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搬來的時候已經晚了，狹窄的樓道已被各家搶占了地盤，已經擱不下煤氣罐了。幸好我沒有煤氣罐。天天上班，都在單位的食堂吃完飯再回來。
我的對門住著一對帶小孩的年輕夫婦。妻子挺勤快，一日三餐都不含糊。有一天晚上她家炸帶魚了，香得我一夜沒睡著。我這個單身漢，無意中也分享了別人的家庭的幸福。我很羨慕這三口之家，在如此艱辛的居住條件下，仍能生活得有滋有味。
有一次單位輪到我義務獻血，從醫院回來手有點抖，開門時鑰匙掉在地上。對門的女主人正在樓道裏做中飯，見我臉色不大好，問我怎麼了。我說沒什麼，單位獻血，就進門休息了。一覺醒來，聽見有人敲門，原來是對門的女主人——替我煮了一鍋紅豆湯。她說你也沒有煤氣灶，我就替你煮了，紅豆補血。說實話那一瞬間我挺感到的。因為在此之前我與鄰居家的交流並不多，但這一鍋紅豆湯，人情味太濃了。這是那幾年筒子樓生活給我留下的最深刻的記憶，筒子樓，人情味很濃。
後來她家分到了單元房，搬走了。我真心地替他們高興。
後來我也搬家了，我又替自己高興。
又有更年輕的房客，接替著我們。體驗筒子樓。筒子樓，仿佛是一個通向幸福的中轉車站。當你真正擁有幸福之後，會加倍地懷念它，珍惜它。
我懷念筒子樓，那裏麵收藏著我的青春歲月。住在筒子樓裏的我，很樸素也很單純，而且對未來的幸福充滿夢想。當人感到滿足的時候，也就不再有夢想了。
人生，不怕苦難，隻怕沒有夢想。
取暖的方式
我在北京城裏漂泊了多年，終於分到一間屬於自己的房子，是1993年11月15日。根據市政府規定：每年的11月15日，全市樓房的暖氣設備開始供暖。我住的雖是老式的筒子樓，牆壁上照樣有一溜漆成銀灰色(像飛機的顏色)的暖氣管。我站在空蕩蕩的房間裏(與我相伴的是前任房主遺棄的一小堆垃圾)，撫摸著逐漸增溫的暖氣管道(裏麵有沸水循環流動)百感交集：我在這座城市的個人生活終於進入一個溫暖而有保障感的階段。
每年的11月15日，都人為地劃分了自然季節。從這一天開始——在北京人心目中，就進入冬天了。人們需要考慮過冬的方式了。市民的居住環境被嚴格地分為兩種：住樓房的與住平房的。凡是樓房都有暖氣供應——不失為某種優越感。至於平房(包括舊式的四合院)，則需要提前儲存大量的蜂窩煤，以便生爐子取暖。所以對住平房的，單位會補貼一定的煤火費。凡是住入樓房的，從此便與蜂窩煤無緣，因為北京的樓房大多帶“雙氣”(煤氣和暖氣)，他們欣然地與一個灰蒙蒙的舊生活告別，並且憐恤地關注著搶購蜂窩煤的平房居民在濃烈的人間煙火中掙紮。
在搬入樓房之前，我有過租平房住的漫長經曆——每逢冬至則暴露出弊端，怎麼取暖過冬是很傷腦筋的問題。南方人一般是不太會生煤爐的——尤其是有許多高雅技巧，譬如怎樣封火，以便上班回來後打開爐門，就能使爐火複燃。我試過幾次，可每次下班推開家門就感到寒氣森森：煤爐早已令人泄氣地熄火了，重新點火不僅費事，而且費時間——至少要兩小時後，室內的溫度才能轉暖。臨睡覺前仍然需要給爐子封火。這一切真是太難伺候了。我總是看見工人出身的房東手腳麻利地用濕煤餅封上火，然後甩上門頭也不回地上班去了，徒有羨魚情，卻無法退而結網。在北京的平房裏過冬，我這個外省來的讀書人，是很尷尬的。這是屬於冬天的尷尬。幸好單位的辦公樓裏有暖氣，我每天總在樓裏滯留到很晚，從不缺勤，以至領導跟我開玩笑：“辦公室在你眼中相當於賓館了吧。”這就是暖氣對我的吸引力。就像一首流行歌曲唱的：我想有個家——但這必須是個帶暖氣的房間，有暖氣才稱得上真正的家。
所以我搬進沙灘北街的筒子樓，那份進入了天堂般的喜悅，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永遠記住了1993年11月25日，暖氣進入了我的生活，我也算終於擺脫了冬天的圍困及其尷尬。我可以滿麵春風地過冬了。我住的是文化部後院，有一座陳舊結實的鍋爐旁，據說這一帶的暖氣供應，全靠鍋爐房日夜燃燒——把沸水通過暖氣管道輸送到每個家庭。因而院內還有一片空地，每年冬至之前，便有整車整車的煤卸在這裏，供燒暖氣用。第二年春天，半層樓高的煤堆也消耗殆盡。人類就是這樣向大自然索取光與熱的。走在寒風凜冽的街道上，仰望著樓群裏那一扇扇燈火通明、溫暖如春的窗口，精神不禁為之一振。
我同樣想深入這座城市的記憶，了解舊時代的北京人是怎樣過冬的。在林語堂的筆下有所記載：“人們逃進了掛有厚棉門簾的大門內，門簾上有木板加固以防寒風吹得它嘎嘎響……屋子裏是用炭火盆取暖。燃燒的木炭放在廚房中，直到不冒煙了再放入銅盆裏，蓋上熱灰。窗戶用厚實、耐用、柔軟的紙蒙住，可用來隔離冷風和熱氣。真正的禦寒措施要屬土炕。那是修在屋內的臥扇，通常是順著屋子的長度而設的，能有七八英尺寬，和一般床的長度一樣。
這種炕用泥和磚築成，生火和通風都在屋外，白天它的功能是代替座騎，晚上才用作床。不
富裕的家庭，取暖設備很有限，冬天裏可能全家人都擠在一個熱炕頭上睡覺……駱駝祥子是
這樣過冬的，八旗子弟也是這樣過冬的。再往遠點想，曹雪芹恐怕正是趴在這樣的炕桌上，
一邊嗬氣搓著手，一邊斷斷續續地用蠅頭小楷寫下了《紅樓夢》。北京的冬天喲。
現代人是幸福的，可以在帶暖氣的房間裏過冬，一進門還需脫下外套，在室內僅需穿一件毛衣——他們是無法想像舊時代冬天的嚴酷。北京城裏的最後一座土炕，恐怕也已經拆除了。
在冬天，我們享受著溫室裏花朵的待遇。有一天下雪天陪外地朋友逛故宮，忽發奇想，仔細觀察殿堂裏的陳設，發現禦寒用具也不過幾隻銅炭盆和手爐腳爐之類——跟今天的生活相比真是太落後了。皇帝也不過如此。回到帶暖氣的樓房裏大家感慨良多：看來我們比那個時代的皇帝還要幸福。於是多了一份比較而言的優越感。
王府井書店，新北京符號
北京符號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貴族化、政治化的；還有一類是平民化的、生活化的、市井化的。這兩類符號以兩個建築群為代表。前者是天安門，包括故宮等皇家的建築群，後者是前門，包括重建恢複的前門大街這一帶，還有王府井。當然，除了這兩個建築群，北京符號還有很多。上述的兩種北京符號帶有懷舊性質。但是，北京又可以分為老北京和新北京。除了這些老的北京符號之外，現在又出現了鳥巢和水立方，這是新的北京符號。奧運會的舉辦，使得這些新北京符號和老北京符號並駕齊驅了，這些新符號和舊符號交融在一起，達成了一種平衡。在非物質的方麵，京劇無疑也是北京符號，還有一些京味文化的東西。尤其是上個世紀，老舍的文學作品所表現出來的京味。這些在現在的北京符號中所占比重越來越小，但是它確實不應該消亡。而王朔的“新京味小說”以及京味電視劇90年代在全國所產生的重要影響，也是代表北京文化的一個重要符號。這也是京味文化的延續和滋長。
王府井書店是北京的文化符號,1998年我對於王府井書店拆遷寫過一些紀念文字。2006年，北京高考作文的命題就是《北京的符號》。富有特色的新王府井書店建築無疑成為新北京符號。原文如下。
昨夜夢見又去王府井書店了，還是在二樓賣中外文學名著的櫃台，我一邊挑選一邊想：王府井書店不是已拆除了嗎，我怎麼還在這兒買書呀？但是，泱泱大國，伴書而眠時夢見王府井書店的，遠遠不止我一人。遺憾之餘，也不無欣慰。王府井書店是有福的，被拆除之後，仍然有許多人夢見它；我也是有福的，因為我夢見了王府井書店。
王府井書店對知識分子的吸引力，一點也不亞於故宮。確實有這樣的情況：一位穿中山裝、戴黑框眼鏡的外地人下火車後不去逛故宮，卻直奔王府井書店。我是有發言權的。因為我就曾經這樣。隻是，多少年以後，王府井書店也成知識分子的故宮了，一座紅塵滾滾罷免了的文化廢都。再過多少年，路過時我會指著其遺址（可能已輪回為五星飯店或夜總會什麼的），告訴後人：“這曾經是王府井書店。”
張中行在《東安市場》一文中，回憶三十年代賣舊書的丹桂商場，現在已改為經營百貨了。“我有時從門前過，進去看看，經常是人山人海。我也買過一次東西，是腰帶，牛皮的，堅韌，很合意。高興之餘，想到昔時，辨認，原來就是當年買得木版《聊齋誌異》的地方。”這在當年，他卻沒有任何預感。
聞一多在抗戰時有名言：“偌大的華北，擱不下一張書桌。”現在，財源滾滾的王府井也容不下清貧的書店了。幸好別處還有書店。王府井書店的存貨，據說作為分部安排在另一家本來已很擠的書店裏；即使另起門麵，也不適宜叫原先的名字了吧。若指著一溜破落的店鋪：“這就是王府井書店。”讀書人會傷心的。
幾年前麥當勞餐廳平地而起、張燈結彩，在豪華的鄰居麵前，書店的老式建築便多多少少有點相形見絀，就像灰布長衫與絲綢馬褂同行一樣。現在，連立足的地皮都出讓了，文化快被商業擠到河裏去了。書店停業之時，在緊閉的玻璃櫥窗張貼過告慰大眾的頗悲壯的一條標語，內容記不清了，但肯定不是“十年之後還是一條好漢”之類。為這中國一大文化堡壘的失守，知識界沸沸揚揚過一陣子，很快就平息了。李白歌詠過的三峽都可以從地圖上消失，何況區區的一家書店，讀書人就像掉了一顆門牙，空落落的，說話漏風，但很快也習慣了。隻有少數愚頑不化者星期天仍騎車去王府井購書，走到半途驀然想起：王府井哪還有書店嗬！更多的人頂多跟我一樣，偶爾夢見一回。這已算很有感情的了。
關於藏書的樂趣，很多人寫過了。隻有一點大家極少觸及。巡視汗牛充棟的書籍，你不僅知悉其內容或版本方麵的價值，還依稀記得每一本是從什麼時間、地點、哪家書店購得的乃至當時如獲至寶的心情，這就功德圓滿了。尤其對於邊遠地區的書生，一生中可能隻有那麼一次機緣來北京，若書架上有幾本從王府井書店購獲的讀物，簡直可作為旅行寶貴的紀念品，甚至在燈下閱覽也有非同尋常的感覺。尤其在今天，王府井書店已消失了的時代。柏林牆拆除，殘磚斷瓦多年後竟然沒被遺忘，而明碼標價出現在黑市上——這就是曆史。王府井書店消失了，儲蓄有幾冊從王府井購買的書，也是有福的，也算為了忘卻的紀念。當然，這是讀書人自己的事情。
關於王府井書店，我還能說些什麼嗎？
音樂廳
在北京音樂廳聽交響樂，是一大享受。它令我聯想到巴黎的大歌劇院：朱紅色天鵝絨幕布，大理石地麵，包廂，枝形吊燈，燕尾服和曳地長裙，手持望遠鏡的紳士淑女……隻不過來北京音樂廳聽交響樂的，不見得都是世襲貴族。他們有的轉乘地鐵或擁擠的公共汽車，有的騎自行車前來，從枯燥乏味的日常生活中脫穎而出。其實搭乘什麼交通工具並不重要，什麼樣的社會背景與身份也不重要，隻要帶著自己的耳朵就行了。在社會主義的北京，在平民化的音樂廳，耳朵是最好的通行證。熱愛音樂的人都長著一對好耳朵。他們的聽力比視力還要靈敏。閉著眼睛，就能分辨出誰是帕瓦羅蒂，誰是多明戈。耳朵裏有一個另外的宇宙。
我也是北京音樂廳忠實的聽眾。我更是音樂虔誠的信徒。我經常騎著鈴兒響叮當的自行車，投奔西長安街南側的音樂廳——仿佛那裏才是我精神上的故鄉。在北京，我很少逛商場，卻熱衷於光顧兩個地方：音樂廳和書店。我走進燈火通明的音樂廳，總要摘下帽子、放輕腳步，如同走進教堂——一座音樂的教堂。室內樂隊就像一群表情肅穆的唱詩班——看來天使也會係領結。在音樂麵前就像在上帝麵前，我永遠是一個謙遜的聽眾。去音樂廳的日子，對於我相當於神聖的禮拜天。但丁在《神曲》裏，靠美女貝雅特裏齊的引領，周遊了天堂與地獄。音樂廳既是我膜拜的天空，又是我意誌的煉獄。音樂本身就是我生命中的神曲。隻不過我的貝雅特裏齊，由一輛七成新的鳳凰牌自行車代替。
朋友蔣力，曾任北京音樂廳副總經理。在我眼中相當於音樂教堂的神甫了——或者說音樂殿堂的祭司。離職後他出了一本《音樂廳備忘錄》，詳細描繪了在音樂廳工作的喜怒哀樂。他回憶1994年1月9日的譚盾交響音樂會：門外人流熙攘，手舉鈔票等購退票者綿延一站路以上；協助操辦音樂會的中央音樂學院教授梁茂春麵對眾多索票者實在手足無措，最後竟是他問別人：能不能給我一張票音樂廳裏，用“座無虛席”來描述再貼切不過。豈止是座無虛席，連觀眾席兩側的走道上都站滿了聽眾，不知道他們是怎麼進來的。音樂廳的座位是1147個……有中國音協的前任主席和現任主席，有“人民音樂”雜誌的前任主編和現任主編，有頗具聲望的指揮家、作曲家、演奏家和音樂教授，有日常跑音樂消息的記者和與音樂界無關卻聞訊而來的記者，還有大名鼎鼎的搖滾歌手崔健。中央電視台三個攝製組同時出動，一撥人實況錄像，“文藝園林”和“東方之子”節目做專題采訪。北京音樂台現場實況直播……
那次音樂會我也去了。若非親眼目睹，肯定懷疑蔣力寫文章太誇張了，至少用了“太史公筆法”。那一瞬間我真覺得：生活在北京太幸福了，北京有音樂廳，音樂廳裏人來客往——都是名流啊。生活在北京的人太有耳福了。用音樂來哺育我們饑餓的耳朵吧。紅軍長征時把一頓美餐叫做“打牙祭”。在音樂廳裏，祭典的卻是人類的耳朵——一場聽覺上的盛宴。
北京音樂廳，一座耳朵的樂園。每次走進去的時候我知道自己是個窮人，走出來的時候卻覺得自己成了富翁。跨上自行車，蹬幾步就是華燈怒放的長安街了——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音樂帶給我好心情。好心情構成我們內心的好天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