絕妙舞台。
北大圖書館主任兼經濟學教授李大釗，是1918年春天加盟《新青年》的。“五四”運動前夕，他還在《新青年》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當遷回上海的《新青年》成為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小組的機關刊物，李大釗留在北京也發起組織了共產主義組織。與其是北大同事、《新青年》同仁的周作人，在北大紅樓授課之餘，經常去圖書館主任室與李大釗聊天（因《新青年》同仁中別人不容易碰見）：“在第一院的隻有圖書館主任，而且他又勤快，在辦公時間必定在那裏，所以找他最適宜，還有一層，他頂沒有架子，覺得很可親近……”李大釗參與《新青年》編輯工作時，尚不滿30歲，是個很謙和的年輕知識分子。然而1927年，這位昔日的“新青年”倒在了軍閥張作霖的屠刀之下。周作人掩護李大釗的兒子在自己家裏住了一個多月，並與沈尹默一起送烈士遺孤去日本學習。
新青年的革命意識，與遺老遺少們的守舊觀念針鋒相對。作為主戰場的北大，彌漫著這兩軍對壘的硝煙。校長蔡元培兼容並蓄，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又有點像是“和稀泥”的，既吸納了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新鮮血液，又舍不得放棄辜鴻銘、粱漱溟、林紓等保守派。
胡適是個特例。胡適，屬於“改良派”的新青年，他參予《新青年》甚早。1916年10月，尚是留美哲學博士生的胡適（時25歲），即在《新青年》第2卷第2期發表著名的《文學改良芻議——與陳獨秀書》，提出文學改良的八項主張。數月後又發表幾首白話詩（後收入《嚐試集》中）。1917年底，“鍍金”歸來的胡適出任北大哲學教授。不久即與李大釗、魯迅、周作人、劉半農、錢玄同、沈尹默等加入陳獨秀的《新青年》編輯部，共同策劃，輪流值班。胡適在擔任主要編委期間，還發表過《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等文章。鈕岱峰先生曾說：胡適“希望從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設政治基礎，強調思想啟蒙和學術研究的意義，希望雜誌暫時和政治保持遠距離，為此他主張把《新青年》交由他一個人主辦。”當然，這遭到魯迅等人的拒絕。總體上而言，胡適“雖然也有一些激烈攻擊舊傳統的言論，而且也不無偏激，但認為這種做法有失儒雅，不主張挑起文學革命論戰。”這造成了他與陳獨秀在思想觀念乃至辦刊方針方麵的分歧，也導致他最終與《新青年》分道揚鑣。
若按年齡來說，胡適比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人都要年輕。可惜，其思想的鋒芒反而有所減弱。後來，他甚至希望把《新青年》定位為遠離政治、莫談國事的學術刊物，簡直與風起雲湧的時代潮流背道而弛。胡適，就這樣由開闊的廣場退縮回狹隘的書房。從此時起，胡適的身份已非新青年，而是新青年的一種“蛻變”。
可以說，《新青年》促成了魯迅的“誕生”。周樹人是在參予這本雜誌的編務之後，才開始寫小說的。《狂人日記》1918年5月發表於《新青年》，首次署筆名魯迅。1919年4月、5月，《新青年》又先後刊登了魯迅的小說《孔乙己》、《藥》，等等。當時的讀者，是通過《新青年》而認識小說家魯迅的。魯迅後來寫的雜文，同樣帶有“新青年”的影子：熱血沸騰、鋒芒畢露、摧枯拉朽……魯迅一直以青年為民族的希望，倍加愛惜。魯迅到老、到死，都是愛憎分明的熱血青年，保持著“新青年”的激情與銳氣。難怪他會成為青年的導師。
魯迅與胡適，恰恰是那一代新青年的兩大趨向。是做書生，還是做鬥士？是做改良派，還是做革命家？是在沉默中爆發，還是在沉默中夭亡？是以筆為劍，還是解甲歸田？
真正的新青年，是不會老的，更不會退卻。用陳獨秀的話來說：“就是頭斷流血，都不推辭。”用魯迅的話即是：“踏了這些鐵蒺藜向前進”，屬於“‘人’的萌芽”、“個人的自大”、“超過祖先的新人”。
真正的新青年，必將是永遠的呐喊者，即使在彷惶的過程中，也不會閉目塞聽、裝聾作啞。他們以呐喊、以控訴，為呼吸的方式。
真正的新青年，不是阿Q、孔乙己、閏土、祥林嫂，而是“眾人皆醉我獨醒”的狂人，憎惡並且棄絕種種國民劣根性。是在沸水裏燙過、血水裏泡過、堿水裏煮過的，是剝皮削肉、脫胎換骨的。他們是《早春二月》裏的蕭澗秋，《青春之歌》裏的林道靜，是柔石、胡也頻、蕭紅、郭沫若、巴金……
新青年啊新青年，排成長隊、赴湯蹈火的新青年，以血肉築成長城的新青年，改變了自身也改變了曆史的新青年——離我們很遠了嗎？
其實你我，都是那一代新青年的後裔。
在那一代新青年中，還出過一位偉大的人物：毛澤東。蔡元培廣招天下名士，原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倫理學教師楊昌濟，也舉家北遷，出任北大教授。不久，他的得意門生毛澤東、蔡和森也自湖南趕來，了解赴法勤工儉學事宜，暫時落腳在鼓樓東豆腐池胡同九號(今十五)號恩師的寓所。青年毛澤東，首次出現在北京的胡同裏,是否也穿一襲藍布長袍、挾一柄油紙傘，大步流星(如同那幅“毛主席在安源”的油畫所描繪的)
楊昌濟是《新青年》的支持者，也是他最早將《新青年》介紹給毛澤東等進步學生閱讀。在其眼中，毛澤東、蔡和森正屬於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新青年”，前途無量。他預言“毛、蔡將來必是中國的棟梁。”他1920年病逝前給章士釗寫信，還舉薦毛、蔡二人：“吾鄭重語君，二子海內人才，前程遠大。君不言救國則已，救國必重二子。”
青年毛澤東在北京，不僅有理想，也有愛情。他借宿於楊宅南房靠院門的單間，每天都能看見恩師的女兒楊開慧的倩影。這一對誌同道合的青年男女，經常在胡同裏散步、在四合院裏聊天，並且給庭院內新植的棗樹培土、澆水。
這棵棗樹是二人內心萌動的情感的見證。據說建國後，本院的住戶特意給中南海毛主席的居所送過新采摘的鮮棗。不知毛主席是否品嚐了他目睹數十年前邂逅的一棵老樹結出的新果，肯定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回憶起被重重時光帷幕阻隔的秋水伊人
我參觀鼓樓一側的楊昌濟故居，看見前院東牆邊的那棵沉默的棗樹，耳畔頓時響起毛主席詩詞《蝶戀花·答李淑一》：“我失驕楊君失柳，楊柳輕揚，直上重霄九。問訊吳剛何所有，吳剛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廣袖，萬裏長空且為忠魂舞。忽報人間曾伏虎，淚飛頓作傾盆雨。”蝶戀花、蝶戀花——毛主席懷念早逝的愛妻時，特意選擇了這副好詞牌他還囑托李淑一：“暑假或寒假你如有可能，請到板倉代我看一看開慧的墓……”(引自《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出版)
青年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做助理員，也是因楊昌濟的介紹。他與蔡和森搬到北大附近的景山東街三眼井吉安東夾道7號(今為吉安左巷8號)，與另外六位年輕人(皆是來京的新民學會會員)合租了三間北房，共擠一張大炕，火燒得很旺吧毛澤東曾寫道：“八個人居三間很小的房子裏，隆然高炕，大被同眠。”
這恐怕已構成他青年時代難以磨滅的記憶。譚伊孝對此曾有點評：“當年寓此的年輕人，大概誰也沒想到他們之中能有一位在三十年後會掌握全中國的命運，主宰中華大地的沉浮。”
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打工”期間，常與李大釗、鄧中夏等暢談國事、家事、天下事，天寒地凍的北京，曾燃燒過他們火熱的青春。毛澤東還去過八道灣造訪魯迅，可惜失之交臂，隻遇見留在家中的周作人。
毛澤東在1949年登上天安門城樓，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曾兩度踏上北京的土地：1918年8月19日是其首次抵京的日子，住了半年多；第二次則是1919年12月，他率領湖南各界“驅張”(驅逐湖南督軍張敬堯)請願團，頂著嚴寒北上，投宿在北長街九十九號(今為二十號)福佑寺後殿——次年4月，他南下去上海。他與北京再見麵，要等到二十九年之後了。
二十九年之後，昔日的熱血青年，已是這泱泱大國之領袖。他在天安門城樓上揮手致意——既是麵對操練的士兵(閱兵式)以及歡呼的群眾，同時，也是麵對昨天的自己……
彈指一揮間，他由客人變成了主人。
舉國之元首，是從數十年前新青年的行列裏走出來的。
新青年啊新青年，果然成了民族的未來、國家的棟梁。
北京西珠市口的豐澤園飯莊的字號，是其老板1930年遊中南海豐澤園後所得，為了沾一點殘存的皇氣。他起名時絕對想像不到，幾十年後，國家領袖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遇見豐澤園的特級廚師，親切握手：“貴寶號和我的住地都叫豐澤園，很有緣分。代我向全體職工問好!”
來往的食客一進豐澤園飯莊，聽到這典故，肯定會有特殊的感覺。豐澤園飯店真有福氣，受到了偉人的點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