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葛懷文先生與辛亥革命
家父葛懷文是江蘇溧陽清安下汶村人。太平天國期間，我祖父住在下汶村大牆門裏。門裏有幾家姓葛的，有的有錢,有的窮，幾家合辦了一隻從深陽城到戴埠鎮的班船。除運載乘客，還兼辦來往信件（尚未通郵）。戴埠鎮的商業運輸也由班船代辦。祖父因稍識字，受幾家委托管理班船。當時郎溪、廣德、長興、張渚等地到溧陽都要經過戴埠這個水陸交通口子。後來太平軍到溧陽，許多有錢人都逃走了，一些不明真相的百姓也跑了。當時正值農忙季節，田裏正需要人收割、栽插。祖父因為長年管理班船，見識稍廣，於是他對地方上人說，怕什麼，隨我來。祖父備了豬肉白酒，帶著一些人到太平軍中勞軍，太平軍非常高興。這樣，溧陽當地百姓不少人都消除顧慮地回到了家鄉。後來,太平軍留下祖父給他們做事，開始作書記，負責記錄，以後還管理太平軍的船運。太平軍侍王李世賢在溧陽時,他的母親就住在同樂巷葛家祠堂裏。當時我們的祖母二十多歲，會繡花，就給侍王母親作繡女。她繡過太平軍中用的頭巾，還繡過侍王母親和女兵們穿的鞋子。由於太平軍同清軍在溧陽、溧水一帶作拉鋸戰，所以祖父是撐船帶一家人隨太平軍走。有一次太平軍到揚州，祖母也跟到揚州，寄住在泰州薑堰鎮，教人刺繡，養活全家。祖父跟著太平軍南征北戰。侍王後來南下打到浙江、福建、廣東，最後失敗了。祖父從湖州又回到揚州，接全家回到溧陽，還是管理班船。在祖母三十六歲時祖父去世了。當時我父親才二三歲，我祖母就在西門城門口租了洪家的一間房，擺小攤子做雜貨生意兼收亂絲為生。我的大伯父十幾歲在縣行做學徒，二伯父在戴埠班船上先當學徒，後來也就管船。當時生活是艱難的，但祖母堅持讓我父親（老三）進了縣裏辦的義塾讀書，免繳學費，考得好的還有獎金。父親十七歲中了秀才，在下汶村教私塾。幾年後，溧陽洪家有人曾作九江知府告老回鄉，向溧陽教諭(縣學校長)要求介紹一位先生來教他的孩子們。這位教諭看中了父親，說葛懷文年紀雖輕，但很有學識才能，就推薦父親作洪家書房先生。這給父親自學創造了很好的條件，因為當時家庭貧困買不起很多圖書，父親一邊教書，一邊自學三年，知識增長很快。洪家是溧陽聞名的富紳，在他家教書，有機會與其他士紳家讀書子弟如史家、王家、宋家的等都比較熟悉了。三年後，父親在後周、南渡等地教童生，後來有幾個學生也考上了秀才。他也考了幾次舉人，但未考取。當時考舉人也是要用錢買通推薦的，父親沒有錢，每次都是有錢人家出錢，請他同去考試，以便在同一考柵中可以互相幫助,但他自己從未考取。
溧陽是一個文化比較閉塞的地區，接觸新潮流、新思想的機會是比較少的。我們二伯父在班船上常為人帶書信。有一次，船上乘客遺留一箱書報，內有康有為、梁啟超和章太炎等主編的大量雜誌，如“新民叢報”“民報”等。這箱書報長期無人認領,便交給了父親，他如獲至寶，日夜閱讀。他對章太炎，特別是梁啟超非常崇敬。
清光緒三十二年，溧陽發大水，災情嚴重。災情上報上去以後，清政府免收低窪地區的田周期（稅賦），並發了一部分賑災糧。但溧陽知縣勾結上層土豪劣紳遲遲不發賑糧,還要收田周期。溧陽唐家村的湯兆生先生是我父親的學生，知道這件事後在茶館裏大罵，土豪劣紳的頭頭竟叫人將他打了一頓。我父親知道這件事後非常氣憤。當時深陽曹家巷中有座昭忠祠，每年祭祀，父親是秀才，去了沒有發言權，但可以吃到一頓飯。父親在那裏看到一個賬房先生在記賬,就問他賑糧及田賦分配情況。賬房先生眼睛一瞪說，你管不著，這是各鄉董事管的。父親大怒，一腳把桌子踢翻了，並說要到鎮江府去上告(那時溧陽白鎮江府管轄）。父親典當了母親的首飾作盤資，攜帶幾個人作伴到鎮江府控告溧陽知縣及首要紳士。
鎮江有所府學裏有一些溧陽學員，談起我父親要對不發賑糧告狀之事，他們都很支持。那時去見知府是要穿褂的，父親因為家窮買不起，他們就借了府學中學監（即校長）的褂子給父親穿。但是進知府衙門投狀時，門吏有索取“門包”的陋規。父親沒有錢，他對門吏說，我是一個窮秀才，沒有錢，但我是給你們送禮來的，我告的是貪汙賑糧的財主，你們可以讓他們多出些不義之財。門吏很同情父親，不但不要他的“門包”，而且對他很尊重，此後還成了朋友。狀子雖送上去了，但控告沒起作用。知府先是威脅，無效就調解，調解不成就拖。溧陽紳士還串聯起來控告父親是“訟棍”。這場官司一拖再拖，拖了半年之久，不得解決。父親經常到知府衙門去查問消息，與門吏成了朋友。後來門吏就將溧陽縣知事及溧陽紳士反控父親的狀子和信件秘密拆給他看。父親這才知道溧陽知縣不發賑糧的底細。原來他們將上麵發來的賑糧偷偷運到無錫一帶高價賣出，想等災荒過後米價下跌，再買來次米到溧陽來發賑糧，從中獲取暴利。但米價一直未跌，所以他們一直拖延。父親獲悉實情後更加氣憤，決心連鎮江知府也一齊上告，就補狀到蘇州巡撫,結果仍然無用。父親是典質告狀的，在外一拖半年，旅途及家中妻兒老小的生活無著，另外溧陽那些有錢的紳士們還造謠說，葛懷文的訴訟已告失敗，已梟首示眾，並且還要株連家族甚至坊裏鄰居。所以同樂巷中的一些鄰居都忙著想搬家，以躲過這場災難。
當時，溧陽同鄉呂漢雲、汪仲卓在北京一家報館工作。曾被土豪紳士辱罵過的湯兆生，就將溧陽知縣勾結土豪紳士們侵吞賑糧、糧田賦舞弊，以及父親挺身控告，但訟事拖延不決的情況，起草一信，由父親修改，親自送到北京的呂漢雲、汪仲卓手中。兩人看了信後非常氣憤，也對我父親很欽佩，就在北京一家大報上全文登載出來。此信在報上發表後，蘇州巡撫看到了很緊張,說這件事鬧到輦上非同小可，於是就將溧陽知縣撤職，並處理了幾個為首的紳士，由我父親主持在同樂巷經綸小學向全縣分發賑糧，重災區轄免田賦，多收的退回。這場官司打贏了，大快人心。這件事情使父親認識到清政府的腐敗，同時也大大地打擊了溧陽的豪紳舊勢力，有革新思想的年輕一代有了發言權。但那些士紳為了打擊報複，收買了一些打手在西門碼頭街上的“其相閣”茶館內將父親痛打成重傷，父親吐血臥床有二三年之久。
太平天國失敗後，侍王李世賢的部下有一大批人是湖南、湖北人，在戰鬥中被打散了，他們回原籍是要被殺頭的。由於溧陽在太平天國時期是爭奪拉鋸之地，富戶死的死，逃的逃，死在外地的也不少。戴埠、社渚山裏接近廣德、郎溪、長興一帶，荒地很多，需人耕種。於是這些太平軍的散軍便插標為地，安下家來，當地人稱他們為“客民”。曾國藩的湘軍後來也有一部分被遣散，也在這些地方定居下來。這些人中間的“洪幫”、“會黨”是不是天地會，我們不清楚。當時，在經綸小學有一年輕體育教員，對家父控告知縣、豪紳，十分敬佩，他就是戴埠山裏客家人。他介紹家父參加“同盟會”，亦參加了戴埠山裏的“洪門會”。父親並沒有磕頭拜師父，而是與“洪門會”的“龍頭”結為“把兄弟”。據說文人參加“洪門會”大都這樣，稱為“空子”。父親參加的“同盟會”與“洪門會”是浙江係統的，據說與居正有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