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說在懷柔釣魚，似乎僅僅是一種儀式。你在釣魚，魚也在吊你的胃口。你有耐心，魚比你還有耐心。你對魚撒謊，魚也不對你講真話。好在來懷柔的人是不屑於與魚計較的，他們回城裏還有名利可釣，因而他們會覺得這是在施舍——哪怕他們在城裏，已不習慣於讓任何人占便宜了。
我在岸上想魚。從懷柔回來後，我想著那些似乎遠在另一個世界釣魚。魚是否也在分析人的心理，知己知彼。魚是否也在想人類呢，想人類的問題
京派與海派
北京是一座男性化的古都，上海則是一座女性化的新城,正如男性越滄桑越有成熟的魅力，女性越青春越有驕傲的資本。北京與上海，都可以說是性別特征明顯的城市,當然，這種特征更多地表現在精神上。北京人的政治情懷和上海人的生意頭腦，都可以說是發揮到極致了。北京以政治為中心，上海則以經濟為根本,自近代以來，北京的洪鍾大呂，和上海的風花雪月，一直形成鮮明的對比。它們也就分別成為中國的北方文化與南方的文化的最佳代表。
在客觀形態上，北京是精神的天堂，適合男人胸懷遠誌、建功立業；上海則是物質的樂園，適宜於女人消費、購物，玩味一番小布爾喬亞的情調，如果說北京的雕梁玉砌間洋溢著英雄主義的空氣，令有誌者俯仰之間欲聞雞起舞、技劍四顧，那麼上海的燈紅酒綠裏則灑滿浪漫主義的香水味，在霓虹燈下做個冷靜的哨兵都很難的，會叫人英雄氣短、兒女情長的……
表現在文學上也是如此。二十世紀上半葉，北京出了個老舍，屬於土生土長的京味作家；上海也不甘落後，推出了張愛玲，文字的肌理光滑圓潤，而又柔若無骨。這是兩座城市當時分別推出的文學偶像。男人愛看老舍，女人愛看張愛玲，老舍是粗礪的，符合北人的欣賞趣味，張愛玲則是細膩的，迎合了南方人的審美觀點。至於當代，寫上海寫得最好的還是女作家(甚至給我這樣的錯覺；上海搞文學的大多是女人，至少在男女比例上是如此)。譬如王安憶，專門為上海的繁華夢寫了一闋《長恨歌》，有貴妃傷逝之感。譬如頗與此地風水吻合的所謂“小女人散文”。又譬如以新人類自命的衛慧(代表作就叫《上海寶貝》)，還有棉棉……
在北京文學則一直是男人的霸業，繼王蒙、劉心武之後，獨領風騷的要算是王朔了，以北京痞子自稱，作品也有地域特色，如《頑主》、《動物與凶猛》等。上海人的小說太像輕音樂，受鴛鴦蝴蝶派毒害太深，北京人的小說一向以口語化取勝，很容易改編成電視劇或話劇什麼的。仔細比較還能發現：上海製造的小說大都籠罩著悲劇的氛圍，北京生產的小說則塗抹喜劇的色彩，連苦難的歲月在記憶中都會變成陽光燦爛的日子。
上海總是在懷舊，蹙眉捧心作怨婦狀，顧影自憐。北京人最關注的則是現實(幾朝的富貴對於他們都是不屑於繼承的遺產)，因為他們憧憬未來。這或許就是悲觀主義者與樂觀主義者的區別。在上海，隻有一百年曆史的名宅、教堂、老飯店，似乎都值得當地文人們去憑吊、徘徊、撫今思昔、涕淚交錯。而北京有那麼多貨真價實的名勝古跡，主要是用來吸引外地遊客的，本地人沒事很少去閑逛或傷懷的。
北京，連女人都有點大大咧咧的，落落大方，心直口快，一切全寫在臉上，爽朗有餘，含蓄不足，繼承了太陽的性格。至於上海，則充滿了月亮的特點，陰晴圓缺，雲籠霧罩，連男人都難以避免這種影響，他們溫和細致，禮貌文雅，習慣在咖啡廳角落綿綿私語，不太勝任在大庭廣眾之中慷慨陳詞；當然，涉及到利益的問題他們又帳目清晰、纖毫不亂，絕對算稱職的商人……
北京人和上海人，都是天之驕子，也各有千秋。上海人身上，也不無值得北京人學習的地方。商界的一位高手對我說，他喜歡跟上海人做生意，跟北京人做朋友。跟上海人簽合同特費，討價還價至少要好幾個回合，經常為小數點後麵的數字爭吵得麵紅耳赤，像家庭婦女買菜時所為，斤斤計較。但有個好處：一旦雙方達成了協議，就不用擔心了，一定會兌現。上海人輕易不承諾，而兌現承諾時的認真態度，不比討價還價時遜色。他們真正繼承了商人的傳統：重信譽。
北京人重的則是信義，因為他們講的是江湖義氣。他們意氣用事時樂於助人，喜歡承諾，而不考慮兌現的難度。即使談買賣，營造出的也是朋友的氛圍，而不願分清合作夥伴的關係。經常感情用事：“咱倆誰跟誰呀”或“你還信不過我嗎”但衝動時說的大話，有些酒醒後就忘了，有些則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你可千萬別當真呀。否則你會有某種受騙的感覺：這人怎麼說話不算數呀，口口聲聲是朋友，這也太不夠朋友了。其實他並不是存心騙你的。他就是這麼個馬馬虎虎、咋咋呼呼的性格。
跟北京人做朋友有樂趣，總能感到人間自有真情在，江湖大一統，像守著個火爐似的。跟上海人做生意則很清爽，朋友歸朋友，生意歸生意，涇渭分明，不容易產生不必要的糾紛。上海人做生意，時刻遵守遊戲規則。北京人的生意，則容易演變成無規則遊戲。所以北京出熱血的政治家，上海出冷靜的生意人。
城市對人的影響，有時是不可逆轉或違抗的。但如果能把兩者的優勢結合起來，則是更大的勝利。關於這一點，魯迅早就說過：“北人的優點是厚重，南人的優點是機靈。但厚重之弊也是愚，機靈之弊也狡，所以某先生曾經指出缺點道：北方人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南方人是‘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就有閑階級而言，我以為大體是的確的。缺點可以改正，優點可以相師。相書上有一條說。北人南相者，是厚重而又機靈，南人北人相者，不消說是機靈而又能厚重。北人之所謂‘貴’，不過是當時的成功，在現在，那就是做成有益的事業了。這是中國人一種小小的自新之路。”在美學上也是如此：陽剛之氣與陰柔之美，相映成趣，相得益彰。
京派與海派之爭，久矣。在魯迅的時代就沸沸揚揚地鬧過。北京人與上海人，堪稱北人與南人的典型，也是其成功者，但一直似乎都有點互相看不順眼的意思。或許，雙方都過於自尊了。在當代也是如此。這似乎就不太順應潮流了。幸虧上海的王安憶評點得好，未帶什麼偏見：“上海和北京的區別首先在於小和大。北京的馬路、樓房、天空和風沙，體積都是上海的數倍……即便是上海的寺廟也是人間煙火，而北京人的民宅俚巷都有著莊嚴肅穆之感……北京和上海相比更富於藝術感，後者則更具實用精神。”
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讓北京變成另一個上海，或讓上海變成第二個北京，都會有遺憾。差別中才有美，才有價值。
大院文化
很久以來，北京市民的居住環境有兩大特色: 首先當然是胡同多，據說真正帶有土著血統的老北京(包括提籠遛鳥的八旗子弟後裔)，大多散落於古色古香，民風淳樸的胡同四合院裏，延續著“居陋巷、一簞食、一瓢飲”的市井生涯；其次，則是大院多,我不知道使用“大院”這個概念是否規範，它主要指北京地麵上那些國家機關、部隊或文化部門割據的辦公及宿舍區，以區別於胡同地帶小巧封閉、平民化的獨門獨院。
這裏所說的大院，相當一部分是北平解放後在舊皇城外圍(包括當時的近郊)擴建的，高高的院牆，結實笨拙的蘇式低層樓房，大門可通汽車，有威風凜凜的士兵或係紅袖章的門衛看守。在大院裏集結並和平共處的，是一些操外地口音或說著蹩腳普通話的幹部及其家屬，從那麼一天開始，他們遵照這個古老國家重新編排的戶籍製度,成為名正言順的北京人。北京有一半的空間，是屬於這些新時代的移民的。
他們的孩子，也是在這塊土地上成長的；後來，他們的孩子又有了孩子……這些孩子們啊，在紅漆院牆的保護下醒來，在樓房之間的綠化地帶玩耍，或者去鄰近的學校上課，說標準的北京話，漸漸淡忘了遙遠的老家。
王朔的小說《動物凶猛》，描寫的就是這樣一群部隊大院裏的少年，自恃遺傳著貴族的血統，而在那整個社會人性都麵臨考驗的特殊年代，無意識地被推舉到荒草滋長的舞台上，成為一幕荒誕戲劇的角色:逃課，躲在大院角落的假山石背後學抽煙，比賽喝啤酒，吹噓各自追逐女孩的經驗，砸仇人家的玻璃，偶爾糾合起來，騎著自行車、脖子上斜挎的黃書包裏藏有鐵器，浩浩蕩蕩地去和另一所大院裏的少年團夥打架…… 他們的青春，就是在目空一切的優越感和張揚的野性中荒廢的。
這些在紅旗下長大的孩子啊，當年齡的迷彩被院牆外麵的風雨剝離，脫離了溫室之後也獲得清醒，回首那被時代誇張的少年血性，開始溫和、平淡且豁達地看待周圍瞬息萬變的世界。
《動物凶猛》之所以被薑文改編為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因為他也曾經是部隊大院裏的孩子，他太了解這些少年的夢想是如何在綠樹紅牆之間奔突而最終尋找到出路的，因為歲月將作為隱形的導師，以鐵一樣的法則教育它階梯課堂裏所有蒙昧的學生。
北京錯落有致的大院，在那些少年眼中是帶有母性色彩的,搖籃般嗬護著他們盲目的青春，寬容得簡直近乎縱容。天永遠是藍的，樹天生就是綠的，一生中又能保持多少陽光燦爛的日子……
西郊某些地段是軍事單位所在地，較著名的有海軍大院、空軍大院以及玉泉路的國防大學校園等等。據說王朔本人就是在海軍大院裏成長的。走過那由綠琉璃瓦院牆、鵝卵石甬道乃至假山石、月亮門組成的街邊公園，我忽然幻想《動物凶猛》裏女主人公米蘭美若天仙的笑靨是否曾在這裏綻現
我從南方移居北京已不少年頭了，1989年剛來時，借宿在三裏河一帶某位朋友的空房子裏，那是計委大院，層層疊疊的蘇式老樓房排列成方陣，中間是蟬聲不絕的林陰道，樹木已長到三層樓那麼高。我下班時從木樨地地鐵站口鑽出來，才發現十裏長街已繁星滿天、華燈初上。往北走約一站路，就是三裏河,地名雖與河有關，我卻連一條稍氣派點的溪流都未找見，倒是附近修築有玉淵潭公園，可惜那是一塊巴掌大的湖泊。
計委大院與公園僅僅間隔一條馬路，我在灰漆斑駁的筒子樓裏寫詩，隻要推開窗戶，就能聽見對麵公園裏傳來孩童們嬉戲的笑聲,不知為什麼，世界一下子就顯得仁慈安詳了許多。
朋友賈新栩即小説家狗子，自小便在這座花紅葉綠的大院裏跌打滾爬，根據父母的官職,他也算高幹子弟吧，喜歡在老式的工作手冊裏寫點卡夫卡風格的劄記，不太願意出門做生意，性格中有點閑散的禪境。
他在大院裏還有幾位小時候在同一所幼兒園看圖識字的鐵哥們兒，周末之夜大夥找一處閑置舊家具的空房間，以深色床單代替窗簾掛起來，沿牆根擺一溜五星啤酒，然後拉開褪色的八仙桌，劈裏啪啦地搓麻將。介身其中，我感受到他們習慣周期性的搓麻將，似乎並不完全為了消磨時間，打發寂寞，分明借助這平淡溫和的氛圍清點心事呢。夜深人靜，恍若隔世的大院，雖安插於鬧市之中，卻彌漫著濃鬱的田園情調，給都市裏勞碌的遊子心靈以一種特殊的安全感……
北京的大院，我似乎是很熟悉的了。然而即使我每天的夢都安置在其中的某一幢樓房裏，我，仍然是一位冷靜的旁觀者。因為我已習慣了以長安街上外鄉人的身份，來發現這座偉大城市所無處不有的平凡的美感。
在結束一年搬數回家候鳥般東挪西遷的流浪生涯之後，我終於改變了認為家的形式不過是一隻稍大點的旅行箱的看法。1992年，單位在沙灘北街的文化部老宿舍區給我分了間陋室，我終於可以把浪跡天涯的心寄存在這裏了，安安穩穩地吃點利息。
那裏又是一所簡直帶有文物性質的大院，張中行老人在《府院留痕》中講解：“這個大院落，指坐落在北京景山之東一條街(舊名馬神廟，民國後改景山東街，大革命後改沙灘後街)西部路北高牆之內那個大方塊，早是清乾隆時期的公主府，中是清末起的‘國子學’——京師大學堂，後為國立北京大學第二院(理學院)”，至於我住的院落，僅僅是舊公主府附屬的部分，“路北第一個門，原北京大學的西齋，男生宿舍中麵積大、牌號最老的，1904年所建，現在門戶依然，但已成為文化部的宿舍。”
我住的俗稱老灰樓，三層，四麵回環，留一豁道，明顯是模仿四合院的格式，天井寬敞得可舉辦足球賽，但幾棵槐樹、銀杏之間蛛網般係滿了晾衣繩；樓內每個單間都不足10平方米，僅可容一床一桌一幾，附帶壁櫥，是老北大的獨身老師寢室。北窗外的空地屯積著煤堆，因為西側即是冬天燒水供應這一帶暖氣的鍋爐房。
這幾幢老樓好幾次都想拆除了擴建，都被文物保護機構阻止。
90年代，我在昏暗的走廊上燒火做飯，生怕煙熏火燎影響了文物的價值，但轉念一想: 或許多少年以後，在後人眼中，這恰恰增添了一個典故,該有多麼好!有時深夜在院內空地上散步，一抬頭望見周圍黑黝黝的樓群一扇扇燈火通明的窗口，眼前便浮現出本世紀初那一批莘莘學子偎依的青燈黃卷，甚至，耳畔還會突然響起當時的琅琅書聲……假若一所有曆史的院落有其靈魂的話，這不失為一種回光返照吧
向南麵臨街的方向走，可以瞻仰到老北大的紅樓,也算那一個時代中國教育核心之所在。而這條西通北海、東連美術館的大馬路，名叫五四大街，五四運動最初的學生遊行隊伍舉著旗幟與標語，就是由這裏出發的,雖然今天的車水馬龍已淹沒了那急促於曆史甬道的腳步聲。
於是我心平氣和地邁著書生的步伐向西走，步行約5分鍾，就看見黑鴉如織的故宮後門，就看見文武百官、粉黛三千的清朝了。我不再遠足，而是在景山腳下駐步懸聽,那山頭的鬆濤陣陣，曾經吊死過明朝的最後一個皇帝。
文化部大院裏的好多居民，月初都去訂購了景山公園的月票,以便每天清晨沿石梯的山路跑步，並去山頂的亭台樓閣練氣功、練嗓子或花拳繡腿地舞一回劍。而我總是在景山公園門口轉過身來，過其門而不入，我總是在那塊刻有講解詞的雕花石碑前折回現實。
筒子樓
北京人習慣把那種老式的宿舍樓叫做筒子樓。許多分配到北京工作的外地大學生，都有過住簡子樓的經曆。我也不例外。我住的是沙灘北街的老北京大學宿舍，又叫老灰樓，是由四棟筒子樓合圍的四合院式的建築，中間有一塊空地作為天井，可供晾曬衣被什麼的。據說這是由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設計的。這座五四運動時期就存在的筒子樓，已經很老舊了，但卻不允許拆，作為文物受到保護，而且裏麵一直住滿了年輕人。每個月輪流查電表、收水電費。樓道裏堆滿了雜物，像地道一樣昏暗，即使大白天也必須開燈，否則摸黑走難免會踢幫鄰居家牆腳的醬油瓶或大白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