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你寫信告訴我的嗎？陳真真死得可惜。他那樣不顧性命地努力工作，我早知道他的肺病會把他帶走的。但是想不到他會被汽車壓死！”高誌元臉上的笑容立刻消失了。他歎息地接連說了兩句：“我來得太遲了，太遲了！”
“是的，我們做事從來是太遲的。李劍虹他們總覺得我們有很多的時間，”吳仁民憤激地說。“隻恨我沒有方法使他們那班人的眼睛大大地睜開。”
“這不能怪劍虹，他們並沒有錯。如水寫信來說，你愛跟劍虹鬧意見，是嗎？”高誌元好像抱著超然的態度來說公道話似的。
“那麼你就相信？”吳仁民突然問道，他的臉色立刻變了，別人不知道他這時候心裏究竟在想些什麼。他坐在沙發上，從衣袋裏摸出了煙盒，取了一根紙煙點燃來抽著。
“我也不能完全相信。但是你的性情我是很明白的。你好像是一座火山，從前沒有爆發，所以表麵上似乎很平靜。現在要爆發了。你會噴火噴到每個人的身上。劍虹是一個上了年紀的人，自然要冷靜些。但是在革命運動中冷靜的人也是很需要的，”高誌元平靜地說。他把兩隻手插在白羽紗的西裝褲袋裏，在房裏慢慢地踱著。
吳仁民不答話，隻是狂抽紙煙。煙霧遮住了他的臉。抽完一支他又開始抽第二支。
“看你抽煙，我就想起了我的酒。我的酒量恐怕可以和你的煙癮比一比，”高誌元微笑地說。
“好，我們就去喝酒罷！”吳仁民突然站起來把沒有燃完的紙煙頭擲進痰盂裏去。他用手拍去了身上的煙灰預備出去。
“還早呢！現在天還沒有黑，我想先去看劍虹，”高誌元提議道。
“現在到酒館去罷。早一點更好，我們可以多談一些話。你這幾年來一定有許多話可以對我說的，我也有不少的話要告訴你，”吳仁民下了決心地說。
高誌元表示了同意。兩個人便鎖了門走出去。
他們選了附近一家天津館，走上樓去，揀了一個幹淨的桌位，兩個人對麵坐了。吳仁民向夥計要了幾樣菜，又要了兩斤花雕。
時候還早，窄小的樓上並沒有幾個客人，還有兩三張桌子空著。兩人喝著茶等候菜端上桌子。
夥計把酒燙好送來，吳仁民又叫了三碟冷菜。他們便對酌起來，一麵喝酒，一麵談話。
“我想不到現在又會在這裏吃酒，”高誌元喝完一杯，感慨似地說。“我回去的時候本來打算至多住一年就出來，誰知會耽擱了這許久。我帶了幾十本英文書回去，但是回到家裏並沒有機會讀它們。在我們省裏我不能夠做什麼事情。那裏太黑暗了，隻要多說幾句不中聽的話，就有被殺頭的資格。你簡直想象不到那裏的黑暗。”
“為什麼這裏的報紙不登這一類消息？我們從報紙上簡直看不到一點你們省裏的消息！”吳仁民直率地問。
“那黑暗，那專製，你怎麼能夠知道？”高誌元正舉起酒杯喝酒，突然把酒杯放回到桌子上。“你怎麼能夠說話呢？他們差不多把你的舌頭割去了一半。我們連說話的自由也沒有了。青年學生隻要看了兩三本社會科學的書，或者說幾句對時局不滿的憤激話，就會被校長檢舉，有時候甚至於拉出去殺頭，罪名是通匪。你想什麼人還敢說話？現在我們那裏的青年學生沒有別的事可做，隻有講戀愛，讀愛情小說。你要和他們談思想，結果不但會送掉你的命，也會送掉他們的頭。你想，我怎麼能夠安靜地住在那裏？我怎麼能夠做事？我這幾年的光陰是完全浪費掉的。”
“我還不是和你一樣？我們這裏固然比你那裏稍微自由一點，但是我也沒有做出事情來，以前是因為有瑤珠，現在是因為別人說我愛鬧意見。是的，我永遠是孤獨的，熱情的。我永遠是鹵莽，蠢動，說大話做小事，像羅亭一樣：他們這樣批評我。我在大學教書總不免要和校長或同事發生爭執被強迫離開。在兩三年中間我換了三個大學教書，結果都是一樣。我看不慣那班人的卑劣行為！什麼教育，什麼宣傳，在那裏一點也說不上。老實說，是在陪資產階級的子弟開開心，自己騙騙飯吃。或者給一些小姐添點妝奩，好去嫁給闊人。所以我後來發誓不去教書了。我說要到工會裏麵去做點工作。但是工會裏又有人猜忌我，他們說我的個性太強，不能夠做事。隻有蔡維新跟我比較接近，但是他也不大了解我，他也說我性子暴躁，主張激烈。還有在我們自己的圈子裏，同誌們也不相信我，他們大半都是跟李劍虹一鼻孔出氣。是的，我自己也覺得有點像羅亭，永遠不能夠跟人妥協，永遠不能夠認識人。我同一切的人做朋友，我相信他們可以了解我，但結果仍然是這樣。我恨不得把這個世界一拳打碎！”他說到這裏便舉起酒杯，喝了一個滿杯，放下杯來，忽然把拳頭往桌麵上一擊。夥計跑過來問他要什麼。他圓睜著眼睛把夥計望了一下，用粗暴的聲音說：“再拿一斤酒來。”
高誌元微笑地在旁邊望著，並不阻止他，卻放下筷子，把身子向後麵一仰，靠在椅背上，一麵說：“羅亭到底是一個好人，他終於為他的信仰犧牲了性命。他並不是一個說大話做小事的人。不過平心而論你的計劃確實太多了。我相信你的箱子裏一定還有不少沒有實現過的計劃書。”
“是的，我為所有的人都草了計劃書，我相信都是可以實行的。但是人們都拋棄了它，說我空想，說我不懂得社會情形。我的精力總是白費。”
“這有什麼理由值得灰心呢？你根本就不曾幹過什麼大的事情。說到文字宣傳，你不曾譯過一部大書。說到實際活動，你又不曾在社會上占勢力。單憑著自己的一點熱情盲目地幹去又有什麼好處？我勸你還是好好地振作起來，先翻譯幾套整部的全集再說。印費自然不會成問題。文字宣傳也是很要緊的。但是像現在這樣出幾期刊物印幾本小冊子是不夠的，要做就應該認真做。”
“呸！”吳仁民生氣地罵起來。“我以為跟你分別了幾年你總應該有一點進步，誰知道你還是和從前一樣！翻譯全集正是李劍虹那般人想幹的事情，他們正在著手做。你去找他們罷。至於我，我不想幹那種幹燥無味消磨生命的事情。我以為出十部、百部全集也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事，中國依然不會因此得救。還是陳真說得好：‘隻有行為才能夠創造出力量。’至於書本呢，那隻是消磨生命的東西。”
“你這話我不承認，我倒相信思想能夠創造行動。可怕的是自己沒有堅決的思想。現在還沒有脫離宣傳的時期，我們不能不多做宣傳工作，”高誌遠充滿信心地說。“你想象不到我在故鄉的生活，在那裏連宣傳的機會也沒有。我在一個中學裏教過書，但是不到半年我就走了。因為在那裏我不能夠說一句自己想說的話。我好像是一架留聲機，隻能夠照唱片唱。而且就是這樣也還免不掉有跟別人爭飯碗的嫌疑。”
吳仁民不說話，隻顧喝酒。高誌元又說下去：“後來我又到一個軍官學校去。這是一個軍隊裏附設的。我有一個親戚在那裏，他約我去。我到了那裏，他要我當教員。我起初不答應。他苦苦勸我，我便答應下來。他要我教政治。我說我根本不懂政治。他沒有辦法，就請我隨便開一門功課，我編了一部社會運動史的講義，可是還沒有講到一半，我那個親戚就請我走路。我了解他，因為我再要教下去，連他的頭也保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