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葛春霖與段超人
葛春霖與段超人,對於許多溧陽人來說，這是兩個陌生的名字。我最初是從中共溧陽黨史資料中看到葛春霖、段超人這兩人名字的，他倆同狄超白、陳智方、沈蘭芝等同誌，都是中共溧陽特支的早期黨員和負責人，但對其生平、業績就知之不多了。前幾年，我在常州同原金壇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沈成嵩聊天時，老沈同誌熱情洋溢地說，路部長，你寫的《陶家革命的一家》、《周叔蓮》等傳記文學都很好，我建議你再寫寫葛春霖與段超人，這對革命夫妻了不起，很有傳奇色彩。我笑問，怎麼個傳奇法？老沈滔滔不絕地敘說道，葛春霖，溧陽清安人，他家兄弟四人都考上了清華大學,奇嗎？新中國成立前夕，他在美國動員了一百五十多位科學家回國參加經濟建設，奇嗎？他在國家輕工業部工作時，先後領導、參與組建了二十多個科研院所……說罷葛春霖，他的話鋒一轉開始敘說段超人:她是葛春霖的愛人，金壇高橋人，是段玉裁的九世孫女。她十二歲時為抗婚而外逃，夜間在墳山上跌進棺材坑裏也不害怕，奇嗎？她十七歲參加北伐革命軍，在白色恐怖肆虐的1927年8月毅然參加中國共產黨，堅定地走上革命道路……我被老沈繪聲繪色的敘說吸引了，饒有情趣地問，你講的這些都是真的嗎？老沈認真地說，這些都是真人真事，我一點都沒有虛構，你看這對革命夫婦值不值得寫？我點點頭，說:確是值得一寫,但沒有材料呀，怎麼寫？老沈介紹說，二老已經故去，但二老的女兒葛蘇、葛文都在北京，她倆手頭有些材料的，我還有葛蘇的手機號碼，你如想寫，可到北京去找找葛蘇、葛文。在沈部長的推薦、鼓動下，我三上北京，采訪葛蘇、葛文等人，並閱讀了大量的史料，葛春霖、段超人的形象，在我頭腦裏漸漸清晰、生動起來；隨後，這對夫妻的愛國情懷、戰友情誼和生死與共的革命經曆，在我的筆下汩汩流淌出來……
從清華書齋到淮北大地
葛春霖，1907年生，江蘇溧陽清安下汶村人。清安在溧陽縣城西南郊，因古時縣城有青安門而得名，後人俗寫成清安。這裏雖屬江南魚米之鄉，物產豐富，但人多地少，年輕人便紛紛相互扶持，外出求學、求職。葛春霖的父親叫葛懷文，晚清秀才，是個很有正義感的私熟老師。葛春霖的二哥葛葆真特別聰明，考上了清華大學官費生。他從清華畢業後任北京中國農工銀行儲蓄部主任,便全力資助弟弟葛炳林也考上了清華大學。葛炳霖後又考上留美公費生，與顧毓誘、梁實秋等人一同赴美。留學回國後在濟南鐵路工廠
任工程師。1925年，十八歲的葛春霖在兩位兄長的資助下，也考上了清華大學，在化學係讀書，成為這個家族中第三個清華學子（1927年7月，葛春霖的弟弟葛和林也考上清華大學，並於同年12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那年清華的新生隻有一百三十二人，進化學係的僅十四個人。江蘇常熟的王淦昌，後成為我國“兩彈一星”的元勳，也是這年考人清華物理係的，與葛春霖是同鄉、好友。清華大學非常重視基礎科目的教學，也重視比較全
麵的文化知識教育，學文科的也開了數理化，學理工的也必須學中國史、西洋史等。盡管一年級的課業負擔很重，但葛春霖不怕苦,不怕累，學習非常用功，學習成績也非常好。不久，葛春霖在時代潮流的影響下，越來越不滿足於平靜的書齋生活，積極投身到愛國的社會活動中去了。
1926年3月18日，為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對天津大沽的武裝進攻，清華大學的全體學生進城參加了北平群眾在天安門前舉行的示威大會，會後遊行到鐵獅子胡同向政府請願。段祺瑞不僅不接見群眾代表，反而下令向手無寸鐵的群眾開槍，造成四十七人死亡，二百多人受傷。在這次“三一八”慘案中，葛春霖的同班、同宿舍同學韋傑三倒在了血泊中。葛春霖死裏逃生，夜間回到學校，睡在床上後，望著對麵韋傑三的空鋪位，徹夜未眠，心中對反動政府極為憤恨。
1927年春，張作霖以大元帥名義進駐北平，因害怕群眾起來響應北伐，城裏軍警密布，戒備森嚴。4月的一天,葛春霖的清華同學高警寒到北京師範大學看望老鄉，並在那裏留宿，半夜裏被偵緝隊抓走，當晚師大師生被捕的共有二十多人，被拴成一串押往偵緝隊牢房候審。葛春霖得悉後馬上與幾位同學向學校報告，請求學校出麵營救。由於高警寒不在偵緝隊的黑名單內，夜審幾次，高都堅持說無辜的，加上學校出麵保釋，偵緝隊隻好將高警寒放了。於是葛春霖等幾位同學於次日淩晨把高警寒接回清華大學。
這一年暑假之前，葛春霖與高警寒、翟鳳陽等幾位要好的同學，鑒於北平如此黑暗，南方蔣介石又發動“四一二”事變,公開背叛革命，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人士，當時他們決定成立一個組織，團結一些誌同道合的同學、朋友，砥勵學行，充實自己，研究時事，以便將來能為國分憂。葛春霖對此事極為熱心，暑假回家經過南京時，又與南京的顧衡、汪楚寶等人，以及上海交通大學的一些學生發展同一類組織。1928年夏天，南北兩地組織的成員同去上海川沙縣奚景高家裏召開全體社員大會，並正式將這個組織定名為“大地社”。參加“大地社”的成員，原來直接或間接的都有聯係，都是上的理工科。大家尋求和探討的中心問題是：“研究自然科學的人該不該搞政治？”“在蒼茫的大地上如何彼此扶持，共同找路前進？”這個組織一沒有提出政治綱領，二沒有組織章程，三沒有領導核心，所以還不成為一個政治團體。不久，“大地社”成員便逐漸分化，一部分人又重新埋頭讀書，一部分人真正彼此扶持，繼續尋找革命道路，先後有一半“大地社”的成員參加了共產黨或共青團。
就在這年秋季，葛春霖同江蘇老鄉、金壇姑娘段超人熟悉了。段超人,1910年7月出生在金壇高橋村,是我國清代文字訓詁學家段玉裁的第九世孫女。段超人從生下來就是個苦孩子，剛出生時因為她是父母的第十三個孩子，家中養不活她，媽媽想把她扔進馬桶裏淹死，幸虧接生婆看她長得漂亮，舍不得扔，她才逃過一劫。過了一個月，媽媽又準備把媽送進育嬰堂，又被一個好心的老太婆搶了下來，並責備她媽媽說,這麼白白胖胖、漂漂亮亮的小姑娘怎麼舍得送出去？你們不養我來養。就這樣,段超人在艱難困苦之中頑強地活了下來。
段超人在小時候就顯示出了愛好學習的個性和強烈的反抗精神。家裏給她裹小腳時，纏了就剪開，纏了就剪開，父母拿她沒辦法，最終保留了一雙健康的好腳。她七歲時就被許做童養媳，但大哭大鬧，堅決要求上學，這才爭取到了上學的機會。到她十二歲時，家裏逼迫她嫁給地主的兒子，她堅決不肯，父親覺得沒麵子，就將她拖到河邊，要淹死她，但她賴在河邊就是不下河。最後父親扔下繩子和刀子，並惡狠狠地說，你不嫁人就自殺！但段超人就是不自殺，她在河邊一直哭到天黑，然後一聲不響地逃跑了。她也不知道怎麼走的,夜間到了一片墳山上，不小心掉進了棺材坑裏，小手亂摸亂抓，竟摸了幾枚細銅錢，就高興地放進口袋裏，然後繼續趕路。就這麼一個身無分文的十二歲的小姑娘，餓了向人家要飯，渴了喝河水，長途跋涉幾百裏路，來到蘇州女師的校門口。這天早上剛好女師校長上班，看到這個髒兮兮的女孩子在門口，以為她是個要飯的，便掏了幾個銅板給她。段超人說，我不要錢，我要讀書。女校長很驚奇，便問為什麼。段超人將自己逃婚的經曆講了之後，好心的女校長掏出手帕擦擦眼淚後，說道，孩子,你來讀書吧，你的學雜費全免,可以一直讀到畢業。
段超人就這樣又獲得了讀書的機會，並閱讀了許多革命書籍，逐漸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她愛好文學，喜歡寫些小詩、小文章，有些還在報上發表了。1927年,十七歲的段超人在南京參加了北伐革命軍，在第一軍總指揮部任政治部宣傳科的宣傳員。當她聽到國民黨反動派在上海搞了“四一二”大屠殺的消息後，非常憤慨。這年7月，她毅然加人中國共產黨。由於北伐革命的失敗，國民黨內部的勾心鬥角，政治部改組，段超人所在的宣傳科解散了。段超人失去了工作，考上了上海的中國公學，黨組織關係也轉到上海。地下黨支部書記李光安排她到校學生會女生部工作，還安排她到一個日資紡紗廠做女工工作。因為繳不起學費，她在1928年春天又考上了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黨組織關係也隨之轉到北京。她在地下黨組織領導下積極參加各種革命活動:參加飛行集會，散發傳單,編寫宣傳材料等等。
1928年秋季，北大、清華、北師大等多所高校的師生，經常到天安門前集會，經江蘇同鄉介紹，葛春霖認識了段超人。當時葛春霖在清華擔任學生會幹部，段超人在北師大學生會負責宣傳工作。兩人自從認識之後，便經常約會見見麵、說說話。在一段時間的思想交流中，他倆在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反對反動軍閥統治，與擁護孫中山先生提出的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主張，殷切希望中國繁榮富強的願望等等方麵是完全一致的，就這樣，兩顆年輕的心靠得更近了。
一天下午，在天安門前集會結束後，葛春霖、段超人溜達到王府井，在郵局裏買了份新發行的郵票，又沿著電車軌道走到西單，兩人都覺得很累了，才乘電車回到清華。到了宿舍,開始觀賞郵票，葛春霖發現郵局多給了一倍，便堅持要立即還給郵局。於是兩個年輕人又乘有軌電車返回王府井，退回了郵局多給的一份郵票。這一趟雖然很累，但從這件事情的處理上，段超人從內心感到葛春霖是個誠實可靠的人，隨即許下終身，與之結為連理。
1929年暑假，葛春霖從清華大學化學係畢業，留在清華農事股工作，並兼任農林學校的教導主任。這個農林學校是由清華大學、燕京大學以及香山慈幼院合辦的。不久，“大地社”的顧衡從南京來到北平，住在葛春霖的單身宿舍。葛春霖便介紹他在農林學校教語文和數學。葛春霖和顧衡還利用業餘時間創辦了一個以中學生為對象的雜誌，叫做《現代中學生昔日“大地社”的成員都積極為雜誌撰稿，當時已由清華轉學到上海交通大學機械係讀書的葛和林，以及在安徽太和北關中學當校長的高警寒等人，都分別在上海和安徽等地秘密推銷這份雜誌。葛春霖當時的月工資有八十元，顧衡隻有二三十元,兩人除了必備的十餘元生活費之外，其餘的錢全部用來辦雜誌。段超人在上海讀書時就參加了黨領導下的“左聯”,從北師大畢業後，也被留校，擔任學校圖書管理員。她在工作之餘，也積極寫稿，曾有小說《苦學生日記》等文章在《現代中學生》上發表。這份《現代中學生》雜誌，在思想性、知識性、科學性和趣味性等諸多方麵都有相當高的水準，每一期文章都注意切合時弊,在當時的中學生中很有影響。由於該雜誌流露出了明顯的革命傾向，創辦不久即被國民黨教育部通令查禁。
農林學校當時隻有三四名共產黨員，也由清華大學黨支部領導。1930年“五一”節，黨在東單組織上萬學生、群眾上街遊行，有大批黨員和革命群眾被捕。農林學校也有兩名學生被捕，直到8月才被釋放。學校學生會開會歡迎兩位出獄的學生，校長竟未征求教導主任葛春霖的意見，就突然宣布開除學生會負責人，因而引起了學潮。在這場鬥爭中,農林學校的黨組織有了較大的發展。1930年10月，黨組織經過不斷的考察，決定吸收葛春霖、顧衡人黨，介紹人是徐子佩和張欽益，監誓人是當時的北平市委書記胡錫奎。也就在這一年，葛春霖與段超人結婚了。從此，他倆一直以職業作掩護，從事黨的地下工作，宣傳發動群眾，培養教育進步青年，建立和發展黨的組織，開展革命工作。
1930年冬天，高警寒給顧衡寫信，要他到安徽太和任教。安徽太和是淮北大平原的一個小縣城。北平市委認真研究了高警寒給顧衡的來信，考慮到淮北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急需得力的幹部去做恢複工作，也考慮到顧衡在北京已經暴露，便同意顧衡前往，擔負起發展太和黨組織的工作。
葛春霖在清華農林學校擔任教導主任，並兼任授課老師。那時農校的辦學經費很困難，學生大多數是貧苦農民的子弟。到了冬天，葛春霖就帶了學生去撿煤渣回校取暖，師生們凍得手腳開裂出血，但大家都從不叫苦。他利用課餘時間找學生們談話，揭發時弊，分析形勢，巧妙地宣傳共產黨的理想和主張，也結合青年們的前途，提出自己的看法，啟發同學們去思考、認識。他還組織學生下鄉宣講形勢，發動農民同地主老財鬥爭，在農林學校周圍地區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葛春霖組織學生的一係列活動引起國民黨當局的注意，為防意外，當局借故解散了農林學校。
農林學校被迫解散後，葛春霖失業了。1931年春天，葛春霖與傅魯、馮騫等同誌，應太和北關師範學校校長高警寒的聘請，相繼到太和任教並秘密開展黨的地下活動，先後在校內成立了“讀書會”、“社會科學研究會”，吸收進步學生參加，指導學生閱讀革命書籍，向學生灌輸革命思想。在地下黨的培養教育下，發展了一批優秀學生加入黨團組織,其中共產黨員就有一百多人。1931年12月底，中共太和縣委正式成立，顧衡擔任縣委書記，葛春霖當選為縣委委員。他們在太和當地農村組織起農民協會、婦女協會，還建立起一支近兩千人的農民武裝力量——赤衛隊和青年革命先鋒隊。他們發動均糧運動，擴大土地革命成果，千方百計與紅軍取得聯係，組織地方暴動。
1932年2月，縣委書記顧衡在雙浮集指揮均糧鬥爭時，不小心將手槍走了火，打傷了腿。在偏遠的淮北農村，醫療條件很差，顧衡因此導致傷口發炎，不能行走。知道這一情況後，此時已在山東大學執教的葛春霖，讚同江蘇省委的決定，安排妻子段超人到上海樂華中學當教務主任，由她同顧扮作夫妻，掩護顧衡在上海治療。1933年夏天，顧衡槍傷治愈後，被黨組織派往南京擔任特支書記，繼續開展黨的地下工作。1934年8月，顧衡在中央大學附近的一間小屋內印刷黨的文件時，忽然聽到室外有腳步聲,便以驚人的速度銷毀了文件，並勇敢地同持槍人室的特務搏鬥，終因寡不敵眾，受傷被捕。1934年12月，壯烈犧牲在南京雨花台，年僅二十五歲。
撰寫《科學的哲學》
1932年3月，葛春霖與顧衡分別之後，先後輾轉於溧陽、濟南、青島、開封、西安等地，以教書為職業，組織上卻一直與顧衡單線聯係。顧衡犧牲後，葛春霖十分悲痛，與黨組織也失去了聯係。直到抗戰暴發後的1937年10月，葛春霖到陝西武功的西北農林專科學校化學係任教時，經黨組織批準
才恢複了組織關係。
抗日戰爭爆發後，全國人民的愛國熱情空前高漲，舉國上下，同仇敵愾，奮起抗日。身為共產黨員的葛春霖，更是積極地投入於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之中。為了讓更多的人學會躲避日機的轟炸，葛春霖親自到西安等地，向一些中小學師生進行防毒知識的演講。他還寫成了《化學戰爭與中國國防》（由上海新知書店出版）一書，宣傳科學的防空防毒知識,消除一些國人甚至科學家的“恐日症”和“唯武器論”。他還經常組織師生到關中、陝南、隴南等地農村，進行抗日救亡宣傳，多次發起募捐活動，向綏遠抗日將士捐款捐物……當時，葛春霖除了做抗日的宣傳工作以外，還有計劃地閱讀了一些哲學和自然鬥學方麵的著作，又從報刊雜誌上搜集了一批新鮮資料，寫了讀書筆記，做了索引卡片。
當時，閻錫山在山西臨汾辦了一所民族革命大學，由楊獻珍主持校務。該校教師殷大鈞、張力森是葛春霖在清華時的同學，他們知道葛春霖正在鑽研自然辯證法，就寫信邀請他到民族革命大學去講自然辯證法。由於他準備充分，材料翔實，加上他口才又好，所以演講十分成功，師生們聽後普遍反映很好，這對葛春霖來說是個極大的鼓舞。他根據手頭掌握的材料和講課過程中的反映，覺得可以寫成一本書出版，於是便做了些有關的準備工作。
葛春霖回到武功之後,他即開始撰寫《科學的哲學》。那時農學院裏特務很多，寫書隻能秘密進行。外麵有人來時，要趕忙把寫作材料收拾幹淨。
等人走了，他就關起門來再寫。有幾個進步學生知道這件事後，就主動來幫助抄寫。反複的修改，反複的抄寫，大約半年多之後，在1938年10月，葛春霖終於完成了《科學的哲學》這部書稿。11月，葛春霖的愛人段超人秘密地帶著書稿送到重慶,交給生活書店的潘梓年同誌。由潘梓年、部韜奮、胡繩三人定稿。鄒韜奮同誌讀完書稿後給予很高的評價，他說:“《科學的哲學》是中國人寫的哲學與自然科學結合的第一本著作。”1939年3月，《科學的哲學》出版第一版，很快銷售一空。當時出版的哲學著作多為社會科學範圍，對自然科學很少涉及。因此，生活書店出版的《科學的哲學》，填補了出版界的空白。
國民黨當局在重慶發現此書以後，馬上明令查禁，後來隻好轉到香港再版。為了安全起見，葛春霖特地用了葛名中這個筆名。盡管如此，仍然引起國民黨當局的注意，又因有共產黨的嫌疑，葛春霖被迫離開了西北農林專科學校。
1939年冬天，葛春霖來到了重慶。那時《新華日報》在社長潘梓年的推動下，成立了重慶自然科學座談會。這都是在中國共產黨影響下的、公開或半公開的學術組織，集合了一些自然科學家，一方麵從事堅持抗戰、團結、進步的政治活動，一方麵從事馬克思主義的學習。葛春霖也是座談會的成員。《新華日報》還特辟了“自然科學”副刊，實際上為座談會的會刊。葛春霖也為之寫了許多篇文章，不斷變換筆名刊登在《新華日報》上。
《科學的哲學》第六章就是“唯物辯證法與中華民族全民抗戰”，係統地闡述了對日抗戰的革命本質、抗戰建國的根據和主要條件、抗戰的持久性等內容。在一次重慶自然科學座談會上，葛春霖大講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有矛盾也必然有鬥爭，然而在日本帝國主義瘋狂侵略下，國內有矛盾的各方麵也隻有聯合起來一致抗戰才能抵禦外侮，走向勝利。因為統一戰線內部的矛盾是可以調節的，而民族矛盾是對抗性而不可調和的。那時的讀者讀了《科學的哲學》就說,科學的哲學就是抗戰的哲學。因此，葛名中深受一批進步青年的追捧。有一位曾經是葛名中“粉絲”的人多年後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抗戰時期的武庫街（現已改名為民生路)上的書店，明顯地分成幾類,生活書店，新知書店，讀書生活出版社，這些黨所領導的進步書店，永遠是從早到晚都擠滿了青年顧客，蓬頭亂發，衣敗鞋舊，然而目光炯炯，全神貫注,看書的比買書的還多……有些大部頭的書，現在記得的是葛名中的《科學的哲學》，老站在一家書店看，自己也覺得有些不好意思，於是，看到一個段落，記住頁碼,換一家書店接著繼續看下去……1997年10月28日《人民日報》上，刊登了《人民日報》著名記者劉衡寫的《尋訪葛名中》一文，回憶了他們當年的“追星”經曆：1941年1月皖南事變後，在一個春天的清晨，我們三人步行三十多裏，到古路壩去尋找《科學的哲學》的作者葛名中……他看到我們，又驚又喜。他見我們大老遠的跑來看他，十分感動。他說，學校裏隻知道他是葛春霖，沒有人知道他是葛名中，因此沒有受到迫害……
段超人與葛春霖結婚之後，一直以職業為掩護，冒著生命危險，從事黨的地下工作。她與葛春霖時分時合，輾轉各地，吃盡了千辛萬苦。她在北師大圖書館工作時，有天晚上突然接到黨組織的通知，說國民黨軍警抓捕的名單上有她，要她立即離開北京，於是她扔下一切東西，當晚乘火車回到家鄉溧陽（後還與葛春霖父親葛懷文一道營救了被國民黨逮捕的狄超白同誌）。1933年2月，經顧衡、駱夢英等江蘇省委領導人商量，派段超人到上海私立樂華女子中學教書，並與顧衡假扮夫妻，掩護顧衡養傷。在此期間，段超人在女子中學組織了學生讀書會，動員學生反對教師隊伍中的特務徐公懋，為此被校長陳亞夫解聘，輾轉河南汲縣做女校代理訓育主任。
1937年至1938年，段超人到鄭州扶輪中學(今鄭州鐵路中學)教書。在中共河南省委領導下，組織鄭州婦女參加抗日救亡運動，為抗日將士做棉衣棉鞋，為前線募捐錢物。組織學生護士訓練班，為抗日前線服務。在學校吸收校長、教師和學生參加中國共產黨，建立黨支部。輸送進步青年奔赴延安，參加抗日救亡運動，例如原外交部機要局局長趙學敏、原新華社內蒙分社社長林沫等同誌，都是段超人介紹並幫助他們去延安的。鄭州淪陷後，段超人來到葛春霖工作所在地陝西武功的西北農林專科學校，協助他撰寫《科學的哲學》一書，應該說此書的出版、發行，段超人是有很大功勞的。
1939年，段超人來到重慶。她在重慶的八路軍辦事處，受鄧穎超、曹孟君、張曉梅的委托，擔任重慶婦女救國會第二保育院院長(羅叔章為第一保育院院長）。第二保育院共有五百多名十四歲以下的難童，其中有一大半是前方抗戰將士的子女。該院在前任基督教院長的管理下，饑寒交迫,貧病交加，生活條件極為惡劣。段超人在羅叔章大姐的幫助下，首先解決了管理幹部的難題，吸收了許多思想進步的教職員工，共同來管理保育院的方方麵麵。段超人接任院長時，適逢冬季，孩子們還穿著單衣單褲，她便帶頭捐獻工資，買來布匹棉花，院長、老師一齊動手縫製衣服，解決了孩子們禦寒過冬問題。段超人還組織老師開荒種地，自產自救，使孩子們能吃飽吃好。為了解決孩子們的飲水、缺糧、缺燃料、缺藥品以及交通不便等問題，段超人發動老師，並首先自己帶頭，四處奔走，多方求助，募集資金、財物，改善辦學條件，從而使孩子們有個生存、棲息之地。在此基礎上,她又求助學校、書店，解決了一部分書籍，安排孩子們學習文化知識，並向孩子們灌輸抗日救國的進步思想，使他們從小就懂得熱愛祖國的革命道理。後來這些孩子長大後，許多人都成為中共黨員，分布在全國各條戰線上。全國解放後，他們有的當上了將軍、部長、省長和各級黨政領導，有的當上了科學家、教授、作家、文藝家等等，成為振興中華的棟梁之材，他們經常通過各種渠道尋訪當年哺育自己成長的段媽媽。
1941年，因為國民黨領導下的婦女救國會開始懷疑段超人是共產黨員，經常派特務來院聽課，檢查工作，最後竟勒令解散了第二保育院。這樣，段超人便帶著自己的孩子來到陝西古路壩的西北工學院，與葛春霖在一起過上了正常的家庭生活。葛春霖在校開始是副教授，不久當上了教授。除了教書之外，葛春霖與段超人參加了地下黨支部的一係列活動。當國民黨派賴璉到西北工學院繼任院長以後，打擊進步力量,對進步學生嚴加控製。在這種情況下，地下黨及時發出“精幹隱蔽，長期埋伏，積蓄力量，等待時機”的指示，葛春霖和學校裏的教授、講師經常組織一些自然科學座談會，盡量不讓暴露。1946年，院長賴璉根據國民黨教育部的統令，在學校裏搞了一個反蘇運動。麵對國民黨反蘇反共活動，葛春霖挺身而出，聯合校裏三十多位知名教授，共同寫出一張大字報，公布事實真相，要求學生不要參加反蘇遊行和各種反蘇活動，學校當局不得不將反蘇活動草草收場。但隨之而來的就是那年暑假，學校當局宣布解聘參與寫大字報的十幾名助教，葛春霖前去找校長交涉,校長說是教育部有令，並暗示還要解聘幾名教授。他還唆使學生寫匿名信，轟葛春霖離開學校。正好這時南京國立藥專校長薛愚來函聘請葛春霖、段超人夫婦去任教授、講師，於是，葛春霖、段超人一家離陝赴寧。到南京後不久，在中共地下黨組織領導下的“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群眾運動風起雲湧，藥專學生也紛紛罷課，走上街頭，遊行示威。學生運動的一些組織者經常在晚上到葛春霖家開會，商量對策，葛、段二人就把我地下黨的主張滲透給他們，要求他們注意鬥爭策略，並要他們注意自身安全。葛春霖、段超人夫婦的一係列活動引起了警方的注意，為防萬一，1947年春天，地下黨組織通知他們離開南京暫避。這樣，葛、段夫婦又轉移到了青島，葛春霖在青島中紡化工廠任總工程師，段超人在民革陳仰之辦的技術學校教書。然而，國民黨特務總是追蹤著葛氏夫婦，隻待抓到證據，就將他倆逮捕。在這種情況下，1948年春天，葛春霖在劉靜和等朋友們的幫助下，應邀赴美進修，到明尼蘇達大學化學係學習。
獻身我國輕工科技戰線的先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