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章
“無為之治”的四原則、四標準
【原文】
以正①治邦，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也哉?
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而邦家滋昏，人多智巧而奇物滋起，法物滋彰而盜賊多有。
是以聖人之言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②而民自樸。
【注釋】
①正：端正、公平。
②無欲：勘校本作“欲不欲”，帛書甲本缺，乙本作“欲不欲”，王弼本作“無欲”。以為從王弼本妥。
【譯文】
以清靜無為之道治國，以出奇詭秘的計謀用兵，用無為的政治統治天下。我根據什麼知道是這樣的呢?根據下麵這些：
天下的禁忌越多，人民就越貧窮；民間武器越多，國家就越混亂；人民的技巧智慧越多，邪惡的事情就層出不窮；法令越嚴明，盜賊反而越多。
所以有“道”的聖人說：“我無為，人民就能自我化育；我好靜、人民就能自然端正；我不挑擾人民，人民就能自然富裕；我不貪婪，人民就能自然樸實。”
【評析】
先說“以奇用兵”。《道德經》不是兵書，但其中不排除有關於軍事方麵的內容，這是我們在前麵章節裏已經說到的問題。例如本章講“以奇用兵”，實際上講的是軍事問題。在老子的觀念中，用兵是一種詭秘、奇詐的行為，因而在用兵時就要注意想奇法、設奇計、出奇謀，隻有這樣才能做到出奇製勝。這表明，老子的用兵之計與治國安邦有截然的區別，即用兵要奇，治國要正。“以奇用兵”實際就是要變化莫測、神出鬼沒。戰爭是一種不正常的現象，是國家政治無法正常運軌時不得已而采取的下策。老子反對戰爭，但戰爭卻不可避免。因此，老子在《道德經》裏就不能不提出自己的見解。這個“以奇用兵”之計，不是為昏君、暴君出謀劃策，而是為弱者、為正義之師設想的。
再說第二層意思。老子說“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這是老子對國計民生的具體思考。胡寄窗寫道：“老子把工藝技巧認定為社會禍亂的原因，他們要求廢除工藝技巧，甚至認為盜賊之產生也是由於工藝技巧的關係”，“可見他們對工藝技巧的深惡痛絕。堅決反對工藝技巧是道家經濟思想的特點。初期儒家並不根本反對工藝之事，隻不讚成儒者從事工藝，甚至有時還承認工藝的重要作用。墨家之推重工藝自不必說。戰國後期的儒法各學派，雖鄙視工藝，但尚肯定工藝之社會作用。隻有道家才錯誤地把工藝看作是社會禍亂的根源。”“老子反對工藝技巧的這一觀點，非常奇特，與戰國各學派以及戰國以後各封建時期的思想都迥然不同。
這一觀點本身不僅是消極落後，而且是反動的。”這種分析雖有其道理，但我們感到還有一些問題需要再作分辨。老子重視“無為”，重視“質樸”，重視“勤儉”，他反對工商的觀點有其指導思想的原因，也有其他方麵的原因。客觀地講，老子並不是籠統地、絕對地反對工商，他主要反對的是統治者借工商積斂財貨，過奢侈豪華、醉生夢死的荒淫生活，並不反對老百姓求富，因為在本章中，老子說“我無事，而民自富”。這是很重要的一個證據。籠統地講老子反對工商業的發展，恐怕還要再找一些論據。
【解讀】
哲學家以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並經過不斷學習，最後功成身遂通達世出世間法，闡述出了哲學文化，形成了一套實用主義的價值體係。然後以權效國者們將其學習將其參考來作為一些治國的理念。忠效國家，忠效人民，是以權效國者的根本。一個人從庶民過渡為一個以權效國者，那必然是以權效國。要創造實用主義的價值奉獻於國家，奉獻於人民，奉獻於社會。最偉大的以權效者是為人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一個人從庶民過渡為以權效國者一定是以權效國的，如果不是以此作為，那就完全是一個從刁民投機到國權中的奸賊。這些敗類不會為人民大眾服務，隻會為自己的升官發財著想。受損的是國權，得利的卻是這些奸賊。如此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
忠效國家忠效人民的以權效國者把握國家大權，守持正道，引領國家引領民族有著正確的走向。這些以權效國者們有共同的信仰，他們為了信仰生，為了信仰活，為了信仰死。這些以權效國者在一起就是人民的政黨，其政權當然也是人民的政權。因為有著至高無上的信仰，所以絕不容許有投機分子混入政權來蠶食國家的政治命脈。若被那些烏合之眾掌握了大權，那政權就會不斷腐敗，最終而腐朽絕頂。然後就又是一次巨大的曆史變革，改朝換代的悲劇就又再重演，成千上萬的人就會無辜死去。當權者創造法律將其公布，然後用來維護社會的秩序。法律的義務是先衛國，再衛民，最後衛黨。若順序相反，那就會國法刻薄，天下皆罪民，人民幹什麼那都是犯罪。國法豈能盡以當權者的利益為核心？隻有昏庸的國君，無道的政權才會如此作為。社會是要有講究的，但也不能窮講究。該講究的不講究，不該講究的窮講究，這就限製了社會的進步，限製了國民素質的提升，限製了國民經濟的發展。所以正確的治國之道是非常重要的，這關係著國家的走向，關係著人民的安危，甚至關係著人類的命運。
【故事】
天下第一諫臣魏征
魏徵的父親魏長賢精通文史，博學多才，曾做過北齊著作郎，後因直諫朝政，貶為上黨屯縣令。父親正直倔強的品質，對青少年時代的魏徵產生了很好的影響。
然而由於父親去世較早，家業也因此衰落。窮困的生活，並沒有磨滅魏徵的意誌，他性格堅強，胸懷大誌，喜好讀書，多所涉覽，尤注意於曆代興衰得失之道，這為以後他的從政、治史打下了厚實的基礎。
魏徵備經喪亂，仕途坎坷，閱曆豐富，他對社會問題有著敏銳的洞察力，而且為人耿直不阿，遇事無所屈撓，深為精勤於治的唐太宗所器重。
唐太宗屢次引魏徵進入臥室，請教執政得失，魏徵也喜逢知己之主，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對於朝政得失，頻頻上諫。
魏徵的諫諍涉及麵很廣，除了軍國大事外，還對唐太宗其他一些不合義理的做法提出善意的批評。很多時候，盡管唐太宗對魏徵的尖銳批評一時難以接受，但他畢竟認識到魏徵是忠心奉國，有利於國家長治久安。
魏徵鑒於隋末人口流亡、經濟凋敝、百廢待興的事實，力勸唐太宗偃戈興文，實行有利於國計民生的休養生息政策。
唐太宗即位之初，曾與群臣談及教化百姓之事。唐太宗認為，大亂之後，恐怕難以教化。魏徵則認為，長久安定的人民容易自滿，自滿就難以教化；經曆亂世的人民容易愁苦，而愁苦就有利於教化。這就像饑餓的人渴望食物，焦渴的人渴望飲水一樣。
唐太宗采納了魏徵的建議，製定了經國治世的基本國策，對於“貞觀之治”有著深遠的影響。
魏徵還提出了以靜為本的施政方針。
他認為，隋朝雖然府庫充實，兵戈強盛，但由於屢動甲兵，徭役繁重，雖然富強，最後失敗，其原因就是因為“動”。現在唐朝初定，在大亂之後，人心思治，所以當以安靜為本。他以靜為本的思想，主張社會有個安定的環境，與民休養生息，以恢複和發展社會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