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城是偉大的。隨便舉個例子：我所崇拜的遠在拉丁美洲的文學大師博爾赫斯，甚至都寫過一篇叫《長城和書》的短篇小說。他說他無法想像“下令修築中國的長得幾乎沒有盡頭的城牆”以及“申令全國焚毀先於他的全部書籍”，居然是同一個人。我明白他的意思：前者是建設性的，後者是毀滅性的，中國的第一個皇帝 (也可謂第一位大英雄)的功過相互抵消了。我在長城腳下，為什麼沒想到這一點呢我還清晰地記得博爾赫斯原文中有一句話：“長城是一種挑戰。”是防衛者對進攻者的挑戰呢，還是物對人的挑戰我一直以為挑戰是進攻者的專利，長城打破了我的觀念。
“塞上長城空自許，鏡中白發已先斑”，多少英雄是在對長城的敬禮中衰老的。英雄輩出，長城卻隻有這麼一座。
我從外省投奔北京，最關注的是長城。在我心目中，北京是離長城最近的一座城市。或者說，它和長城，彼此成為對方的一部分。選擇長城腳下生活，多麼幸福的事情。我是一個遠道而來的遊牧者，我以遊牧民族的眼光打量長城：長城對任何人都是一種挑戰，足以激發起我的血性和英雄夢想。在長城腳下，我是一位步行的現代遊牧者：我的寶馬呢我的長纓呢我的彎弓呢它們失落在何處最令人苦惱的莫過於：我的敵人呢(類似於李白的“拔劍四顧心茫然”)除了滿腹豪情，“請不要責怪我一無所有，請不要提醒我兩手空空”——我背誦著海子的詩(這位在山海關臥軌的早夭天才)。我是另一種拒絕投降的詩人，我要以頭顱撞開異鄉的城門。我愛你，烽火台，請給我一個信號吧。我愛你，彼岸的風景，全新的生活，理想的世界。長城是我夢境與現實的界線，啊，我最後的邊疆，我永遠的驛站。
長城是一種共識，但每個人又可能對它有不同的理解。我剛來北京時，結識一位帶有草原血統的內蒙畫家，他說他移居北京已8年了，卻從沒去郊外爬過長城。為什麼他回答：“俗話說不到長城非好漢，對於我而言，沒成為好漢就不到長城。我一直臥薪嚐膽地奮鬥著，某一天真正成功了，才有登長城的資格。我希望登上長城的時候，不是帶著失敗的酸楚，而是帶著自信的微笑。否則我無顏見長城，就像楚霸王兵敗無顏見江東父老。我可不想像孟薑女那樣跪倒在長城腳下痛哭流涕，我是個血氣方剛的男人……”長城是他的一個目標，或夢想中輝煌的參照物。他忠實地捍衛著“不到長城非好漢”這句誓言的神聖性。壯士一諾，擲地有聲。我為人類意誌的魅力感動了。這是我認識的最熱愛長城的一個人。他心裏供奉著另一座堅不可摧的長城——理想主義者的長城。他已經算是半個北京人了，卻固執地保留著這最後一個風景點。沒有誰這樣要求他，他卻這樣要求自己。
後來我漸漸和他失去聯係，像兩個遊牧者在避風的山穀借火點煙然後就擦肩而過。轉眼又8年過去了，每當想起他，我就想起他那段對於長城的承諾——價值連城的赤子丹心。而每一次郊遊登長城，我總要想起這位在北京臥薪嚐膽、麵壁磨劍的朋友，並且極其關心：這些年裏他是否已來過長城長城是否已幫助他打破人生的記錄即使長城永遠與他無緣，他仍然是我眼中的英雄。他的長城情結令人回腸蕩氣。
長城與運河
北京啊北京，北麵有長城，東麵有運河，這是兩座足以概括其曆史的無字的紀念碑，而南麵則是一望無際的大平原。”這使它獲得了一般城市無法比擬的鮮明的地理特征。在我意念中，運河是母性，平原是父性的，逶迤於北部中國額際的長城像一道風化的皺紋則是屏障般的群山之子，揮灑著永葆童貞的男兒血性。
獻給長城的讚美詩是不計其數的，唯獨魯迅曾在20世紀初別出心裁地評價：“……從來不過徒然役死許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嚐擋得住。現在不過一種古跡了，但一時也不會滅盡，或者還要保存它。我總覺得周圍有長城圍繞。這長城的構成材料，是舊有的古磚和補添的新磚。兩種東西連為一體造成了城壁，將人們包圍。何時才不給長城添新磚呢這偉大而可詛咒的長城!”他對長城實用價值的懷疑並未真的影響到長城在今天，在一個和平的年代的審美價值。
凡是來過北京的人，幾乎沒有誰不去看長城的。長城是北京最著名的鄰居。它甚至比這座城市還要古老。人們仍然在忙於修補長城，不是為了防禦戰亂，而僅僅為了紀念。長城曾經保護過我們，現在到了該我們保護長城的時候——它的箭垛、階梯、烽火台如同歲月的蛀齒，幾乎每隔幾年就要修補一次。否則在風吹雨淋的日子，古老的中國會牙疼的。又怎能不給長城添磚呢，包括我這篇文章，都是獻給長城的眾多讚美詩中最新一首。
每天都有從世界各地通來的遊客，站在粉飾一新的長城上攝影留念，這是和中國的幾千年文明合影的最佳位置。凸凹不平的每一塊城磚上麵，重疊著多少代人的腳印，或者說，濃縮著中國的往事。從這個角度來看，長城已被神化了。是整個民族的精神寄托，象征著對曆史的崇拜與信仰。無法想象，長城會有倒塌的一天，又有誰的手能將它從地圖上抹去它稱得上是中國的第一號文物了，享有著至高無尚的尊重與保護，像一位活在我們周圍同時又活在民族記憶裏的沉默的老人。
長城的影響是穿透時空的。也許每位中國人都會像魯迅那樣，“總覺得周圍有長城圍繞”——不管你是感到安全抑或製約。這或許就是傳統吧。在長城腳上生活，在傳統的影響下順從或者叛逆，彷徨或者呐喊，正是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命運。
北京是離長城最近的一座城市，也是受傳統的影響最深遠的城市，所以它成為中國曆史上一係列極其重要的朝代的首都。鼎立於長城腳下，但它不是傳統文化盲目的順民，亦有著自身的思辨與判斷，對傳統進行著消化抑或抵觸。所以北京也是曆朝曆代政治氣氛最濃鬱、思想鬥爭最激烈的一座個性化城市，尤其近代以來表現得愈加明顯。譬如，魯迅對長城的那段詛咒，就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寫出的，他一氣之下將長城作為封閉、保守、落後於時代的傳統文化的替身或象征物而加以批判。實質上長城本身倒是無辜的。
魯迅還在菜市口的紹興會館寫出了《呐喊》，隱忍與緘默的長城腳下，終於出現了充滿反叛意識的呐喊之子。呐喊的聲音在北京城的上空回蕩著，曆史並未感到陌生——魯迅並不是第一個、更不是最後一個呐喊者與叛逆者。綿延且鬱積了幾千年的傳統的建設者是偉大的，但其破壞者同樣是富於勇氣的，正好長城刀光劍影的傳記，恰恰是長城內外固執的守衛者與不懈的進攻者共同寫下的。或者說，他們共同創造了曆史。
我讀過某外國曆史學家的《尼羅河傳》，當時就想到，應該有一部《長城傳》，它足以包容中國最漫長的封建時代之始終。長城是當之無愧的傳主。或許這部《長城傳》本身存在著——以無字天書的形式，陳列於北部中國的青玉案上。別人可以為一條河流作傳，但你能說長城不是一條橫跨民族曆史的凝固的河流嗎
這就是我來到北京後的思考。這就是我對長城複雜的感情。多年前流行過電視劇《霍元甲》主題歌“萬裏長城永不倒，千裏黃河水滔滔……”將長城與黃河皆作為中國人的精神支柱相比擬。黃河是民族的搖籃，是造物主呈獻給它的子民的一份厚禮；長城則是中國人親手締造的一個神話。前者出自天意，後者出自人為，甚至今人對長城的維護都堪稱一項修補神話的工程。
很少有誰敢於懷疑長城的不朽，除了魯迅曾為抗議黑暗的世紀而選擇過那偏激的立論。魯迅是有勇氣的。但不管怎麼說，長城的意義遠遠超越了它最初的建造者的想象，尤其在閉關鎖國的封建時代結束之後，它的防禦功能早已退化了。長城所記載的那些勝利抑或失敗，都已構成曆史，它在現代社會最大的價值就是能夠提供遙遠的見證。長城是中華民族曆史古老的證人，沉默的證人。它的存在就是證明。
和長城相比，運河則寂寞得多。北京東郊的通州是曾經赫赫有名的京杭大運河的起點(金代開鑿潮白河下遊，經元、明兩朝治理疏浚，方通杭州)。可自從潮白河水斷流、航運停止之後，北運河即成為排水河道，主要用於灌溉農田，貫穿了大半個封建時代的千年漕運史，業已隨昔日輝煌劃上一個黯淡的句號。北運河遺址，是通州城內現存的文物古跡之—，使用遺址一詞讓遊客絕望。
我來北京後，曾特意驅車出朝陽門去拜訪過，發現古運河已成一潭死水，漂滿空易拉罐、廢紙、朽木與菜葉，看不見輕盈的舟影，更聽不見那浪漫的槳聲了。北運河已經死了，在做完了溫柔富貴夢之後停止呼吸，你簡直無法想象它曾擁有過千帆競渡、百舸爭流的繁華場麵。甚至斜陽衰草間如我這樣虔誠的憑吊者，也寥寥無幾。仿佛此情此景不足一遊。但要知道，元、明、清直至民國，運河的水路都曾經是南北交通與運輸的要道，當時通州是北京城的大糧倉，幾乎每天都有整船整船的糧食、絲綢及其它貨物自江南水鄉遠道而來，囤積在碼頭上。可這一切皆已隨社會的發展而灰飛煙滅，如同一個縹緲而原始的夢境。北運河遺址已快成為一個沒有風景的風景點了，一個沒有遊客的名勝古跡。無法挽救了。
由此可見，它遠遠不如長城那麼幸運，雖然同樣都是曆史的證人，一個是戰爭的產物，一個是和平的化身。運河的繁華曾經忠實記錄過一個又一個太平盛世，當然，它那富裕、自由、美滿的夢想大多是在長城的嗬護下誕生的。這就是戰爭與和平的關係。這就是中國的曆史。所以在我的回憶中，長城與運河互為補充，長城不倒，運河不死，它們曾經是漫長的封建時代最重要的命脈。同時也為今人的追懷提供了沉默的證詞。
北京啊北京，北麵有長城，東麵有運河，這是兩座足以概括其往事的無字的紀念碑。此時此刻，我的雙手正在觸摸著它們，觸摸著它們波痕般的紋理抑或紋理般的波痕——石頭是冰涼的，水也是冰涼的，可我卻穿透時空測量到那一個古典的中國的體溫……
隆福寺
隆福寺早已名存實亡。如果今天我們按其遺址尋訪，絕對找不到史書裏記載的藏經殿、鍾鼓樓、藻井、禦碑，甚至連解放初期尚存的山門都無影無蹤了。舊有的建築全夷為平地，取而代之的是頗具現代化商場規模的隆福大廈。來往的顧客口口聲聲念叨著隆福大廈(帶電梯，有空調，專賣名牌)，幾乎忘掉此地曾經有寺。或許對於當代老百姓而言，最值得朝拜的是百貨商場，物質才是最權威的神明。於是就像患了集體失憶症一樣，把隆福寺的影子棄置腦後。
隆福寺啊隆福寺，一針一線、一草一木都未留下，隻留下了傳說，可惜這傳說也少有聽眾了。
然而隆福寺，在明清時極盛，甚至書麵記載時都要加上一個“大”字，譬如明代劉侗等著的《帝京景物略》，對其大加讚美：“大隆福寺，恭仁康定，皇帝立也。三世佛、三大士，處殿二層三層。左殿藏經，右殿轉輪，中經毗盧殿，至第五層，乃大法堂。白石台欄，周圍殿堂，上下階陛，旋繞窗櫳，踐不藉地，曙不因天，蓋取用南內翔鳳等殿石欄幹也……”
尤其提及了中藻井，“製本西來，八部天龍，一華藏界具”，雍宮華貴，可見一斑了。
至清代，隆福寺徹底變成了黃教的廟寺，由喇嘛們主持，而且藏經的數量不比雍和宮遜色。吳長元所輯《震垣識略》也描述了其來曆與現狀：“大隆福寺在仁寺坊東四牌樓大市街之西，馬市北，其街以寺得名，明景泰三年建，役夫萬人，撤英宗南內木石助之。其白石台欄。乃南內翔鳳等殿石闌幹也。本朝雍正九年重修。每月之九十兩日，有廟市，百貨駢闐，為諸市冠。所居皆喇嘛。有世宗禦製碑……”
從中我們還能了解到，隆福寺的廟會在全城號稱第一，拜佛經商兩不誤。此地的商業意識看來是先天性遺傳。
民國時期，廟會照辦不誤，依然風風火火，是老北京市民生活的一大景。解放後名義上雖取消了廟會，卻將“東大地”的臨時性商場遷來，空地上搭建了許多帶鐵皮頂棚的露天攤檔，斷了香火的殿堂改用作倉儲,倒也能“擴大再生產”，隆福寺整個變成了熙熙攘攘的集貿市場。
延續至六十年代，幾經翻修，並被正式命名為“東四人民商場”。
應該承認：這仍是廟會的一種新形式，或者叫新時代的廟會吧，至於完全推倒舊牆的製約，擴大麵積，讓一座現代化設施的隆福大廈拔地而起，則是改革開放後的事情。是時代使然，還是百姓逐步提高的物質生活需求使然廟太小了，養不下來自各方的神仙
總之隆福寺麵目全非了。惟一對它表現出懷念之處，就是在新建的商廈頂層加了個廟宇飛簷造型的琉璃瓦屋頂。但這甚至還不能算“舊瓶裝新酒”，頂多算安了個老式的瓶蓋。
不管怎麼說，從隆福寺的興衰史能夠看出，它確實跟百貨生意有緣。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既是大雅之堂，又一直充滿著人間煙火味。所謂大雅大俗，就是這個意思吧!
即使現在，隆福寺大廈門前，仍保留了一條賣水貨服裝與風味小吃的老街，那熱鬧與嘈雜烙得人心裏熨貼得很，仿佛回到了老北京。從過往遊客眉開眼笑的模樣，你能約略辨認出當年市民們逛廟會時的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