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武昌起義後，浙江“同盟會”通過戴埠山裏“洪門會”組成的“同盟會”，同我父親聯係，主張溧陽準備起義。當時除戴埠山裏一部分“洪門會”客民力量準備起義外，另外一部分本地的反清誌士曾經參加南京新軍和講武習堂，準備抓武裝力量。武昌起義前後，張勳等將領對南京新軍不放心，先是不發子彈，後是連槍也收掉,對不信賴的新軍則開除遣散回家。這些人回到溧陽後，也參加到起義隊伍裏。由於準備起義的隊伍缺少槍支，我父親看到報載上海“同盟會”起義軍攻占製造局?(即兵工廠），奪得一批槍支的消息，就立即帶了“同盟會”的小學教員孫文卿和一個隨從，攜帶戴埠山裏浙江“同盟會”方麵的介紹信，星夜趕到鎮江,坐江輪到上海，找到陳英士領導的上海“同盟會”，希望能得到一批槍支彈藥。因是浙江人介紹的，家父等人碰了釘子失望而歸。剛回到溧陽，知縣滿人恩鏞對準備起義之事有所察覺，就召集各鄉鄉董，以及他們認為靠不住的所謂新派人士史國幹和我父親等人，還有一批進過陸軍講武堂的狄來招等人到縣衙門開會。當時我父親估計到縣知縣召見不是好事，必作了準備。會上情況就如《溧陽文史資料》第一輯《溧陽光複見聞錄》一文中所述，這裏就不多敘說。就在知縣召集的會散之後，父親見事已暴露，必須及早下手，遂率領戴埠山裏“洪門會”及早已準備起義的隊伍，“同盟會”的一批人，以及南京新軍遣散回來的一批人，將南門城外大營小營(綠營)包圍起來。父親隻帶一個人，可能是蔣國祥，自己身佩一把腰刀進人綠營，與清軍的千總談判，要他們繳械投降，並保證縣知縣的生命財產安全，可以安全離開溧陽。滿人千總非常害怕，因為他們長年吃空額，並沒有多少槍支力量,加上各地辛亥革命起義風潮湧起，又看到起義人馬已將綠營包圍，自身難保，因此談判很快成功，答應交出槍支，投降革命。我父親讓千總到縣衙門去告訴知縣，叫他離開溧陽，保證他全家生命財產安全。當時民船都不敢送知縣恩鏞離開深陽，怕路上出事，還是父親請了一隻與“洪門會”有關的船將他們連夜送到鎮江。這樣溧陽起義成功，全城樹起白旗。
溧陽起義雖然成功，但當時高淳、句容、溧水等縣仍都在清軍手中，離溧陽縣城一百裏的天王寺就駐有張勳的辯子兵,城裏人心惶惶。而大多數鄉紳包括一批新派人士都已回鄉回家，就由留在城裏讚同起義的士紳和起義隊伍臨時推舉曾任知事的陳公度為民政長，我父親為軍政長，率領部分起義隊伍在城裏維持秩序。另派部分起義隊伍回鄉補充隊伍，安定人心。同時由陳公度及我父親和“同盟會”會員周西鎬、孫文卿等人，以及在城士紳史國幹、王嘉曾等向蘇州都督程德全請示。當時謠言四起，說天王寺清軍即將來進攻溧陽城。我父親就安排孫文卿每天都寫安民告示，編造各地起義勝利消息，藉以安定人心。
這樣大約過了十來天，蘇州都督派了曾任溧陽知事的張文甫來到溧陽。十六區鄉董聚集城裏開會，請張文甫和城中士紳列席，我父親及部分起義人員也列席會議。會上明爭暗鬥劇烈，鄉紳們提議由張文甫任民政長。原民政長陳公度十分不滿，而張一言不.發，會議僵持一天一夜，最後仍決定由張文甫任民政長，另舉課長五人佐治。以陳公度管財政，我父親管警務。結果，張文甫不肯就任民政長，陳公度也拒絕擔任財政課長，其餘課長都為掛名書生，不得已仍由我父親、孫文卿等幫助，維持地方治安，支援進攻南京的過境起義軍，並組織部分起義軍參加進攻南京。直到兩個多月後，1912年1月南京攻克以後，都督府才派原溧陽縣丞劉舜先來溧充任正式民政長。
清帝退位，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袁世凱竊取了革命勝利成果，北洋軍閥篡奪了各省政權，各縣也恢複了縣長製。我父親被縣長委任為“警佐”，協助縣長管理全縣的警察事務（縣長兼任局長），這就是我父親雖是文人秀才,卻當了軍政長，警務課長以及警佐等職的來由。
辛亥革命後，成立各種政黨，“同盟會”解散，改為國民黨。原“同盟會”周西鎬在溧陽參加國民黨，並動員我父親參加。我父親堅決不肯，說我要參加政黨寧可參加梁啟超的“共和黨”。實際上他什麼黨派也沒有參加，並且當時當警務的人都不允許參加黨派。我父親之所以拒絕參加國民黨，一則是章太炎拒絕參加，而重要的原因是與我父親有關的浙江“同盟會”領導人，是在上海被陳英士（陳立夫的叔叔)刺死的。溧陽辛亥革命起義時，我父親到上海去請求支援槍支也被拒之門外，因此他對陳英士等把持的江蘇上海國民黨是反對的。
當袁世凱要做皇帝，梁啟超、蔡鍔起義反對的時候，溧陽縣長接到北平轉來的密令，說戴埠山裏有兩個人是亂黨，反對袁世凱做皇帝，要縣裏立即將這兩人捉拿歸案，就地正法。縣長叫我父親執行此令。父親立即派人，有可能是蔣國祥連夜步行到戴埠山裏，通知兩個被通緝的頭頭逃走。隔了幾天去抓人，當然沒有抓到。後來有人告發，說這兩人逃走，是縣裏有人來通知逃走的，並且還有人告發我父親是梁啟超的人。因此上麵立刻又來了一個密令,要將我父親就地正法。當時溧陽縣長邱誌剛為人正派，與我父親關係很好。他深知我父親廉潔自守，從不貪汙，為人正派，因此接到這個密令後，立即複電說明我父親為人正直，並以百口之家擔保，要求收回成命。邱誌剛縣長在得到上司勉強同意後，半夜將我父親叫到縣衙內，並把來往電文一一給他觀看，說明詳情。那，天後半夜，我父親一回到家裏，就對我母親說,我又活了一世。所以我父親在辛亥革命與一個既薄弱又缺乏經驗的革命力量在一起，順利戰勝了統治溧陽幾百年的清朝政權，但又幾乎死在竊國大盜袁世凱手中。
1923年，父親失業，靠賣文章(為姓族續修家譜)收人微薄，主要靠子女的工資維持生活。1927年後，國民黨執政後，貪汙盛行，對人民的剝削逐年加重，父親對此極為不滿。他曾多次對子女談到國民黨統治的腐敗,對人民的剝削遠遠超過清朝的統治。
大約在1929年至1930年，父親被推舉為溧陽縣公款公產處主任。這是一個沒有薪金的義務職，任務是監督管理溧陽縣公共財產的收入和支出。支出主要是用於對私立學校的津貼，以及孤兒院、育嬰堂等機構。一次接到縣黨部的通知，說要修理縣黨部的房子，要求撥款數千元。我父親說公款公產本來不能作為縣黨部費用，如非要修理房子，撥款不可能。如果縣黨部非要公款公產處代為修理房屋，可以指出房子壞的地方，我父親將親自帶領工匠去修理。縣黨部堅持撥款由他們自己修理，父親堅持不同意。有天縣黨部的書記長在最熱鬧的大街上碰到了我父親，便親自要求他撥款。兩人談了許久，引得很多人圍觀。書記長見軟言無效，就開始威脅。我父親大怒，破口大罵國民黨的貪汙腐敗,殘酷剝削人民。並麵向圍觀人群曆數國民黨的種種弊政，以及人民受到的苦難。溧陽育嬰堂是收容棄兒的慈善事業，費用也出於公款公產處。縣黨部還派了幾個黨棍在育嬰堂裏拿幹薪，使得育嬰堂幼嬰的夥食發生困難。父親根據這個事實在大街上大罵國民黨官僚，這個縣黨部書記長抱頭走避。聽說縣黨部曾向縣裏控告我父親“汙辱黨國”，最後不了了之。他在公款公產處義務任職一年任滿後,再也沒有擔任過這類公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