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人似乎不僅像懶漢或頑童，還洋溢著那麼一種藝術家氣質。仿佛他們天生就是為了藝術而藝術的。
我們今天仍然能隱約感受到的老北京的文化，很大程度上都帶有這麼一種傳統的影子。甚至今天的北京人，仍然很難完全擺脫這種影響。
北京人是有優勢的，譬如他們普遍具備藝術天賦，掌握吃喝玩樂的技巧，骨子裏還有一種幽默態度和樂觀精神；但也是有弱點的，譬如貪圖享受卻懶於勞作，他們不太容易克服這種來自自身的惰性，而這種惰性似乎有遺傳的，從八旗子弟的時代就開始了。或者說，這是北京人無法完全杜絕的劣根性。
北京人的懶散，很早以前就出名了，至今也綿延不絕，“懶”自然指懶惰，他們似乎先天就具備君子之風，動口不動手，給人以誇誇其談的印象，卻不願做實幹家。北京的民間，是清淡之風最盛的地方。至於“散”，則可理解為散淡。
北京容易養閑人，那種悠閑自得不僅來自於對功利的超脫，而且確實隱含有豁達與滿足的人生態度。這是其它地域的草民無法模仿的，卻促成了北京人的藝術細胞與享樂思想。這其實是一種挺奢侈的精神。
所以北京的市民文化，又與一般城市的小市民文化不無區別。一方麵，北京人不那麼勤勉、節儉、樸素，但同樣也不那麼勢利、卑微與世俗。
以上是北京人的一部分優缺點。也是我對老北京文化的一點認識。
替北京人尋根。不僅是尋找其血統上的根，更重要的是尋找其文化上的根。根在哪裏呢這種根是看不見的，卻又是耐人尋味的。
我相信它是存在著的。我認識一些在胡同一四合院裏長大的同齡人，我們之間唯一的區別不過是出生地不同罷了。偶爾跟他們聊起某些話題，我卻察覺到大家仿佛是兩個時代的人。
聽他們用純正的京腔京韻談論事情，我產生了正在觀摹老舍話劇的感覺，令我恍惚的並不僅僅是那既陌生又熟悉的語調，還包括他們對事物的觀點、看法以及那種閑散的態度。我估計他們的祖輩、父輩也是以同樣的神態說話的。
在那一瞬間，我能隱隱約約看見他們的根，並驚歎於文化的影響和傳統的力量。他們是一些很現代的北京人，但又像是很古典的北京人。或者說，他們是一些古典的現代人。不僅僅表現在音容笑貌，包括其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如此。他們是老北京人的後裔，但更像是一些新生的、年輕的老北京人。但這隻有敏感的觀眾才能察覺到。
恰恰我是敏感的。恰恰我又是個外地人，隻不過移居北京罷了。作為外地人，來給北京人尋根，或許我是多管閑事。但用外地人的眼光來看北京人，更容易把握北京人特征，尤其是文化的特征。
當然，現在北京人的概念又擴大了，還包括類似我這樣的移民。但我所說的，仍然特指那種土生土長的北京人，在京味文化熏陶出來的正宗北京人。我的根在別處。可他們的根在哪裏呢替北京人找一找吧，找一找他們的根。
做個北京人是光榮的，畢竟，北京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做首都的居民不僅有榮譽感，也有責任感。所以北京人格外注重自己的形象，不僅要對自己負責，也要對別人負責。
其實，北京人這個概念是很豐富的，據我所知，至少可劃分為老北京人和新北京人。
老北京人一般指解放前即居住北京的市民及其後代，作家劉心武曾在《鍾鼓樓》中對這類“北京市民”進行過概括：“這裏所說的市民是指那些‘土著’，就是起碼的三代以上就定居在北京，而且構成了北京‘下層社會’的那些最普通的居民……”應該說，這才是“原汁原味”的北京人，最正宗的京味文化體現在他們身上，使民間的風俗人情得以遺傳。
新北京人一般指建國後進京的移民，他們來自全國各地，帶著各自的口音及地域文化色彩共同構成北京的新市民階層。北京因之而成為一座著名的移民城市。
當代的北京文化，實際上表現為以京味文化為基礎，對各地文化的兼容並蓄，因而顯得格外廣博與強大。
根據1985年底的統計，北京市區常住人口568萬，老北京人及其後代共153萬，新北京人卻達到433萬。
二十幾年又過去了，外來人口高速度增長，所謂“新北京人”的隊伍在逐步壯大。
我在北京電視台參與了一次題為《新北京人》的談話節目，有位剛從南京來北京開公司的沈姓老鄉看到後，找我探討。徹底暢談的結果挺有意思，記錄下來。雖是個人觀點，可供參考。
沈老鄉(或尊稱沈老板)認為，既然人類社會學家將六十年代出生的稱為新人類，七十年代以後出生的稱為新新人類，北京人這個概念不妨劃分得更細致些：老北京人，新北京人，新新北京人。
建國後至改革開放之前進京的外來人口及其子弟，是真正的新北京人，他們已安家落戶，安居樂業，完全接受了北京的傳統文化並成為其一分子。北京對於他們已非“第二故鄉”可比喻。
至於改革開放以來的新移民，相比而言大多很年輕，生活狀態也沒完全穩定，對這座城市的新鮮感還沒消失，尚未忘卻自己“外地人”的原始身份，當算新新北京人。
新新北京人是北京最新的一代，也是最富於時代感的新生代：他們剛剛在這座夢寐以求的城市裏長了最初的年輪，渴望在此實現自身的價值，帶有更多的理想與朝氣，相信未來也會屬於他們……擁有的是雙重身份：既是在北京創業的外地人，又是尚未完全改變外地口音、記憶、性格乃至血緣的北京人。不應該忽略這一獨特群落的存在：他們客觀上最大程度地接受著北京的影響，主觀上又渴望盡可能地影響北京，以自己的勞動、創造獲得認可與證明。
這種假設不是社會學家的定論，隻是兩個詩人的浪漫想象(沈老鄉跟我一樣愛寫詩)，但至少也算是詩意的假設。這種假設在一定情理上若能成立的話，我屈指計算自己移居北京的年頭，知道自己也屬於新新北京人。太陽每天都是新的(哲學家的名言)，我為自己是個新新北京人，或者說為自己是新新北京人中的一個——而驕傲。
北京既是古老的城市，又是永葆青春的城市……不管怎麼說，做個北京人都是光榮的。
車水馬龍北京城
擁有3000年建城史，800年建都史的北京城，大街小巷縱橫交叉，怎麼看都像一副棋盤。這盤棋怎麼下，棋子該怎麼走？首先涉及到交通問題。車水馬龍是永遠的風景。
遊牧民族統治的朝代，騾馬橫行，街道又叫馬路。許多大宅門前都有下馬石，便於“文官坐轎、武將騎馬”。到了清末與民國初年，人力車成了才北京的主要交通工具，十字路口、胡同兩端，飯館、菜市、商場、旅店的大門外，都有人力車在等座，隨叫隨走。尤其是戲園、舞廳、八大胡同那種娛樂場所，到了後半夜仍有人力車靜候，夜生活的氛圍很濃，也很方便。所謂人力車，其實是人拉車跑，拉車的人叫車夫。
老舍筆下的“駱駝祥子”，算是老北京最著名的一位人力車夫（哪怕是小說家虛構的），他因為進入了文學經典而永遠在曆史中活著。駱駝祥子稱得上是那個時代人力車夫（乃至社會底層所有勞動者）的“形象代言人”。王府井路邊今有人力車夫的雕塑，看見他我總想起駱駝祥子。平凡而偉大的人力車夫，曾經拉著整個北京城跑動。他們的汗水是值得紀念的。
後來有軌電車開上北京街頭，人力車夫的負擔輕多了。1924年12月開通的有軌電車，是北京第一代現代化交通工具。它似乎也成了北京進入現代化的標誌。
有軌電車富於音樂性，有清脆的鈴鐺聲伴奏：司機腳下踩著一個發出叮叮當當響聲的鈴鐺，有的車還把鈴鐺掛在司機頭頂的位置，每遇情況，司機伸手搖鈴，提醒過往行人。有軌電車因而被北京人起了個外號：當當車。它的鈴鐺相當於後來的喇叭。聽老人講，售票員報站也京腔京韻，京味十足：抓藥您上同仁堂，扯布您上瑞孚祥，前門到啦下車吧您呐……如果能把原聲回放，你再聽一聽——像不像郭德綱說相聲的腔調？有軌電車若擱在當下，那可就算“後現代了”？
新中國成立後，北京發展交通，以無軌電車，接替有軌電車，當當車光榮退休，再也聽不見那叮當作響的鈴聲。
直到2008年初，改造中的前門大街鋪設了有軌電車的鐵軌，失蹤半個世紀的當當車，再次駛上北京街頭，仿佛昔日重來，古色古香的當當車使今人分外驚喜，似乎走進一部老電影。同樣，當當車若有知覺，也會為北京街景天翻地覆的變化而感到吃驚吧？
據記載，老北京的有軌電車分為以下幾條路線：1路是天橋到西直門，2路是天橋到北新橋，3路由東四至西四，4路從北新橋到太平倉（即今日平安裏），5路處崇文門內到宣武門內，6路從崇文門外到和平門外，7路從天橋到永定門。
新北京除了公共汽車與電車，自行車一度是最普及的平民化交通工具。看那個時代的紀錄片，常常拍攝上班時間北京街頭的自行車潮以及透過行道樹折射在自行車輪上的閃爍陽光，還有不絕於耳的自行車鈴聲……這是很典型的“北京的早晨”，這是很典型的“陽光燦爛的日子”。當時中國有“自行車王國”之稱。北京，自然屬於“自行車之都”。自行車曾是其一大特色風景。
上世紀80年代末，出租車進入平民生活。尤其到了90年代初，北京人都對滿大街招手即停的“麵的”有親切的記憶。“麵的”以其平民色彩開啟了北京出租車的光榮的曆史。因其大都外塗黃色顏料，加上街頭巷尾隨處可見，而被老百姓戲稱為“黃蟲”。
北京出租車司機更是以鮮明個性而成為風景中的風景，禮貌、樂觀、幽默、能言善辯、妙語連珠……唉，這些司機不去說相聲可惜了。
在北京打“的”，跟司機一搭腔，總能引出他口若懸河一番宏論，命題一律很博大——不外乎世界格局、國民經濟、城市建設、演藝圈、足球、股票之類。他們眉飛色舞或憂國憂民的神情談吐，常令我慚愧——為什麼我眷戀的總是“小我”，而他們關注的總是“大我”。他們本身仿佛就是一個國家、一座城市或一個社會階層的代言人或新聞發言人。他們是日常生活中離我最近的“北京主人翁”。
這就是北京人：一出門就把個人生活的小算盤忘在腦後或鎖進家中抽屜裏，情不自禁地以一種高瞻遠矚，置身度外的社會形象出現。他掌握著方向盤，你能不放心嗎？
至於地鐵，輕軌，公交車，私家車，等等，就不一一解說了。
保衛四合院
北京曾經是一座積木之城：由無數方方正正的四合院組成。甚至在我想象中，由巍峨的城樓和逶迤的城牆銜接的北京城，本身就如同巨大的四合院，坐北朝南，自成方圓。是誰把它搭起來的？又是誰，將其一舉推翻？
城門沒有了。城牆消失了。胡同拓寬了。灰磚黑瓦的老式民居，也一片接一片地夷為平地，取而代之的是高樓大廈及種種現代化設施。可以說北京的積木搭得越來越高了，越來越大了———不，它不再像積木一樣生硬與單調，簡直燦爛如一塊塗滿奶油的生日蛋糕，剛剛出爐的。
作為在四合院住慣了的人，我仍然有淡淡的遺憾。記得拆遷的前夜，我並未因即將搬入帶電梯的高層建築而欣喜若狂，卻做了一個很懷舊的夢：推土機一直開到我的門前，我四處張望，發現偌大的北京，隻剩下這一座四合院了。我不知是該堅守還是該退卻，隻能徒勞地呼喊：請等一等，等一等……生怕匆忙間會遺漏了什麼。說實話，我真想把這孤零零的院子，連同家具、行李一起運走。因為它更有價值。
幸好這僅是個夢而已。
夢中的抵抗，是很無力的。
醒來之後，我還是搬家了。沒法帶走完整的院落，卻帶走了對它的記憶。
在夢中，北京最後的四合院，是屬於我的。或者說，我願意做四合院最後的居民。
我住過的四合院已經拆了，無影無蹤。可在我的意念中，它依然保留在原地，等我歸來。直至今天，我仍收藏著原先那把作廢的鑰匙。沒準什麼時候能用得著，哪怕是在另一個夢中。它或許會成為另一個夢的道具。
假若北京的四合院全拆了，那隻剩下故宮了，作為最後的標本。紫禁城是皇帝住過的四合院，也是全中國規模最大的一座四合院，體現了古典建築的精髓，可惜需要買門票才能進去參觀。況且，我真不希望故宮是後人了解消失的四合院的“樣板間”。
說起最後一座四合院的話題，似乎有點危言聳聽。請不要笑話我杞人憂天。畢竟，北京的四合院，越來越少了。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口的增加、城區的改造，它還將麵臨更大的危機。我的擔心，並不見得是多餘的。
保衛四合院，快成為一句口號了。想不到四合院也像瀕臨滅絕的珍稀動物那樣，需要保護了。還是趁早清點一番吧，數一數，北京城裏，究竟還剩下多少座四合院？
沒有了四合院，北京，還能叫北京嗎？正如沒有了城牆，北京城，已非嚴格意義上的北京城，念起來總有點拗口。
要想了解真正的老北京，怎麼能不穿過曲裏拐彎的胡同，到四合院裏坐坐呢？在我的記憶裏，任何一座四合院，都是老北京的縮影。從中可透視到局部的北京。任何一座四合院裏所發生過的故事，都堪稱北京的故事（或北京曆史）的組成部分。
和最後一座四合院類似的話題，還有最後一條胡同、最後一座牌樓、最後一眼水井、最後一段長城抑或最後一個老字號呀什麼的。這說起來就沒完了。
說來說去，都是為了給大家提個醒兒，都是為了一個目的：但願老北京的故事，不至於失傳。
北京話
我愛北京，原因很多, 其中之一就因為北京話好聽。在南方時看電視聽廣播，覺得那種字正腔圓的語調既規範又令人陶醉。後來到北京了，一坐公共汽車，發現周圍的人個個都像播音員(從售票員開始)，而且日常的口語另有一番生動活潑的效果。跟當地人交談(哪怕僅僅問一次路)，確實能帶來聽力上的享受。在瀏覽北京諸多著名的公園、街道、建築之前，我便完整地感受到一個聽覺中的北京。或者說，北京最初是以聲音的形式進入我的聽覺, 用最快的速度占據了我內心。
我像一滴方言的水珠，融入北京話的汪洋大海中。我興致勃勃地加以模仿,當然這不得不努力克製方言的慣性。在北京話的誘惑中，我下意識地改變著自己。北京啊北京，如此輕易地就從口音上改造了一個外鄉人。
嚴格地說，北京話也是一種方言, 不過是最接近普通話的方言。它也有被改造的時候：普通話是在北京話的基礎上改良的, 作為全國人民的標準語言。中國地域廣博、風俗複雜，能講一口普通話，似乎就獲得了語言上的通行證。尤其在北京這種包容了各地移民的國際大都會，普通話(或北京話)是有優勢的。幾乎每個外來者，都會麵臨這種口音上的改造。
我有位湖北來的朋友叫古清生，寫過一篇《帶著方言闖北京》。他起初打算用三個月學會說北京話，在小旅館裏關起門窗拉上窗簾坐在電視機前悄悄地練習(挺羞澀的樣子)，後來發現播音員的語速太快了。緊追快趕也跟不上, 於是便像被一趟火車甩在半道上一樣沮喪：“北京話難煞我也!”據他自己說過去夢想過到中央電視台說相聲，現在再不敢做這種夢了。
有一次文友們在鼓樓聚餐，在座的有一位研究漢學的美國博士生，古清生剛跟他交談幾句，便有人舉筷指出：你的北京話沒有這位美國朋友說得好。此言一出引起哄堂大笑，古清生尷尬極了：“那位攜著北京小妞的牙買加裔美國佬居然能說一口純正的北京話。這個事實說明，我在語言學上是愚鈍之至已經超越國界。”
他上街購物時常遇見賣方問：“您是外地人吧”很納悶：“你怎麼知道的”這把別人逗樂了：“您開口說話我不就聽出來了嘛。”
老古便感歎：語言啊語言, 你是人身上唯一難以改變不可醫治也掩藏不了的一件致命的小玩意兒。從此他一刻也不敢放鬆操持方言可能招至傷害的警惕性，每次“打的”甚至在必要地交待目的地之外，還額外補充一句：上班真個兒沒勁。其實這位自由撰稿人上的哪門子班嘛，不過是提防司機從口音分辨出他外地人的身份而搞點什麼貓膩(繞路之類)。
時間長了才發現，北京其實是較少方言歧視的城市，擔心純屬多餘：“與北京人交談中，他們很多人願意在談話的間隙猜測一下我是哪省人。如果我說猜中了，他們甚至會為此表現出一種天真的快樂。” 像古清生這樣曾努力學說普通話而失敗的人不在少數。
賈平凹也進行過類似的嚐試：“我曾經努力學過普通話，最早是我補過一次金牙的時候，再是我戀愛的時候，再是我有些名聲，常常被人邀請。但我一學說，舌頭就發硬，像大街上走模特兒的一字步，有醋溜過的味兒。自己都惡心自己的聲調，也便羞於出口讓別人聽，所以終沒有學成。”
他出門不大說話，是因為不會說普通話。據說一口秦腔的賈氏不怎麼多來北京，也是因為說不慣普通話加上不願意更換語言環境。在異鄉的他總是給人沉默寡言的印象，其實這位小說家在其鍾愛的西安城裏還是極健談的(如魚遊回水中)，甚至自稱擅長罵人的藝術——“用家鄉的土話罵，很覺暢美。”
這種所謂的罵並沒有恨的意思，相反還浸透了對如影隨形的母語的愛。非如此似乎不能淋漓盡致地與母語相親相愛方言也有普通話無法取代的魅力與感情色彩。賈平凹棄學普通話的理由是——“毛主席都不說普通話，我也不說了。”
北京就是這樣一座富於樂感的城市：在這裏，你會聽見最標準的普通話，也能遭遇種類最豐富的方言。這裏除了沉默的天壇、地壇、日壇、月壇之外，還另有一座嘹亮的人類的講壇, 雖然它是無形的，卻供俸在我們每個人的口音裏。各地方言的加入，也在擴張著它的輪廓，並接受著它的考驗。不管怎麼說，正宗的北京話還是好聽的, 這種“好聽”還包含著易懂的意思。北京人說話，也是很藝術的。
我對北京話沒有什麼抵觸情緒, 雖然在學說時也難免流露模仿的痕跡。這注定我永遠隻是北京話的模仿者。當然換一個角度來理解；越來越多的模仿者，(帶著各自的口音)，不也正是北京話得以強大的原因如果說我是因為愛聽北京話而來此地的，那肯定太誇張。但北京話好聽，也使我更愛北京了。聽覺中的北京，似乎比視覺中的北京更為深遠、廣博(甚至能把我帶回老舍那個時代)。北京話啊北京話，究竟是古老的，還是年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