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水塘的冬學，隨著村民政治覺悟的提高，也在不斷地成長、壯大著，由開始的十幾人到幾十人，現在又發展到一百多人，史瑞芬一個人再也顧不過來了。為了辦好冬學，史瑞芬開始物色“小先生”,即請村民中有點文化基礎的人來當先生，實行“以群教群”。村上有個村民叫畢仁根，史瑞芬開始請他時他死活不肯，說生怕教不好丟人。史瑞芬就鼓勵他，並教他如何備課、如何講解，通過教學實踐，後來他講課講得很好。有天晚上上課他教兩個字，一個“日”字，一個“晚”字。他上課時對大家說，這個“日”字就是太陽的意思。朝鮮人民的領袖叫金日成，就是這個“日”字。毛主席和金日成都是天上的太陽，是我們兩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接下來他講“晚”字。他說，這個“晚”宇，就是夜裏，看不清什麼，就是黑暗。朝鮮人民的敵人叫李承晚，是個反動分子，這樣的人掌權，同蔣介石一樣的，一片黑暗，我們老百姓沒有好日子過……他這麼形象地比喻，通俗地講解，村民都很容易接受，並且記得很牢。後來這個畢仁根因為教得好，還被縣裏評為全縣的模範群眾教師。通過以群教群，清水塘的冬學搞得有聲有色，熱火朝天。史瑞芬因為冬學搞得出色，先後被鄉裏、區裏、縣裏和蘇南行政公署評為特等冬學模範教師。
“你幫農民農民幫你”
經受過寒冬的人,才更知道春天的溫暖。史瑞芬出身貧寒，青少年時期又飽受戰亂之苦：她親眼看到日本鬼子怎樣糟蹋自己的家鄉，看到國民黨軍隊跑在鬼子前麵拚命敗退;她是個一無所有的難民學生，在國民黨後方逃亡、流浪，從蘇南、安徽到江西、湖南，再到貴州、桂林……為了活命,她要過飯，給人家倒過馬桶，受盡了歧視和磨難。到了婚嫁年紀好容易組成個家庭時，婚後不久,丈夫就嫌她不愛打扮、不會交際而遺棄了她。年輕時她也有過夢想，想當個工程師，或者當個教師，可是在那黑暗的舊社會裏，一切夢想都破滅了，她失業困在戴埠老家，隻得上山砍柴，賣柴度日。1949年春天，我解放軍百萬大軍渡江的炮聲，像春雷一樣震天動地的響了，南下部隊滾滾向前，溧陽解放了。是新建立的人民政府安排了自己的工作，使自己成為一名光榮的人民教師，史瑞芬對共產黨、毛主席和人民政府充滿著無限的感激之情，她決心好好工作,用實際行動來報答黨和人民。無論在戴埠小學代課還是在鎮工人夜校上課，史瑞芬都是起早摸黑地積極工作，得到了同事和學員們的一致好評。1950年春天，縣教育科分派史瑞芬到偏僻而艱苦的清水塘小學來工作，姚科長特意提醒她，說清水塘是個災區，條件艱苦，困難很多，要她有個思想準備,並希望她依靠當地幹部群眾，辦好學校。史瑞芬笑笑說,我是個吃過苦頭的人，我不怕苦,政府安排我到清水塘小學工作，我一定會努力完成任務的。她一到清水塘村時，看到的是幾百個瘦骨棱棱、受饑挨餓的種田人，心裏十分難過，同是天下受苦人啊，史瑞芬對村上農民充滿了同情之心。她在村長畢全林家，老村長一見麵就對自己寄予了極大的希望；晚上在李信開家吃第一頓晚飯時，李家夫婦寧願自己餓著肚子也要讓自己吃個飽……那天晚上史瑞芬感動得哭了，從進村的第一天晚上起，她就發誓要教好村上的孩子，要用學到的知識為村上農民辦好事。
史瑞芬在完成學校教學任務的同時，積極配合和參加當地的階級鬥爭和生產鬥爭。建國初期，史瑞芬不僅參加了暴風驟雨般的土地改革運動和熱火朝天的抗美援朝運動，還積極投身於生產鬥爭，熱心為農民群眾報務。1950年5月，報紙上登載了政府關於“治螺”工作的指示，這引起了史瑞芬的注意，她逐日從報紙上吸取關於“治螟”的各種知識，並在筆記本上記錄下來。她又向村上農民了解螟蟲災害的種種情況。老農民李信開說,我不知道螟蟲是什麼東西，但我們清水塘的水稻年年都生“白蛸病”，去年水災過後，就是這“白蛸病”白掉了六七成稻子，鬧成了災荒。史瑞芬聽著打了個寒噤。史瑞芬對照報上講的螟災災情，向村上群眾宣傳這就是螟蟲造成的後果時,村上有些白胡子老頭子開口說話了：老隻（子)卵子拖堂灰就種田了，還沒聽說過蟲子能吃掉稻子。這幾位老人十分自信地說,史先生，不是我欺負你年紀輕，你不懂，這“白蛸”是西北風帶來的，是下霧天落下來的，是觀音菩薩從天上撒下來的……史瑞芬聽了心想，看來要同螟蟲作鬥爭，首先要同人們頭腦裏的迷信思想作鬥爭。於是，她走出校門，晚上請村上的年輕人到場園上來聽她讀報。民兵排長李老虎，積極分子畢小保，遊擊隊員李玉金、趙火金，婦女韓荷英、蔣歐伢、朱臘珍、李田英等等都來了。史瑞芬便把報上關於治螟的通訊報道作為宣傳材料，讀給這些年輕人聽，她還邊讀邊講，結合村上連年災荒的情況，說明搞好“治螟”工作的重大意義，說得村上年輕人頻頻點頭。就在史瑞芬大力宣傳治螟工作的同時，溧陽縣委、縣政府正通過行政手段開展全民治螟運動了，老村長召開村幹部會議，特地把史瑞芬也請來參加會議。村長畢全林響亮地說，對於螟蟲的害處，大家都知道了，兄弟們，現在到了我們動手的時候了。螟蟲是活的，它會飛，飛到哪裏，吃到哪裏。現在全縣、全區、全鄉都在行動起來，整個蘇南都在行動起來，我們要積極響應縣委、縣政府的號召，打一場治螟滅螟的人民戰爭！會議一結束，村長又把村裏的幾個積極分子和史瑞芬留了下來，討論治螟工作的具體部署。最後決定李老虎帶領民兵排帶頭參加治螟，村長帶領全村男女開展治螟，史瑞芬帶領全校學生參加治螟。為此，她特地跑到縣城，從她弟弟那裏借了錢，買回了火油和誘蛾燈，帶領學生下田治螟。第一天晚上，全校師生捉到了二千多隻螟蛾。第二天，史瑞芬領著學生拿著這兩千多隻螟蛾在村上廣泛宣傳，這一來全村的人都行動起來了，立即掀起了治螟工作的高潮。整個夏天，清水塘村同蘇南各地一樣，夜間在水稻田裏點起了誘蛾燈，田野裏星羅棋布地布滿了燈火,場麵十分壯觀。清水塘村的治螟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績。秋後，在竹簀全區評選治螟模範大會上，史瑞芬被評為特等治螟模範。
史瑞芬在完成學校教學任務的同時，還助人為樂，為村上農民做了不少好人好事。村上有個年輕人叫畢小保，有天到學校裏找史瑞芬，因為有其他人在，他一聲不吭地走了。史瑞芬很奇怪，就問村上人，他是個什麼人？村上人說他叫畢小保，出身很苦，從小就在地主家幫長工，不僅學會了偷懶，還學會了賭錢，在村上是個有名的懶漢。娶了老婆後,仍是日頭曬屁股不起身，什麼活都不幹，老婆一氣跑到上海幫人家去了……史瑞芬聽了記住此事,有天她到畢小保家裏，問他有什麼事？畢小保支支吾吾的，過一陣才說想請史先生寫封信給上海的老婆，動員她回到家裏來過日子。史瑞芬幫他寫了信寄到上海不久，他老婆楊令娣就從上海回來了。畢小保很高興，從此他大事小事都來同史瑞芬商量，史瑞芬就同他講勞動光榮，要他積極參加勞動，並說很快就要土改了，你將會分得自己的土地……經過史瑞芬的幫助、教育，畢小保進步很快，不僅改掉了不良習慣，而且成為村上的積極分子，後來還當上了村農會副主任，村上人都說畢小保簡直變了一個人。1950年春天，為了讓農民群眾渡過春荒，縣委、縣政府還發動群眾搞“生產救災”。在“生產救災”中，清水塘村上的婦女們開始養蠶，全村有四十一家養蠶戶，買了三十三張蠶種。史瑞芬憑著自己以往學到的蠶桑知識，教村上婦女用新法養蠶，結果繭子獲得豐收,產量比往年大有提高。從此，村上婦女們便稱史瑞芬是“活蠶神”。史瑞芬還利用在《蘇南日報》上學到的孕婦衛生?知識,為生六個孩子五個死亡的畢小升妻子接生，大小平安，扭轉了生子燒香求菩薩、不講衛生的壞風氣。史瑞芬在清水塘村工作期間做過不少好人好事，村上群眾感謝她時，她總是笑笑說，毛主席教導我們要為人民服務，這是我應該做的！
1951年春天，村長畢全林和當選為村民校校長(冬學後又改稱為民校）的趙火金來到學校，兩人東轉轉，西看看,看得史瑞芬莫名其妙。趙火金指著破破爛爛的祠堂說，這邊牆上一個大窟窿，那邊牆上一個破牆洞，太破舊了，太對不起史先生了。史瑞芬說，我們學校是太破舊,但現在大家都很窮，不能要求太高，等今後條件好一點再說吧，現在我隻要求大家能擁護這所學校，我便心滿意足了。老村長對史瑞芬說:現在土地改革完成了，大家的生活水平也提高多了，到了應該修理修理學校的時候了。一天晚上民校上課的時候，趙火金對大家說，有兒女的人都知道，有了這所學校，我們的兒女都一個個地走上了正道，讀書、識字、學好。在這裏上冬學、民校的學員也清楚，我們不就是在這裏學到了一肚子道理的嗎？我們還要繼續學習，要把清水塘的文盲都掃除掉！隨後他轉身指著四周的牆壁說，這像個學校嗎？簡直就是個破牛車棚，平時豬啊羊啊的也跑到學校裏來了，這副樣子是不行的，我們的學校應該有個學校的樣子……趙火金這麼一講，教室裏的村民嘰嘰喳喳地議論起來，大家都讚成要修理學校。這時候老村長畢全林講話了：我讚成修一下學校,好在我們村西頭有個老破廟，共產黨、毛主席來了，大家都不去燒香火了，可以把那破廟拆掉，這樣磚頭就有了。剩下的是人工，我們這裏也有現成的泥水匠，搬磚運瓦的事情大家都會做，隻要大家齊心協力幹，修理學校根本不是難事。老村長說到這裏大聲問道，大家究竟同意不同意？村上群眾都舉手讚成,沒有一人反對。有泥水匠手藝的畢榮坤、畢榮凱等人說，為了我們自己的文化翻身，我們情願做義務工。就這樣，清水塘全村群眾都行動起來，投入了修理學校的工作。縣政府聽說清水塘群眾在自發修理學校，立即撥了一筆錢過來，縣教育科還調撥了六百斤大米進行支援，這對村上的村民是個巨大的鼓舞，大家都誇現在的政府真是人民的政府,村民修理學校的勁頭更足了，在很短的時間裏，就將原先破破爛爛的祠堂修理成了煥然一新的學校。為此，史瑞芬同誌在《我在清水塘》一書中最後信心滿懷地說道：“隻要我們有為人民服務的思想，走群眾路線辦學，隻要我們誠心誠意為群眾辦事，在我們的背後，便會有人民政府和強大的群眾力量支持我們，我們就可以辦好任何事情！”
結束語
史瑞芬同誌於1950年4月到餘橋鄉清水塘小學工作，到1954年3月由組織選送她到華東師範大學教育研究班學習，在清水塘小學工作了整整四年，在教學戰線上作出了傑出的成績，得到了黨和人民的高度好評，同時也獲得了極高的榮譽。1956年1月在華師大學習結束後，省教育廳調她任江蘇省教育工會執行委員。1957年至1962年，任省教育工會副主席。1962年至1968年，調任南京市棲霞區十月人民公社甘家巷小學校長。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史瑞芬受到嚴重衝擊，多次被造反派揪到南京批鬥、遊街，身心受到嚴重摧殘，1977年12月29日病故於戴埠老家，年僅五十四歲。
關於史瑞芬這位全國模範教師、一度曾經紅遍全國的先進典型，當年江蘇省教育廳副廳長吳天石講得十分到位，他說，史瑞芬同誌在農村小學工作得很好，後來將她從基層調到省廳來工作，這是拔苗助長，以致她曇花一現，後來沒有什麼大的作為，這實在太可惜了。不管史瑞芬同誌後來如何，她在溧陽清水塘小學艱苦辦學、無私奉獻的這段光榮經曆，在溧陽教育史上將永載史冊，彪炳千秋！
寫於2011年2月春節期間
參考資料和被采訪者：梅汝愷著的《我在清水塘》、《溧陽文史資料》第七輯、《溧陽教育誌》等，現謹在此特向梅汝愷等作者，以及文瑞、陸行、唐榮奎、徐逸芬、芮梅芬、宋浩、畢鎖榮等同誌表示衷心的感謝！
築東壩與拆東壩
巍巍東壩，悠悠千年，自唐至清，築拆多次，曆經了人間滄桑。在蘇浙皖民間，廣泛流傳著劉伯溫築東壩的故事，並說劉伯溫根據“推背圖”演示，預計五百年之後東壩又要被拆除，而事實是高淳東壩在五百多年後的1958年夏天，真的被溧陽五千多民工拆除了，這就更為它蒙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其實，民間關於劉伯溫築東壩的傳說是個誤傳，因為明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下令築的東壩，而劉伯溫在洪武八年已經去世，由此可見此事不實。那麼築東壩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情呢？
東壩，又名銀林堰(古時該地多銀杏樹，因此稱銀林堰）、廣通壩、上壩，在江蘇高淳縣城東五十裏，溧陽縣城西八十裏。因其在固城湖東二十裏，故名東壩。
從高淳流向溧陽的胥溪河（即古中江，其中有三十多公裏為春秋時伍子胥組織吳國數萬民夫人工開鑿的，是世界最早的運河之一，因此名叫胥溪河、胥河），自春秋吳至五代南唐一直全程通航，為高淳、溧陽地區帶來了經濟繁榮。但此河上下水位高低懸殊，落差很大，水流湍急。唐昭宗景福二年(893年），由於藩鎮割據，中原屢經變亂。當時楊行密據守宣州（即今宣城，那時溧陽歸屬宣州管轄），被孫儒圍困五個多月，處境十分危急。為解宣州之圍，楊行密安排部將台濛從宜興、溧陽這邊運糧增援，船隊進入胥溪河受阻，便在高淳東壩至溧陽河口這段近五十裏的河道上分段築了五道土壩，用來節製水位，錮水通航（像如今的船閘），調運兵員糧餉增援宣州，楊行密因此反敗為勝。《新唐書》上《昭宗本紀》中記有此事，史稱“魯陽五堰”。至五代南唐末年(975年）,江西、安徽商販的木排由宣州、歙縣進入江浙(那
時長江中風浪大,險情多，商販大多從胥溪河行舟），因五堰艱阻難行，官府即廢除五堰。五堰被廢，太湖流域水患加重，因而溧陽有“東壩一倒,宜興溧陽，一片汪洋”的民謠流傳。北宋嘉祐年間，進士單鍔(宜興人)倡導恢複五堰，以減輕蘇州、常州、湖州一帶的水患。宋元祐年間，時任浙江湖州知州的蘇東坡向朝廷推薦單鍔複修五堰的主張,但均未被采納。宋徽宗政和七年至宣和七年間（1117~1125年），曾多次開挖銀林到河口的古胥溪河段，致使太湖流域遭受兩次大水災。因此，朝廷又命恢複五堰之一的銀林堰，築成土壩,名叫銀林東壩。這樣，使丹陽湖、石白湖、固城湖等上遊來水不再東流經太湖人海，太湖地區從此亦免受水害，東壩因此聞名遐邇。
'宋末元初，連年戰亂，東壩下遊河道年久失修，兩岸高埠水土流失，河床不斷增髙，致使胥溪河這一古河道淤塞中斷，“三湖”（即丹陽湖、石臼湖、
固城湖）水位也隨之升高，高淳地區水患成災。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考慮到蘇浙糧運經東壩行走，可避長江風險，並可引丹陽湖水繞鍾山而行，以增金陵王氣，遂於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重開胥溪河,建造石閘啟閉，用來節製水流，將東壩命名廣通鎮，設巡檢司。同時命崇山侯李新在溧水胭脂崗鑿山通道，引丹陽湖水彙秦淮河進入長江,於是蘇浙皆經東壩直達金陵（南京)為運道。我國著名曆史學家吳晗在《朱元璋傳》中記載道：“二十五年鑿江南溧陽銀墅（樹）東壩河道四千三百餘丈，役夫四十萬人……”由於河道越深，水流越急，至明成祖永樂元年（1403年），為免除蘇浙一帶水患，朝廷采納蘇州吳相五的建議，改石閘為土壩。明英宗元年（1441年），江水暴漲，洪水衝決土壩，使蘇、錫、常一帶複受水害。明武宗正德七年(1512年）,又在原壩基上加高三丈，自此“三湖”之水不再東流。由於水位增高，造成高淳及安徽宣城、當塗圩田大量沉沒，民眾苦不堪言。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固城湖水位高達十三點二五公尺，東壩被高淳金堡圩民眾掘潰，造成蘇州、無錫、常州、鎮江一帶重大水災，損失慘重。道光三十年（1850年），經下遊上述四府奏請，改東壩土壩為石壩，用白銀一萬八千兩新築東壩石壩。壩長十二丈，底寬十八丈，頂寬一點二丈,高六丈。石壩兩端建有石階四級，壩頂為中凹，闊八丈多，上遊水位超過十一點二米時，洪水可從凹處下瀉。壩基底下有木樁千餘根，壩身全用花崗石、麻石、青石和黃土、石灰、沙、鹽加糯米汁嵌砌而成。在東壩東側立有石碑，永禁侵占壩基，並由高淳、溧陽兩縣共同派人看守，自清至民國一直如此。以上就是千年東壩屢廢屢築的情況經過。
新中國成立後，國家和江蘇省先後製訂了太湖與青弋、水陽兩江(這兩條江的江水皆經胥溪河人太湖）以及東壩樞紐工程規劃。1958年夏季，胥溪河下遊的深陽、宜興一帶旱情嚴重，江蘇省決定開通東壩，引水抗旱。按照省政府和鎮江地區的部署，溧陽五千民工在殷文章同誌的帶領下，與高淳民工一起，於7月1日至7月30日，冒著酷暑，日夜奮戰，終於如期完成拆除東壩的光榮任務。下麵我就來講述拆東壩的故事。
1958年6月底的一天上午，剛到而立之年的水利局副局長殷文章同誌，接到縣委副書記黃寶正從鎮江打來的一個電話，要他立即趕往鎮江地
區行署去，說地、縣領導有要事與他商談。殷文章即於當天中午乘坐公共汽車，傍晚時分到達地區機關大院。在地區專員趙建平的辦公室裏，坐著地區水利局長許春友、高級工程師祁啟貢、高淳縣監委書記賈小泉，還有溧陽縣委副書記黃寶正和縣水利局主持工作的副局長丁蘭茂等幾個人，殷文章進門後看出會議已接近尾聲，看來是在專門等候他的。趙建平專員對黃寶正說:老黃，你把我們商量的情況簡要同他說說吧。黃寶正說，文章同誌，你也知道，今年春夏，一百多天未下透雨，汛期又是“空梅”（黃梅天未下雨)，因此蘇南奇旱。易旱易澇的溧陽旱情更為嚴重，目前丘陵山區所有塘壩已經幹涸，長蕩湖水急遽下降，縣境內一百多條主河道河水斷流，剛剛栽下的八十萬畝稻田的秧苗正麵臨斷水的威脅，南渡以西幾萬群眾的生活用水也發生了困難……麵對如此嚴重旱情，省政府於今天上午召開了抗旱會議，決定開通高淳東壩，引長江水到溧陽、宜興來，以解當前的燃眉之急……為了迅速貫徹落實省抗旱會議精神，省裏會議結束後地區接著開會，緊急部署當前抗旱工作，確定由高淳、溧陽各上五千民工，高淳開挖固城湖到東壩的二十三陵裏河道（固城湖連著長江），溧陽拆東壩，並清淤開挖東壩到溧陽河口的河道。我們要以最快速度開通東壩，引水抗旱。我已在電話中同顏(景詹）書記商量過了，明天上午縣委召開緊急電話會議，傳達貫徹落實省、地抗旱會議精神，組織發動群眾積極投人抗旱救災，並要求各鄉在兩天內落實好開挖東壩的民工任務，後天全縣五千民工都自帶工具、行李趕到高淳東壩住夜。考慮到老丁（蘭茂）正跟隨顏書記在規劃、設計、籌建沙河水庫，縣委決定由你帶領溧陽的五千民工去拆除東壩，你看如何？說到這裏，黃寶正笑嗬嗬地注視著正在擦著臉上汗水的殷文章。殷文章挺直腰板，大聲說道，聽從組織安排，保證完成任務。黃寶正走過來拍拍殷文章的肩膀，讚許地說，好，是條山東漢子！隨即他向大家介紹說，殷文章同誌是山東萊西人,是個烈士子弟，他的父親、叔叔和一個哥哥都在抗戰時期犧牲的。他十七歲就參加了革命，革命鬥爭的考驗磨練得他特別能吃苦，任何艱難困苦的任務都能很好地去完成。這次拆除東壩時間緊、任務重、要求高，需要一個特別能吃苦的同誌去帶領大家完成這項艱巨的任務，為此我們推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