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來也巧，林徽因病逝七年後，林洙成為梁思成晚年生活的最後伴侶。她一直認為：“林(徽因)先生是我的老師也是我生活的領路人。”
林徽因是1955年離開梁思成也離開這個世界的。用美國學者史景遷的話說：在寒風凜冽的北京，在最後一堵龐大城牆頹然倒塌之時死去的。
史景遷為《梁思成與林徽因》一書寫了“前言”：“我還看到，思成和徽因一道，乘火車，坐卡車，甚至駕騾車跋涉於人跡罕至的泥濘之中，直至最終我們一同攀緣在中國曆史大廈的梁架之間，感受著我們手指間那精巧的木工和觸手即得的奇跡，以及一種可能已經永遠不可複得的藝術的精徽。”對於梁思成與林徽因而言，古代建築不僅是曆史大廈的梁柱，也是藝術的祭壇。
沈從文：從邊城到北京城
我作為一個外省青年攜帶著自己的文學夢想投奔京城，是一九八九年；在北京火車站頂著烈日搬運行李的時候，突然想到了沈從文。我想到半個世紀以前湘西人沈從文第一次來北京，幾乎和我現在的年齡相當，也就二十歲出頭——莫非我又在無意識地重複他的經曆於是我開始關心：一九二三年沈從文挾著鋪蓋在前門車站下火車的那一瞬間會想些什麼，是否會想到前輩抑或後人他的心情被公開過——據傳說月台上的沈從文對眼前豁然敞開的這座古老城市表達了錚錚誓言：“我是來征服你的。”半個多世紀以後，這句話依然炙手可熱。從此沈從文這個名字便向湘西風景如畫、民俗敦樸的邊城作永遠的告別，而進入了北京城的記憶。
後來我把這種想法跟先於我兩年畢業分配到京城的武漢大學校友汪立波說起過，他驚喜地睜圓眼睛：“我們居然不謀而合!”原來他在火車停靠北京站之時，也想到了沈從文，他除了跟我同樣熱愛沈從文及其作品之外，還有個更為自然的理由：與沈從文同是湖南人——他在追隨這位著名的鄉賢的足跡。在此情此景下會想到沈從文的，又豈止我和汪立波兩人呢。
20世紀以來自外省遷徒至北京的青年知識分子的數目，是無法計算了——他們都擁有相似的命運軌跡。北京在他們的印象中，都曾經是一座全新的城市——他們會永遠保持這第一印象。雖然許多人初來北京時的經曆與心情，已經失傳了。我肯定不會忘卻自身進京的旅程，而沈從文前輩那遙遠的經曆仍然被我關注著：他剛來北平的那年冬天，困頓在湖南會館一間沒生火爐的小屋，彈盡糧絕，連棉襖都買不起，幸而鬱達夫根據一封信冒著鵝毛大雪找到了這位陌生的文學青年，發現他在用凍僵了的雙手伏案寫稿——於是立即解下自己的圍巾替他圍上，然後領他出去吃飯，並把衣兜裏剩下的幾塊錢全給了他……這是一段膾炙人口的文壇佳話——隻是有點過於冷冽而已，但這冷冽中亦包涵著人情的溫暖，讓聽眾既感到心酸又不無安慰。
沈從文在二十歲以前長期在湘西一帶小碼頭流浪，如他自己所說——“我的青年人生教育恰如在這條水上(沅水流域)畢的業。”北平對於他，不過是一座繼續流浪的城市——鄉村流浪漢變成了城市流浪漢。青年沈從文的性格魅力完全是流浪造成的——包括他大多數作品的素材，都取之於早期流浪的閱曆。我以為他代表了中國武的流浪漢文學——在路上，永遠在路上，從舊中國農村的水路、陸路直到都市的柏油馬路，流浪漢的心永葆青春……青年沈從文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中著名的流浪漢(有人曾拿他跟馬克·吐溫相比——根據兩人年輕時相似的經曆，但我覺得也有高爾基“在人間”及“我的大學”時期的影子)。
我來北京——在不同的時間與相同的地點，體驗了當初折磨過沈從文的那種流浪的感覺。我也曾經囊中羞澀、捉襟見肘，曾經在沒有暖氣的平房裏過冬，曾經饑寒交迫地寫作，構築紙上的風景——我甚至還曾經在他府右街達子營故居附近租過房子，感覺到離他或他的青年時代越來越近了。雖然我無法遇見鬱達夫了，但可以把周圍關照過我(譬如有過一飯之恩)的朋友想象成鬱達夫。繼續流浪，在沈從文的身影後麵，我繼續流浪。我吟詠的詩篇相當於流浪的記錄。繼續流浪，直到目前為止——我覺得可以給沈從文前輩平靜地寫一篇文章了。同時紀念自己的青春。我們都曾經從千裏之外把青春作為唯一的禮物奉獻給北京這座偉大的城市。這是我與沈從文之間最明顯的緣份——因為我隻是個遲到者，隻能通過他的文字揣測、認識其音容笑貌。但我相信，流浪者的品質是能夠通過特殊的方式得以感化並遺傳的。
沈從文之於北京城曾幾進幾出。施蟄存回憶：“為新文學運動和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潮所感召，從文於一九二三年來到北平，沒有熟人，沒有親戚，孤家奮鬥。一九二四年，已在《現代評論》和《京報副刊》上發表創作，大約此時已受知於胡適。以後，逐漸認識了徐誌摩、鬱達夫、楊振聲、朱光潛、梁實秋、朱自清等人……”寥寥數語，勾勒出他初初安營紮寨的輪廊。然而四年未滿，就因軍閥張作霖在北方製造白色恐怖，而隨同馮雪峰、丁玲、胡也頻等一批青年文人南下，移居上海。三年後又返回北平，在中國公學任教——因胡適的推薦。一九三七年因蘆溝橋事變緣故隨同清華、北大師生(合並為西南聯合大學)南遷昆明。兩度離開北京城皆為避難(戰難與國難)。一九四六年沈從文攜帶家眷繞著上海回到光複後的北平，他的後半生便完整地屬於北京城了。
這就是沈從文三進北京城的故事。沈從文最終回到北京，是頗受歡迎的——子岡當即在《大公報》上寫了篇《沈從文在北平》：“在一個茶會裏聽到說沈從文在八月二十七日到了北平，正像其他萬千讀者一樣，雖然隻能從幻想中畫出化的輪廊，卻感到親切的喜悅。最近他發表了《憶北平》，不想他馬上到了北平。我經過景山前街的紅牆，在洋槐樹下走過，尋找沙灘的北大教職員宿舍，原來就在紅樓的貼隔壁……”在該文結尾他興高采烈地告訴讀者，“如果你在北平的廟會或小胡同碰見一位提了網線袋，穿著一件灰色或淡褐色的羊質長衫、身材矮小瘦弱、一臉書卷氣、眯著眼睛在書攤子上找舊書或是在找門牌號數，說一口湖南、北平、雲南雜糅的普通話，那便是沈從文。你可以告訴他，他該去理發店理發啦。”在他眼中，剛剛從淪陷的曆史中掙脫的煥然一新的北京城，亦將因沈從文的重新出現而增添那麼一絲光彩。
誇張地說，我覺得沈從文有兩個，一個是湘西人沈從文，一個是北京人沈從文——他們共同組合成本世紀一位文學大師完整的人生曆程。沈從文生長於苗漢雜居的湘西，未曾受過正規的中學和大學教育，他的文風與人格都帶有蠻荒之地所孕育的淳樸與野性，如施蟄存所說：“……在他的早年，中國文化傳統給他的影響不大。這就是他的大部分作品的題材、故事和人物理解的基礎。各式各樣單純、質樸、粗野、愚昧的人與事，用一種直率而古拙、簡淨而俚俗的語言文字勾勒出來。他的文體，沒有學院氣，或書生氣，不是語文修養的產物，而是他早年的生活經驗的錄音……這是一個苗漢混血青年的某種潛在意識的偶然奔放……”沈從文一貫自稱是永遠的鄉下人——甚至在向張兆和求愛時也詩意地表達“讓我這鄉下人喝杯甜酒吧”，張兆和心有靈犀地給他回了電報：“鄉下人，喝杯甜酒吧。”弄得發報員好生奇怪，猜不出是什麼暗號。這不是一般的鄉下人的愛情，這簡直是鄉下的詩人的愛情。他移居北京後，接受了城市文明，跟知識分子中的紳士派廣泛交往，沾染了不少紳士氣，但仍然帶有鄉村紳士的傾向：“早年為了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要求革命而投奔北平的英俊之氣，似乎已消磨了不少……他在紳士們中間，還不是一個洋紳士，而是一個土紳士。”(施蟄存語)
他成為北京人後，由於血統與身世的緣故，依然是一個複雜的北京人，或者說是一個複雜的北京文人。當然沈從文自己意識不到這點，1933年他發表《文學者的態度》，把南北作家劃分為“海派”和“京派”，褒揚京派而貶低海派，並自居於京派之列——誘發了一場轟動南北文壇的大爭論。沈從文作為“海派”“京派”之爭的始作俑者，對自己是一個溫文爾雅的京派文人而不無自豪。李輝轉述過陳思和在《巴金傳》中對三十年代包括沈從文在內的京派文人的評價：“這些以清華、燕京大學為中心的幾代由作家、理論家組成的文人，是在‘五四’以來的自由主義傳統中形成的。他們於樸實中見開放，對外來思潮也不保守，受到的壓迫與政治幹擾暫時還不大，正是新文學發展的理想時機”。他進而聯想到“這種自由主義傳統，是否也包含著這樣一層含意：像沈從文這樣的作家，作為一個個體，在構造自己的文學理想的同時，將一顆不安分的靈魂，同源自湘西山水的性格結為一體，該是同樣的美妙。這種不安分，後來被以寂寞表現出來的一種平和所湮沒了。人們更多地看到的，隻是他並非出本意的與文學的疏遠，以及久久的沉默……”李輝把沈從文身上的這種不安分稱為“極為難得的”‘五四’傳統”，這自然與沈從文生活在爆發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北京城、以及他個人努力弘揚京派文人的精神不無潛在關係。
雖然沈從文的後半年屬於北京城，但解放以後由於一言難盡的原因，他出人意料地告別了自己的文學時代。用黃苗子的說法就是“我們這位“五四”以來具有影響的作家，由於從事“文物”，便沒有生產‘文章’。”他改行美術考古學，在故宮博物館的青燈黃卷中浮沉，由文學轉向學術——另一個沈從文出現了，並推翻了自己的前身。黃苗子還辛酸地描繪過浩劫期間的沈從文：“天安門城樓上的男女廁所，沈從文認認真真地天天去打掃(後人如寫‘天安門史’，應該補這一筆)，他像摩挲一件青銅器那樣摩挲每一座馬桶。”沈從文後半年是寂寞的，簡直跟他的前半年判若兩人——北京給過他輝煌，也給過他蕭瑟。他的得意門生汪曾祺說：“沈先生五十年代後放下寫小說散文的筆，改業鑽研文物，而且鑽出了很大的名堂，不少中國人、外國人都很奇怪。實不奇怪。”而常風則說：“沈從文先生的後半生的貢獻是大家不會想到的，也是他本人始料所不及。他的古文物學者、專家的聲譽三十年來讓人忘記原來是小說家了。他在知命之年，不得不離開他原來的文學專業，改行重起爐灶。”
據說他的葬禮遵其遺囑未放哀樂，而改放貝多芬的悲愴奏鳴曲——他生前最喜愛的音樂。莫非是有原因的悲愴啊悲愴，老人的悲愴正是中國的悲愴——今天夜裏，我在紙上欲為之一哭。沈從文後半生在北京城裏，像任何一位平凡的北京人一樣生活，默默經曆著歲月的流逝——對於我們國家的文學來說這是多麼巨大的損失。今人與後人所能讀到的，都隻能是他前半生的作品了——以《邊城》為代表沈從文，是屬於北京城的，又是永遠屬於湘西的邊城的。他永遠是邊城的哨兵。幸好他後半生撰寫了《中國古代服飾研究》——被稱為“前無古人的巨著”。他不再剖析今人的靈魂，改而研究古人的服飾。不管怎麼說，這畢竟是他在北京城裏一段人生的結晶，可算獻給這座作為其生命歸宿的城市的一份厚禮。
我在北京，覺得最值得反複玩味的名勝古跡乃是故宮博物館——這是令人百讀不厭的一部傳世經卷。每次遊覽故宮博物館，就要像當初剛來北京下火車時一樣——想到沈從文。這裏是他工作過的地方。如果說我在北京火車站想到的是一位遙遠的青年，在故宮博物館想到的則是一位遙遠的老人。他們是同一個人嗎
他們確實是同一個人。隻不過我的心情有所不同罷了。
我不禁胡亂猜測：20世紀以來的中國文學是否也曾經伴隨沈從文經曆過一次沉重的脫軌，或者說，沈從文後期的沉寂是否貫徹了一個時代的縮影否則為什麼每當想到沈從文，我就一陣心疼對於一位作家而言，我既是其作品的讀者又是其命運的目擊者，我借助曆史的潛望鏡目睹了作家本人無法控製的一次脫軌與轉折(或用史料中“改行”的說法)。也許我所關注的這趟火車並未脫離這個時代的軌道，但是上帝以扳道工的麵貌出現——用一個隱秘的手勢，就不易察覺地改變了它的運行方向。火車依然在行駛，隻不過是在與自身的慣性相反的方向行駛——它所體驗到的割舍靈魂的疼痛，已不可言傳了。最終，一切個人的疼痛會被世界的麻木所取代。這是一次沒有事故現場的脫軌，沒有預謀與記載的寂滅，對於其承受者而言，似乎也沒有怨悔。哀莫大於心死，或許選擇遺忘正是尊重記憶的最佳方式。
在浩劫期間，沈先生留存的自己著述的樣本被全部銷毀，他好像並未感到可惜，更不加以回憶。雲開霧散之後，沈先生的傳記作者淩宇前去采訪，驚訝地發現：“時間過去了三十年乃至半個世紀，許多作品及一些筆名連沈先生自己也忘卻了……我偶有所得——那些以沈先生忘卻的筆名發表的作品，便請沈先生加以驗證。”據說常常出現類似的情形，淩宇說出一篇待驗證的作品名稱，沈從文搖搖頭：“記不得了。”於是淩宇便複述作品的內容。還不等他說完，沈先生老人便孩子一樣天真地拍起手來：“是我的，是我的!”他笑著，眼裏有了淚花，似乎很高興。淩宇描述的這個細節我總是忘不掉，仿佛親眼目睹了老人捕撈到失去的記憶時那掛著淚花的笑臉。想到沈從文的晚年，我腦海便浮現出這麼一張笑臉，內心總要一陣痙攣。我不再懷疑，在特定的背景與壓力下，沈先生曾忍住疼痛親手掩埋了自己的一段文學記憶，或者說得更悲愴點：親手掩埋了自己——把自己曾珍視的精神建築一舉夷為廢墟。他並非患有先天性的失憶症。沈先生的後半生，是在自己的文學廢墟中淒涼地度過的。當然，他也在廢墟中一磚一瓦地堆砌起另一座全新的宮殿：《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所以說他並不是完全的失敗者。
黃苗子曾評價過沈先生後半生在文學上的荒蕪(即作家身份的過早終結)：“可是沈先生對於這一點，他並沒有介意——至少在表麵上。他永遠興致極高地談他的美術考古……沈先生是否就永遠忘記了他的文學創作生涯了呢並不。最近我同沈先生談起，在國外，有一位研究他的文藝作品的學者得到了博士學位。沈先生羞澀地笑了一笑，大拇指按著小指伸出手來，輕聲地更正說‘三位了’。”沈從文的故鄉是湖南的鳳凰——被新西蘭老人艾黎稱為“中國最美的兩個小城之一”。他本人就是一隻鳳凰，一隻能在烈火與灰燼中獲得新生的神話之鳥。沈從文是在類似於鳳凰涅槃的痛苦與幸福中送別舊我而迎接新我的。
沈從文自稱鄉下人，他從蠻荒的湘西第一次來北平時，肯定有一種“進城”的感覺。他相當一部分作品都是來到城市後通過回憶寫下的——主題依然是魂索夢繞的鄉情民俗。因而獲得了雙重身份：既是一個生活在城裏的鄉下人，又是一個不斷懷念著鄉土的城裏人。他即使在幹燥寒冷的北方城市，文筆仍然凝注著舊中國南方農村河流與泥土的氣息乃至巫鬼詩情，仿佛刻意要為城市讀者創造一個鄉村的神話。沈從文不曾割舍自己靈魂的根須與遠方廣袤原野潛在的聯係，他的鄉土情感是真正的城裏人(或城市文人)無法想象與比擬的。他既為舊中國古老的農業文明吟唱了一曲劃時代的挽歌，又為缺乏想象力的現代城市生活饋贈一首天外來音般的田園詩——炊煙彌漫的鄉愁因為都市背景的烘托而愈顯纏綿悱惻。他不僅是鄉下人，更是鄉下的詩人(農民式的中國知識分子)。他不僅是城裏人，更是一個反複詠誦著“歸去來兮、田園將蕪”的城裏的隱士(用古人的說法，大隱隱於市)。至於他的後半生，又做了北京城裏的文學隱士，告別文學而歸逸，隱逸於秦磚漢瓦、青燈黃卷。就像徐誌摩再別康橋一樣——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
沈從文曾於四十年代寫下自我預言：“二十世紀最後一個浪漫主義者命定的悲劇性”。我估計，隨著現代大工業文明對鄉村精神的蠶食與消化，又有誰敢於把鄉土情感視若至高無上的精神財富——至少在沈從文的作品中，它已接近於沒有傳人的遺產了。所以，沈從文，也將是中國文壇上的最後一個鄉下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