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春霖在美國學習期間，正值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取得節節勝利的重要時期。當時，在明尼蘇達大學學習的中國留學生有一百多人，他們中大多數人對國民黨反動政權腐朽無能強烈不滿，但對我黨我軍政策、解放區情況及解放戰爭形勢不甚了解，又受國內敵對勢力宣傳的影響，因而對國內日益明朗的解放大局持觀望態度，甚至懷有恐懼心理。為了積極爭取這一部分中間力量，使之了解國內真相，逐步向黨靠攏，便成為擺在留美進步力量麵前的一項迫切的重要任務。經過多次醞釀和分析，葛春霖與塗光熾等人發起建立了“明社”這一不公開的學習小組的活動。剛成立時不過五六個人，一年後發展到二三十人。“明社”又同紐約、費城、芝加哥、匹茲堡等地的“建社”聯係，共同籌建了留美中國科學家協會，葛春霖是最初發起者和參與者之一。當時，年逾四旬的葛春霖是留學生中的長者，他經常為留學生組
織時事報告，宣傳國內革命形勢，在同學中有很高的威望。
葛春霖還到芝加哥的“建社”開講了幾次自然辯證法和國內人民民主革命形勢的講座，反映相當好，從而促成了留美中國科學家工作者協會，於1949年6月18日在匹茲堡正式成立。留美科協的宗旨是:“聯絡中國科學工作者致力於科學建國工作，促進科學技術的合理運用，爭取科學工作條件的改善及科學工作者生活的保障。總的目標是為爭取團結更多的留學生回國，為發展中國科學技術而努力。”這次會議通過了宣言《我們的信念和行動》。宣言號召：“我們認為中國人民的革命戰爭接近徹底的勝利，新中國的全麵建設即將全麵開始。因此，每個科學工作者都有了更迫切的使命和真正為人民服務的機會，這是我們千載難逢的良機，也是我們這一代科學工作者無可旁推的責任。我們應該努力加緊學習，提早回國，參加建設新中國的行列。”新中國成立後，留美科協中許多學有所成的一百五十多位專家，他們中有如張大煜、劉靜和、塗光熾等國內外著名的科學家，一次又一次地衝破美國政府的重重阻撓，回到新中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這都同葛春霖的辛勞工作是分不開的。
為了當好表率，葛春霖於1949年青島解放後就回到祖國，擔任青島化工廠廠長。1951年調到國家輕工業部後，曆任生產技術司副司長、科學研究院副院長等職，先後參與和組建了二十多個科研院所，主持並參與了製鹽、製酒、造紙、食品、環保等領域的多種科研項目，是教授級高級工程師，為我國的經濟建設和環保工作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葛春霖在輕工業部長期主管輕工業的科技發展工作，被譽為推進輕工科研事業的旗手。建國初期，輕工業部隻先後接收了上海工業實驗所和原重慶工業實驗所。這兩個研究單位都具有一定數量和較高質量的科學技術實力，是建國初期輕工業科學技術工作的重要基礎，但畢竟在專業的覆蓋麵和科技人員的數量等方麵，都遠遠不能適應新中國迅猛發展的輕工業生產建設的需要。葛春霖從工作一開始就十分重視科學技術人才，他除了極大地調動現有專家的工作積極性和創造性之外，還向全國廣招人才，先後聘請了許多輕工業科技工作的高級專家，大大增強了輕工業科技工作的實力。1956年，國務院在廣州召開第一屆全國科學會議，周恩來總理、陳毅副總理和聶榮臻副總理，以及廣東省委書記陶鑄等領導同誌都參加了這次會議。輕工業部由王新元部長，和生產技術司副司長葛春霖、技術室主任秦含章、工程師陳曉嵐和沈濟川等二十餘人組成的代表團參加了該會。在這次會議上，輕工業部與紡織工業部合在一起是個大組。國家科委領導在會上正式提出要重視輕紡工業的科學研究，以“農、輕、重，吃、穿、用”作為全國科研的重點，要求大家一齊動手，把這件大事辦好。會議要求編製《輕工業十二年長遠發展規劃》，這是個涉及各行各業的科技發展規劃，難度大，時伺緊，要求高,沒有廣博的科學知識是寫不出來的。會上集中了全國輕工業方麵大量的優秀科技專家，為製訂我國輕工業科學技術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負責製訂這個規劃總撰稿的就是葛春霖,他自始至終一手抓編寫，一手抓平衡，還要“彙總其成”，寫出具體措施，這是非常不容易的。由於他理論功底紮實，知識麵寬，又有寫作經驗，所以這個規劃搞得科學合理，切實可行，贏得與會同誌的高度評價。後來這個規劃被作為會議成果載入了共和國的史冊。其後隨著形勢的發展,在國家科委的領導下，葛春霖還具體主持了好多次輕工業科學技術工作長遠發展規劃的製訂工作，對輕工業科學技術工作的持續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指導作用。
葛春霖在領導和主持科研工作中，務實而又富於創新。1956年春天，葛春霖主持編寫新組建的幾個科學研究所的初步設計工作，在為“發酵工業科學研究所”選址時，他帶領有關人員，先後到北京陶然亭公園、東郊三裏屯等處現場察看，最後共同選定三裏屯地區為所址，報部裏審批。部裏每次組建新的科研院所，他總要到現場察看，多處比較，確定最佳方案報到部裏。由於他工作務實，考慮全麵周到，所以每次報部方案都能順利通過。他在工作中富有創新精神也給部裏同誌留下深刻的印象。1957年，那時國家木材緊張，因而紙張也比較緊張。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葛春霖在廣東時想到能否充分利用甘蔗渣來作為造紙原料，於是他組織有關甘蔗渣製漿的研究，親自指導用蔗渣漿造紙的生產試驗，取得了比較好的結果，後來很快在蔗糖產區推廣開來。再比如關於茅台酒的酒香問題，茅台酒是醬香型白酒，有一種掛杯香，經久不散。這種主體香味成分究竟是什麼物質？當時的解釋很多，爭論也多，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為了搞清這個謎，葛春霖支持發酵工業研究所把這個研究課題列為重點科研項目，運用新設備、新技術和新方法來研究茅台酒,終於搞清了這個問題，取得了新的科研成果。
葛春霖長期主管輕工業的科技發展工作。“文革”後期，他就開始關注輕工業的環境保護和環境管理工作。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經毛主席和周總理批準，我國花了幾十億元人民幣從國外引進三套大化纖，以解決我國人民的穿衣問題。1975年，上海金山、遼寧遼陽和四川長壽三套大型化纖引進工程正在加緊建設，葛春霖就組織人員對三套大化纖的三度排放及汙染治理情況進行了深人調查，並將結果上報輕工業部和有關領導部門，對解決汙染起到了事半功倍、防患未然的作用。1975年6月，在葛春霖的提議下，原輕工業部科學研究院設立了環保研究室，後又發展成環保研究所。葛春霖晚年離休後，仍辛勤耕耘，伏案著作。1981年，他出版了《輕工業的環境保護》一書，這是我國輕工業環保方麵的第一本著作，全書用大量的事實和數據，從十二個方麵對輕工業的環境保護工作作了全麵的論述，為輕工業“三廢”治理和環境保護工作發揮了積極的指導作用。
1994年10月30日，葛春霖在北京醫院逝世,終年八十七歲。葛春霖逝世後，他的夫人段超人滿懷深情地撰寫了一篇回憶文章《深切懷念我的戰友與丈夫》。全文三個部分:一、共同戰鬥與生活的六十多個春秋，二、春霖同誌的革命曆程，三、春霖同誌的工作與生活作風。文章對葛春霖的一生作了很高的評價，同時也為黨史和後人留下了十分珍貴的史料。
1947年段超人與葛春霖赴青島工作，段超人參加了民盟，任青島民盟副主任。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段超人曾任青島棉紡五廠人事科長，後調任青島市婦聯任宣傳部長、婦聯副主席。1958年，組織上照顧夫妻關係，調段超人到北京中國輕工業出版社工作，負責皮革工業科技書籍的編輯工作。1985年離休，曆時二十七年之久。在這期間，由她個人組稿、編輯出版的圖書達五十八種，參與看稿審閱的有十餘種，出書達七十多種，共計有上千萬字。但那些年代圖書出版上並不署上編輯和責任審批的姓名，所以在任何
一本書上都未署上段超人的名字。她一生奉獻，甘願作為一片綠葉笑扶紅花，是位地地道道的無名英雄。離休後的七十五歲的段超人又應邀參加了《大英百科全書》的審稿工作，直到眼疾發作，無法閱稿為止，始終孜孜不倦地為皮革工業科技書籍的出版事業辛勤耕耘。
2000年12月4日，段超人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歲。中國輕工業出版社在《段超人生平》的正式文告中，肯定了她光輝的一生，也肯定了她優秀卓越的工作成績。在她家鄉金壇市，原金壇市委宣傳部副部長、《金壇日報》總編沈成嵩同誌，懷著敬慕的心情撰寫了一篇紀實文學《北伐女戰士硯田耕耘人》，對她革命的一生作出了高度的評價。
(本文作者：金建陵路發今）
寫於2011年9月
本文參考資料：南京黨史資料《葛氏兩兄弟的生命足跡》，《金壇曆代名人》中沈成嵩的《北伐女戰士硯田耕耘人》，以及葛春霖、段超人的女兒葛蘇、葛文等人的回憶文章，現特在此向上述同誌表示衷心的感謝！
我國著名經濟學家周叔蓮
周叔蓮同誌是我國著名的經濟學家，與胡耀邦、李先念、穀牧等中央高層領導有過多次交往，是改革年代的“急先鋒”，他的名字與許多著名理論觀點緊密相聯……但在他的家鄉溧陽，知道周叔蓮和他業績的人並不多，有的人甚至因為“叔蓮”這個名字而誤認為他是個女同誌。因為其三弟周叔範(省溧中教師)與我是摯友，他曾多次將其兄的著作贈送給我，所以我知道些周叔蓮在經濟理論方麵的業績。為了更多地了解周叔蓮和他在經濟理論方麵的業績，去冬今春,我兩次到北京采訪了這位我國當代的著名經濟學家,從而使我對他有了比較全麵的了解。下麵我就分三個部分來介紹一下我們這位在外地工作有成就的溧陽人：第一部分講述他的生平簡曆，第二部分介紹他的三篇重要論文的形成過程，第三部分簡述他在經濟理論上的主要業績。
一、周叔蓮同誌的生平簡曆
周叔蓮，1929年7月出生在江蘇溧陽縣城一個店員的家庭裏，他有四個弟弟，一個妹妹，家境比較貧寒。周叔蓮從小熱愛讀書，學習成績很好。1942年，他與二弟周叔賢同時考上初中，但家裏的經濟狀況隻能供一個孩子念書,父親讓長子周叔蓮上了中學，而老二叔賢卻被迫轅學了。這件事情讓周叔蓮一生記憶深刻,他對弟弟作出的犧牲至今心存歉疚。當時,深感讀書機會來之不易的他，唯有努力讀書，以報答家庭的厚望。他讀小學、初中時正是抗戰時期，家鄉一度淪陷，他曾目睹日本侵略者的罪惡行徑。當他有機會接觸嶽飛、文天祥等民族英雄故事，還讀過冰心的《寄小讀者》和夏丐尊翻譯的《愛的教育》等讀物，這些對他以後的思想、成長有很大的影響。
1946年3月，勤奮好學的周叔蓮考上了南方名校蘇省立常州中學，該校當時是全國最好的中學之一，學校校風好，師資力量強，同學學習刻苦。在省常中，思想進步、嗜好讀書的周叔蓮在完成學習任務的同時，讀到了許多進步文學作品，如魯迅、巴金等人的作品，也看了許多社會學方麵的文章。當時的學人儲安平主辦的《觀察》上經常刊登有費孝通先生的社會學方麵的文章，周叔蓮看後覺得費先生談到的一些社會問題正是自己所關心的。為之周叔蓮說,我很佩服費孝通先生，很愛看他的文章，同時也對社會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省常中的數理化水平很高，但周叔蓮那時的誌向已轉為學習社會科學，在高中三年級時他便轉到了文科班。
1948年9月，周叔蓮考上上海同濟大學哲學係。他讀了郭沫若、艾思奇、翦伯讚、吳澤等人的著作，思想覺悟有了很大的提高。當時淮海戰役已經打響，他參加了學校的進步活動，據傳國民黨逮捕進步學生的黑名單上有他的名字。同時由於當時國統區貨幣崩潰，通貨膨脹，學校裏糧食不足，師生每天隻吃兩頓，而且吃飯時每桌放一隻臉盆，稀的多幹的少。由於這兩方麵原因，他就於年底辦了休學手續回到家鄉溧陽。
1949年2月，周叔蓮開始在溧陽城區第一小學做教師（即今市實驗小學）。4月，溧陽解放。8月，他被縣教育部門委任為該校生活輔導主任。9月，他被選為縣人民代表參加了溧陽縣第一屆人民代表會議。由於他思想進步，工作出色，1950年年初，縣教育部門委任年僅二十歲的他到社渚小學去擔任校長，但周叔蓮顧慮當了校長不能繼續上大學，便於1950年2月辭去了小學校長的職務。
1950年夏天，周叔蓮參加了全國高等學校考試，他以優異成績同時考上了北京大學哲學係和複旦大學經濟係。因為北京大學入學通知書遲到，所以周叔蓮上了複旦大學經濟係，放棄了到北大讀哲學的機會。周叔蓮能同時考上南北兩所全國名牌大學，可見當年的學習成績之好非同一般。他有著強烈的求知欲望，複旦大學圖書館有豐富的藏書，他在那裏如願以償地係統地學習了馬克思的經濟學等書。當時複旦大學經濟係的教師，有很多是西方留過學的，學的都是西方經濟學。漆琪生教過周叔蓮《資本論》。周叔蓮渴求知識，饑不擇食，什麼書都讀，什麼理論都學，他覺得西方經濟學理論與馬克思的經濟學理論同樣精彩。這為周叔蓮以後的經濟學理論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1953年，周叔蓮從複旦大學畢業後，被全國統一分配到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當時說起這個經濟研究所誰也不知道，包括見多識廣的蔣學模(我國著名經濟學家）。蔣學模先生說,過去國民黨中央研究院裏麵有一個社會科學調查室，後來改名為社會研究室，不知道是不是與這個機構的性質相同。周叔蓮從上海來到北京經濟研究所報到，這之前經濟研究所剛由中國科學院哲學部分出成立不久。當時經濟研究所隻有二十幾個人，所長是陶孟和，副所長巫寶三。地址在北京南池子大街上的一個兩進的四合院裏，經濟研究所裏隻有兩個組，裏院一個是經濟史組，外院另一個是現代經濟組。周叔蓮就被分到了經濟史組。周叔蓮說,我是學習馬克思經濟學的，對國外的經濟學史不太熟悉。所裏就安排他到北京大學經濟係聽課，所以周叔蓮又到北大學習了一段時間，就研究起經濟史來了。
1954年,狄超白（溧陽人，著有《經濟學講話》等書）任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代所長。狄超白來了以後，他說年輕人要注意研究現實問題,就把周叔蓮從經濟史組調到了現代經濟組。這樣，周叔蓮就搞起了畜牧業調查、手工業調查和水土保持的考察等工作。周叔蓮曾到山西考察過一年。他說，那時叫我們去實踐，不能光是寫文章。1956年起,周叔蓮開始研究農業經濟問題，寫了一些有關農業的地位和作用、農業擴大再生產、級差地租等方麵的論文。這使他接觸了許多生產實際，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理論聯係實際不足的缺陷。
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經濟研究所代所長狄超白被打成“右派”，受到了錯誤的處分，並被開除了黨籍。孫冶方是1958年到經濟研究所任代所長的。張卓元是1954年來經濟所，1955年吳敬璉來所，後來又從蘇聯回來幾個副博士，這時的經濟所就有幾十個人了。周叔蓮主要研究政治經濟學和中國農業經濟問題，曾參與孫冶方主持的社會主義經濟論的研究工作。這段工作使他收獲很大，事後他說,孫冶方和他領導的研究集體對我的為人和做學問都有很大影響，使我懂得了應該老老實實地做人，搞科學研究工作不應該從概念出發，而應該從實際出發，不唯上，不唯書，應該有為科學而獻身的精神。
1964年，經濟研究所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周叔蓮和吳敬璉等年輕人響應黨的號召，積極地參加了“四清”運動。批倒了孫冶方以後，接著爆發了“文化大革命”。周叔蓮對這段可笑的曆史總結說，當時我們也積極地參加了革命，以革命的名義，今天批這個，明天批那個，最後我們自己也挨了批，變成了“修正主義黑苗子”，然後被集體趕到五七幹校進行勞動改造。從1969年到1972年這三年間，盡管經濟研究工作被迫中斷了，但周叔蓮在幹校勞動之餘，仍抓緊時機借讀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等書籍。後來回到北京，他又到北京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和經濟研究所圖書館，借閱了西方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史的著作。這些理論學習彌補了他原先知識的不足，對以後的工作很有幫助。
從1974年到1979年，周叔蓮被借調到國家基本建設委員會經濟政策研究室，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穀牧要周叔蓮等幾位經濟學家研究中國工業現代化、固定資產投資管理和經濟效益等問題。而那時周叔蓮所在的經濟研究所還在搞“清隊”（即所謂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不能搞研究。周叔蓮在這個研究室恢複了研究工作，能全麵地了解國內外的經濟情況和國內經濟中存在的問題，能看到在經濟研究所接觸不到的世界經濟、科技方麵的資料。周叔蓮等一批專家和國家建委同誌，還到全國各地的一些工廠和建設基地進行了大量的調查研究。通過這段工作，他對我國國民經濟運行的情況和經濟管理中存在的問題有了更多的了解，也更深切地體會到“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幫”造成的嚴重危害。粉碎“四人幫”後，有了接觸實際工作的曆練，飽讀經濟理論的周叔蓮積極投身於經濟界的撥亂反正
工作，發表了許多有見地、有時代特色的理論文章，其中有些論文產生了很大的社會影響，也逐步奠定了他在我國經濟理論界的權威地位。
二、《科學、技術、生產力》等三篇重要論文的形成過程
“四人幫”垮台後，周叔蓮當時是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研究員，較早地積極投身於經濟理論界的撥亂反正工作，連續寫出了《科學、技術、生產力》、《論社會主義工資及其具體形式》、《把輕工業放在優先發展的地位》等一係列重要論文，敢於接觸實際，對“四人幫”的反動謬論進行有理有據有說服力的批駁，在我國經濟理論界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為黨中央、國務院高層領導進行政治決策提供了理論依據，堪稱是改革、開放時代的“急先鋒”。下麵我就圍繞這三篇理論文章的形成和發表講三個小故事。
(1)《科學、技術、生產力》
1977年春天，我國學術界還是一片春寒料峭，經濟學人們由於狄超白、孫冶方等人的被批、被整,都還驚悸未定、噤若寒蟬。但周叔蓮有膽有識，敢說敢做，撰文《科學、技術、生產力》，在1977年5月30日的《光明日報》上發表,在全國首先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觀點。這篇文章發表後在全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去年年底的一天上午，陽光透過窗戶照射在周家書房裏，暖和、溫馨，周叔蓮坐在沙發上，操著帶有濃重溧陽口音的普通話，對著同坐在沙發上的作者說起了這篇文章產生的曆史背景和所發生的故事：1975年夏秋之際，中國科學院寫了一個關於科技工作的《彙報提綱》,提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科技要走在前麵，推動生產向前發展”等科學觀點。“四人幫”為了破壞四個現代化，攻擊《彙報提綱》是大毒草，說馬克思沒有說過科學技術是生產力。“四人幫”的“理論”在當時有相當的迷惑力。我認真地研究了科學技術發展的曆史及其對生產的影響，並鑽研了馬克思的有關論述，寫成《科學、技術、生產力》一文,發表在1977年5月30日的《光明日報》上。文章論證了馬克思早就說過科學技術是生產力，而且這個觀點是完全符合客觀情況的。文章說:“最新的現代化技術，如電子技術、自動化技術、原子能技術、計算機技術、空間技術、有機合成技術等等，無一不是自覺運用科學研究成果的產物。”“離開了現代科學技術，現代化的工農業生產是無法想象的。”《彙報提綱》提出“科研要走在前麵，推動生產向前發展，”也是完全正確的。這篇文章寫成後寄給了《光明日報》編輯部,編輯認為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但在有些觀點上又把握不住，不敢貿然發表。所以在發表之前，就把這篇文章的校樣送給時任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胡耀邦審閱。胡耀邦對此稿非常重視，他利用“五一”節的假日時間，對原稿進行了反複認真的修改。然後，簽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日期。這篇經過耀邦同誌精心修改的文章，在1977年5月30日《光明日報》理論版頭條發表。此文發表後，胡耀邦給我寫了一封長信，對我的文章和報社同誌都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說到這裏，周叔蓮從辦公桌抽屜裏找出胡耀邦信件的複印件遞給了我。我一看，信共有三頁，是用鉛筆寫的。信中寫道：“經過你鑽研過的這篇論文，在《光明曰報》同誌的支持下，終於同廣大讀者見麵了。我敢斷定：這至少是幾百萬人——包括我們黨的許多領導幹部、經濟工作者、理論工作者、廣大的科學技術工作者，要看，要傳播。這麼多人從這篇文章中打開了眼界，明辨了是非，汲取了力量，從而能更好地為我們的偉大事業而奮鬥。這該是感到足以對得起黨和人民的一件好事情”；“要徹底清除‘四人幫’這幫騙子、流氓、惡棍這些年來散布的大量毒素，提高人們包括我們自己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水平，還要我們做極大的努力。在這個重大問題上，你還有更多的打算嗎？還有更大的勇氣嗎？???…”
周叔蓮同誌很謙虛，關於《科學、技術、生產力》這篇文章沒有再說什麼，但我知道，這篇論文在1984年獲得了孫冶方經濟科學論文獎。粉碎“四人幫”不久，首先提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個科學觀點，是對我國經濟理論界做出的一大貢獻，恢複全國高考和全國科技大會的召開都與倡導“科學技術是生產力”有關，限於篇幅，我就不多細說了。
(2)《論社會主義工資及其具體形式》
敘說了《科學、技術、生產力》一文發生的故事之後，周叔蓮接著為作者講述了《論社會主義工資及其具體形式》一文的形成過程：我國經濟界撥亂反正的重要標誌是於光遠組織的全國按勞分配會，光1977年就開了三次，之所以由此破題，是因為它是當時最尖銳的經濟政策問題，也是妨礙職工勞動積極性的明顯因素。就在1975年冬天發表的“毛主席最新指示”裏，還有等價交換、按勞分配都是“資產階級法權”的提法。在第一次全國按勞分配會上，我和吳敬璉、汪海波三人準備了兩篇論文，一篇是批“四人幫”在按勞分配上的“左”,還有一篇是從正麵論述應該恢複獎金製度。我借調在國家基建委工作時參加過工人工資獎金的調查，連裝水泥的紙袋子，本來回收時可以付給工人五分錢，但由於“四人幫”左的思想影響，卻被人專門用刀劃破掉，不讓它作為回收品，類似的例子很多，這些都嚴重地影響了工人的勞動積極性。於是我在1977年7月起草了一篇題為《論社會主義工資及其具體形式》一文，經過吳敬璉修改後，我和吳敬璉、汪海波三人討論，然後聯合署名。這是一篇兩萬多字的長文章，先被印成16開本的小冊子。因為有過上一次和胡耀邦的交往，1977年10月7日，我又把這篇文章通過國家基本建設委員會遞給胡耀邦。10月18日，我收到了胡耀邦的回信，稿件第一頁上是用紅鉛筆寫的字：“粗略地翻了一遍，你們敢於接觸實際問題，敢於發表自己的意見，我感到很好。內容從總的方麵說我也是讚同的,個別地方有點小意見，請酌。退周叔蓮同誌。”再往下看，他在文稿的十多個地方用紅鉛筆劃了道道，在一旁寫上了按語。比如：在第二部分講計件工資處，他寫道：“全文四大標題很好，是供讀者去討論的口氣,但文中有些論斷和所引用的材料沒有完全注意到這種口氣，建議有些地方壓縮一些，留有餘地。”在第三部分，肯定獎勵製處：“聽說今年7月大慶勞動局長在全國勞動工資會議上有篇發言,不讚成獎勵製，理由也很多，並且很堅決。請你們注意研究，使你們的文章說服力更強。”文中我們引用了一篇調查報告，是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的《鞍鋼工資形式曆史資料》。在這裏，胡耀邦寫道：“調查報告說好處有些條，帽子很大，分析不夠，使人感到說服力不強……”說完耀邦同誌對此稿的修改情況，周叔蓮抬頭看著窗外，遙望藍天，若有所思……我看得出來，他是在深情地懷念著胡耀邦同誌。隔了一會，隻見他嘴裏喃喃地讚歎說，“四人幫”組織的文章和觀點混亂而牽強，沒有邏輯，但是，對我們的批評文章，胡耀邦一再強調要有說服力，要實事求是，要以理服人，耀邦同誌嚴謹的工作作風真是我們的好榜樣啊！我聽了讚同地說，耀邦同誌作風民主，工作踏實，為政清廉，因此，他在全國人民心目中有很高的威望！周叔蓮點點頭、接著說道，我們三人很重視胡耀邦同誌的修改意見，對文章又做了修改後，在當年10月底召開的第三次按勞分配會上，由吳敬璉作為代表發言。而全文則分成兩次發表在1977年12月5日和12日的《光明日報》上。這成為粉碎“四人幫”後為工資和獎金恢複名譽的第一篇重頭文章,黨中央、國務院對理論界討論的職工工資問題和“按勞分配”的原則問題，非常重視，采取了一係列的整頓改善措施。接下來，全國開始實行按勞分配,有了計件工資，有了獎金，中國迎來了勞動者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的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