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周作人的八道灣
有時候，談魯迅難免提及周作人，談周作人就不能不以魯迅作為比較。文壇上也習慣以周氏兄弟相稱。用他們的三弟周健人的話：“就以魯迅和周作人來說，生長在同一個家庭裏，受相同的教育，後來兩人所走的道路，為什麼竟這樣不同……在青少年時代，他們攜手走過一段路，他們都上新學堂(當時為人所看不起的)，都到日本留學，共同翻譯《域外小說集》；五四時期，都投入新文化運動……”
兩人命運的軌跡還曾經有一個共同的交叉點，即都以南方文人的身份自紹興老家北上，將北京作為第二故鄉謀生並發展事業，都在北京大學教書。“‘知堂’老人和他的長兄魯迅，都是《新青年》五四運動中推進新文學新文化革命的主力之一。他們後來都是語絲社的領導人。老人在北京大學任教數十年……”(曹聚仁語)
隻不過魯迅在北京隻住了十四年，1926年轉去廈門，而周作人則在北京城裏生老病死。從這個道理上講，就個人而言，周作人的生涯與北京這座城市的關係尤為密切。
魯迅是1912年到北京的，比周作人稍早點，先住在宣武門外南半截胡同的紹興會館(相當於外省市駐京辦事處)，直到1919年購買了公用庫八道灣11號的舊宅院，才把全家從紹興搬遷到北京，兄弟兒女團圓。可見周作人可能是1919年攜帶家眷北上的，住進八道灣後至死都不願挪移。三弟周建人在八道灣隻住了一年八個月，就去上海另謀生路了。
魯迅又比周健人多住了近兩年，因和周作人發生矛盾(文壇上著名的周氏兄弟的一次衝突)，而搬到磚塔胡同及後來的西三條胡同，“永遠地離開了八道灣”(周建人語)。周氏兄弟從此不相與謀。
周作人從此將八道灣作為自己隱逸的樂園，甚至“七七”事變後北平成為淪陷區，眾多文化名流以各種方式敦促其南遷，他也不願離開八道灣一步。在八道灣遇刺，在八道灣就任偽職，直至在八道灣戴罪修行……周作人在八道灣經曆了半個世紀的是非榮辱，於1967年5月16日死在這座破敗的院落，其時身邊無一人。
八道灣11號院最初是魯迅獨自奔走購置並修繕，後來變為周作人大名鼎鼎的苦茶庵，直至作為其葬身之地。
但曆史會創造戲劇性的巧合：1949年1月拘押於南京老虎橋監獄的周作人被保釋出獄，在上海逗留了半年，於8月間返回和平解放了的北平，怕連累家屬而不敢直回八道灣，暫時住在宣武門外南半截胡同的紹興會館，托人打探消息。
紹興會館正是魯迅早年初進北京時期的寓所。周作人住紹興會館的滋味肯定不好受，不知是否想到魯迅令他如坐針氈的更應該是他自身前途叵測的命運。
周黎庵回憶：“上海剛一解放，津浦路已經通車，他急不可待地北歸。據去送行的朋友告訴我，那時旅客擁擠，車行遲緩，情況狼狽得很，但畢竟又回到闊別四年的苦雨齋中”。寥寥數語，勾勒出一個落魄者的歸心似箭。
周黎庵還描述了周作人在上海借宿於學生尤炳圻家中的情況。尤宅是橫浜橋一座極擁擠的舊式弄堂房子，住室正麵臨水呈暗綠色的混濁且狹窄的蘇州河支流，“要是在盛夏，怎麼使人受得了，若與北平新街口八道灣幽靜寧謐的環境相比，真有天壤之別了。”但我想環境的差異並不是真正的原因。
八道灣在顛沛流離的周作人心目中，更是心靈企望的庇護所，他急需一方與世無爭的淨土，以舔拭傷口。這就是周作人對八道灣的感情。
當周作人多年前自紹興投奔北京，懷著怎樣的心情這是很耐人尋味的。也許雄姿英發、胸懷壯誌，抑或是其作文時一貫的閑適散淡他在北上的路上，肯定想象不到，北京這座城市即將給他巨大的榮耀，也將給他終生的恥辱，他是在向二十餘年後自己的滑鐵盧靠近。
對於北京而言，他還不能算做一般的失敗者，曆史是以“漢奸”的名稱來裁判、評定這個人，他不僅是這座城市的叛徒，亦是民族的叛徒。
北京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於80年代邀請專家開會重提周作人問題，與會者各抒己見，“但對周氏曾經背叛祖國墮為漢奸一事，則一致認為無法推翻。”(據香港文化報報道)
周作人曾自稱他思想中有一個叛徒，另外還有一個“隱士”，但那是在特殊的時代背景下，“叛徒”的稱謂甚至不無炫耀。“在‘五四’時代，他對中國封建傳統的儒家思想是竭力加以排斥的，同時對古文學也是反對的，當時他確實是以一個‘叛徒’而兼戰士的姿態出現於文壇的。”(任訪秋語)
至於他後期由傳統文化的叛徒而蛻變為民族的叛徒，已不可寬宥了。兩者榮辱不言自明。這不是白玉微瑕的問題了。
北平淪陷時周作人不願隨眾多文人南遷，情願留守八道灣，此為一例。又據說出獄後，胡適等人曾許以教授席邀其去台灣，他拒絕了，還是執意要回朝思暮念的八道灣。周作人對八道灣的感情究竟何在呢
他命運的轉變似乎總是與八道灣有關。魯迅曾在八道灣寫了《阿Q正傳》，而周作人《雨天的書》、《自己的園地》等也大多是在八道灣寫下的。他給八道灣的書房先後取過兩個名字：苦雨齋與苦茶庵，並分別以齋主和庵主自命。
別人曾以老僧來形容他，他臨死前還風趣地比喻：“我是和尚轉世的，隻可惜了在自己膜拜的這方世外桃源裏也犯下過罪行——不知因為八道灣本非淨土，還是主人玷汙了它”
八道灣在北京，算不上有名的胡同，它完全是因為魯迅與周作人出名的，也承受了有關的是與非、榮與辱。任訪秋感歎過八道灣的風景，我想那是因為主人名聲的緣故，這樣的街景在北京城裏幾乎隨處可覓：“八道灣位於西直門內，街道比較偏辟，大門裏有一棵幾丈高的白楊，微風一吹，即嘩嘩作響。再進去，即知堂老人的‘苦雨齋’。後來又曾改名為‘苦茶庵’。這是他的書房兼會客室。”
謝興堯也頗欣賞八道灣，“沒有絲毫朱門大宅門的氣息，頗富野趣，特別是在夏天，地處偏僻，遠離市井，庭院寂靜，高樹蟬鳴，天氣雖熱，感覺清爽。”
據說當年每有客至，周作人總是彬彬有禮地遞一柄日本式的由竹絲編排再糊以綿紙的輕巧的紙扇，再奉上一杯消暑、解渴的苦茶，“確是隱士清淡之所，絕非庸論擾攘之地”。
隻是解放以後，八道灣一直門可羅雀，惟獨在紅衛兵運動做批鬥現場時熱鬧過一陣子。八道灣啊，一言難盡的八道灣。
不知為什麼，我更願意回想早年的周作人，那樣更輕鬆一些。當然，是從1919年他自南方遠道而來投奔北京開始。我一次次地猜測著他當時的心情。應該說，周作人也是通過北京獲得輝煌的，他前半生的光榮當令人炫目。
眾所周知，30年代是他占盡風騷的燦爛時期，南有魯迅，北有周作人，後來再加上京派與海派劃江而治，各占半壁江山，周作人“儼然是北方文壇盟主”(謝興堯語)。
1934年周作人發表了《五十自壽詩》，當時的各路名家(如蔡元培、錢玄同、林語堂、沈尹默等)均爭相唱和。
魯迅曾評價這一勢態：“周作人自壽詩，誠有諷世之意……群公相和，則多近於肉麻……”但由此可見周作人其時在中國文化界的顯赫地位。
從那一年起，人們開始以知堂老人稱之。當時的八道灣香車寶馬、貴賓雲集的場麵亦可想而知。那時候周作人給眾人的印象是一位新型的士大夫，溫文爾雅、博學多才，“生活習慣除了東洋風之外，還明顯地帶有老北京的味兒”(謝興堯語)。
估計那時候周作人已適應北京的生活，也不再挑剔北京的茶食之類了，和正宗的老北京惟一的區別恐怕隻在於：描繪看京劇。正如他在《消寒新詠》中提及：“我不喜看我，卻常收集些梨園史料，此殆如足跡不入狹邪者之讀《板橋雜記》、《南浦秋波錄》乎。”
當然，他性格中一貫未改變的還是鄉愁：“對於故鄉的‘人’或者有的因性急而不滿意，但對於故鄉的物大抵沒有人不感到懷念……我們說到土產，覺得有興趣，便因為是故鄉的出品，如不是我的，也總是別個人的故鄉所出產，我們吃到甚至隻是說到的時候，回憶過去的情景，或是想象中的別處地方，雖是沒有到過卻也同樣有意思的背景與事情。以一個具體的實際故鄉為基本，聯係到別的各個故鄉，即是整個中國的可愛，這種感情並不是抽象的可以製造出來。”這份情愫可以說貫徹了他的一生，
他在晚年給鄉親寫信也說：“閱報知浙江亦苦旱，鄙人雖去鄉已有10餘年，然頗為故鄉擔心……”鄉愁是偽裝不出來的。即使能偽裝鄉愁，恐怕出偽造不出《故鄉的野菜》等一係列美麗絕倫的文字。所以我要說，周作人是本世紀北京城裏最著名的一位懷鄉症患者，以文字作為證明。遊子的心情被他表現得淋漓盡致。
據說，1919年，湖南人毛澤東(那時還是無名青年)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做助理員期間，曾去走訪過八道灣，與周作人有過一麵之緣。
解放以後，周作人就自己的問題給周恩來總理寫信，提及“本來也想寫信給毛先生，因為知道他事情太忙，不便去驚動，所以便請先生代表了。”
據唐弢《關於周作人》一文所述：“從周總理那裏，聽到毛澤東主席看完書信後說的幾句話。毛主席說：‘文化漢奸嘛，又沒有殺人放火。現在懂古希臘文的人不多了，養起來，讓他做翻譯工作，以後出版。’……”
周作人自然感激人民對他的寬大處理。他應中國文聯安排去西安參觀時，曾對陪同人員說：“我認識毛主席毛潤之先生。在今日的世界上，最偉大的人物，就數毛潤之了。”(引自佟韋《我認識的周作人》一文)。
遺老遺少已是一種氣息。在北京城呆久了多多少少會有所感染。譬如周作人，我仿佛看見了遺老遺少的影子，雖然他既非八旗中人，從紹興遷至北平時已是1919年底《五四運動發生之後)。
他寓居在八道灣的苦雨齋裏，以齋主自命，表麵淡泊超脫，實質上已沉浸於遺老遺少之頹廢氣象，與其兄，“怒向刀叢覓小詩”的魯迅先生，恰成鮮明對比。
1934年他寫《五十自壽詩》，引來群公相和，肉麻吹捧，連魯迅都聽不下去了：“文人美女，必負亡國之責，近似亦有人覺國之將亡，已在卸責於清流或輿論矣。”仿佛一群遺少在爭相吹捧一個文化遺老，從此眾人皆以“知堂老人”稱之。而且正像魯迅無意間預言的那樣，周作人及其周圍的遺老遺少，身不由己地成了亡國奴，而知堂老人在國破家亡的命運中，也未能保持住自己的一世名聲。這是一個小事精明、大事糊塗的遺老。
1967年5月6日。鬱鬱寡歡數十年的周作人，孤苦伶仃地病卒於八道灣小屋的鋪板上，死時身邊無一人。遺囑中有一句“人死聲銷跡滅最是理想”。
確實，自抗戰勝利後，他一直是這個社會上“多餘的人”，世人皆以“漢奸”視之。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他雖然活著，但已形同行屍走肉。
據說1953年第一次普選時，他連選舉權都沒有：“有一年值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年，街道上照例用紅紙貼出基層居民的選民姓氏光榮榜，我曾親見選民榜上八道灣11號選民周信子，周芳子的大名，而周作人則榜上無名。”(引自張鐵崢《周作人晚年遺事》)
周信子和周芳子是分別嫁給周作人、周建人兄弟的一對日本姐妹。可見周作人的政治身份連她們都不知。苦雨齋主的餘生，都在默默吞咽自己種下的苦果。
周作人在發表《五十自壽詩》時，曾以“京兆布衣”自命。隻可惜，在北京城裏，他一直不曾做成一個真正的布衣(前半生名聲蓋世，後半生又被取消了政治權利)。關於周作人與北京的關係，我還能再說點什麼嗎我隻能留下這樣一個簡潔的結論：北京造就了他，可是他又毀滅了自己……
情史：徐誌摩，林徽因，陸小曼
印度詩人泰戈爾曾於1924年訪華，估計留下過不少照片，刊登在上海、杭州、北京等地的大小報紙上——可我隻記住了其中的一幅。那是他4月23日抵達北京後拍攝的，畫麵呈眾星捧月之勢：以白發、白胡須的老詩人為中心，其餘人物分別是徐誌摩、梁思成、林徽因及其父林長民……他們的身後是密集的樹叢與花盆。僅僅依靠這模糊的背景，無法確切地辨別攝於什麼地點。是故宮、西山，還是北大校園都有可能，總之是在北京吧。
出於禮貌，還是別有深意徐誌摩站在泰戈爾左首的最邊上，中間隔著一襲旗袍、身材婀娜的林徽因，這三位詩人並肩聯袂形成的完美格局，如同老樹、鮮花與青藤，交相輝映。
畫外音或解說詞，可參考李歐梵《浪漫一代》裏的語句：“許多人因泰戈爾是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慕名而來。而他的翻譯、天才詩人徐誌摩的吸引力也無疑是一個因素。徐誌摩讓徽因在泰戈爾在北京期間充當副翻譯，當泰戈爾在歡迎者和好奇者人群中不時地轉來轉去時，這兩人就成為泰戈爾經常的陪同者。泰戈爾本人的訪問造成的浪漫氣氛籠罩著他們。同他在一起，他們也成了公眾人物。這對出色的青年伴著一個高個子、白頭發的聖者傳為一時佳話。”(轉引自費慰梅著《梁思成與林徽因》)
在泰戈爾的另一側，站立著未來的優秀建築學家梁思成等人。
徐誌摩是泰戈爾在華訪問的全程陪同，最先於4月12日抵上海的碼頭迎接來自印度的老詩人。這老少兩代詩人之間不僅毫無代溝，而且一見之下即引為知己，成為二十世紀詩壇上著名的“忘年交”。在來北京之前，徐誌摩還引導泰戈爾去杭州看西湖，在一艘槳聲悠揚的舳舨上通宵達旦地賞月、吟詩、談心。誌摩甚至向老詩人吐露了自己對一位叫林徽因的北京姑娘的暗戀。以至泰戈爾見到林徽因本人後，都忍不住想扮演中國神話裏的月老，替心有靈犀的一對青年男女牽起紅線。泰戈爾倚老賣老，很仗義地替誌摩去做徽因的“思想工作”，可惜
一番好心最終並未促成好事：少女的情懷像深潭般矜持，沒有答應。
這段感情雖是徐誌摩單方麵的，已足以感染作為旁觀者的泰戈爾了，他相信自己麵對的是中國的一位情聖。年輕的詩人即使在單相思，也依然噴湧出照亮夜空的岩漿與烈焰，這燃燒的激情，本身就是無字的詩篇。泰戈爾甚至比林徽因更快地讀懂了(說起來有意思)。
而林徽因未嚐沒有讀懂，並非心如止水，隻不過作為傳統女性，她不得不要求自己盡可能保持冷靜：徐誌摩是有過婚史的男人，他的浪漫令女人們著迷，他的多情又令女人們畏懼……
其實早在兩年前，誌摩就親口向徽因求過婚，並表示願與元配夫人張幼儀離婚。“這些年徽因和她傷心透頂的母親住在一起，使她想起離婚就惱火。在這起離婚事件中，一個失去愛情的妻子被拋棄，而她自己卻要去代替她的位置。”(費慰梅語)
這是善良的林徽因無法做到的事情。甚至比讓她愛上一個人更難。即使徐誌摩真是所向無敵的情聖，也闖不過林徽因這道關的。因為這是一道林徽因自身同樣無法闖過的關：她有著先天性的禁忌與顧慮。林徽因選擇了那張與泰戈爾合影裏的另一個人：梁思成(梁啟超之子)。她後來果然成了梁啟超的兒媳(1928年正式舉辦婚禮)。
徐誌摩還是於1922年3月離婚了。梁啟超作為其恩師，聞訊後特意寫了封信加以譴責，勸誡誌摩不要“追求幻夢中的極樂世界”，不要“把自己的歡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之上”。誌摩給恩師複信：“我將在茫茫人海中尋找我靈魂的伴侶。要是我找到了她，那是我的運氣；要是我找不到她，那是命該如此。”
泰戈爾代誌摩求情時，林徽因已名花有主。因而是徒勞的。老詩人隻能一聲長歎而作罷。
他特意為林徽因賦詩：“天空的蔚藍，/愛上了大地的碧綠，/他們之間的微風歎了聲‘哎’!”
可否這麼解釋：藍天隱喻誌摩，綠地暗示徽因，而作者本人則在兩者之間扮演了微風的角色傳情的微風，最終發出的是一聲歎息。唉!
這首詩或這個故事，使徐誌摩顯得更浪漫了，使林徽因顯得更純潔了，使泰戈爾顯得更偉大了。也就是說，這段純粹停留於情感與想像層麵上的情史，並不至於貶低相關的各位人物，反而使之上升到藝術化的境界。詩意本身，或許比愛情更重要。因為世間的每一樁愛情，不見得都是有詩意的。更不見得都能成為膾炙人口的故事。能擁有林徽因這樣的知音或紅顏知己，雖然未成眷屬，也是徐誌摩的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