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們需要注意的是，揚州區域文化特色的形成，除了與徽派的傳播有關外，還有一個源頭，就是揚州本地人士的淵源。焦循在回顧本地區經學研究曆史時，就提到了這一點，他說：
吾郡自漢以來，鮮以治經顯者。國朝康熙、雍正間，泰州陳厚耀泗源，天文曆算，奪席宣城（梅文鼎）；寶應王懋竑予中，以經學醇儒為天下重。於是，詞章浮縟之風，漸化於實。乾隆六十年間，古學日起，高郵王黃門念孫、賈文學稻孫、李進士惇，實倡其始；寶應劉教諭台拱、江都汪明經中、興化任禦史大椿、顧進士九苞，起而應之，相繼而起者，未有已也。
焦循：《雕菰集》卷二一《李孝臣先生傳》，叢書集成初編本。
他把以研究漢儒之說為中心的考據學興起與專研宋儒程朱的王懋竑直接聯係起來，是大有深意的。
近人張舜徽對於揚州學者的研究，首起第一人就是王懋竑。王懋竑，字予中，少師從其叔父王式丹（康熙四十二年狀元），精研朱子之學。康熙五十七年(1718)中進士，年已51歲，為安慶府教授，不久丁憂去官。服闋就職後，又老病乞歸，鄉居16年而卒。晚年致力於朱子年譜的修訂，“積廿餘年，四易稿而後定。
王氏信奉程朱理學，但偏重持身躬嚴，踐履篤實，並不講理學空疏之說。他治朱子之學，嚴加考訂，對於流傳下來的朱熹《易本義》卷首九圖，仔細辨偽，首次指出此荒誕不經之九圖乃後人依附所加，而一掃清初萬斯同、胡渭等人對朱熹的指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他對朱子的研究，“一字一句，皆沈潛以求其始末，幾微得失，無不周知，故其言平允如是。
他治學之精神，實與考據學暗合，《清史稿》評以“實事求是”。王懋竑同時又有朱澤沄，兩人同為寶應人氏，既是好友，又是兒女姻親。
王、朱對於宋儒之學的信奉和小學的重視，也被一部分揚州後人如劉台拱、朱彬等人所傳承。
從揚州文化發展過程看，揚州在乾隆中期後能形成自己的區域文化，自與徽派有關，但是我們也要考慮其鄉先賢的貢獻。
清朝至民國初期，基本上無人對揚州地區獨特的考據學特點加以分析。從學術史角度對揚州考據學進行總結的，張舜徽是第一人。在20世紀40年代，他就提出：
考論清代學術，以為吳學最專，徽學最精，揚州之學最通。無吳、皖之專精，則清學不能盛；無揚州之通學，則清學不能大。然吳學專宗漢師遺說，屏棄其他不足數，其失也固。徽學實事求是，視夫固泥者有間矣，而但致詳名物度數，不及稱舉大義，其失也褊。揚州諸儒，承二派以起，始由專精彙為通學，中正無弊，最為近之。夫為專精之學易，為通學則難，非特博約異趣，亦以識有淺深弘纖不同故也。鄭康成之所以卓絕在此耳。清儒專門治經，自惠、戴開其先，天下景從而響和者，無慮皆能盡精微而不克自致於廣大。至於乾隆之季，其隘已甚，惟揚州諸儒起而恢廓之，則終清之世，士子疲老盡氣以從事者，雜猥而已耳，破碎而已耳。末流之弊，不知所屆，庸詎止於不能昌明經訓已乎？吾之所以欲表章揚州之學，意在斯也。
張舜徽用“能見其大，能觀其通”八個字概括揚州士人治學的規模、次第和方法。張舜徽認為揚州學者的治學態度包括以下幾個方麵：（一）對待學術，采取“求同取異”的態度；（二）運用變化、發展的觀點分析事物；（三）推廣了求知的領域；（四）突破了傳注的重圍；（五）不從事聲氣標榜；（六）肯承認自己短處。
曹聚仁寫有六篇關於揚州學派的文章，大量引用了張舜徽的觀點。
後來者的研究也大多從張舜徽的研究框架下展開論述，隻是做得更為細致，普遍以論述曆史人物個案為主，很少從宏觀上把握揚州地區，而張舜徽所論述的揚州學者，僅有王懋竑、朱澤沄、劉台拱、朱彬、劉寶樹、劉寶楠、劉恭冕、成蓉鏡、劉嶽雲、王念孫、王引之、任大椿、汪中、汪喜孫、江藩、焦循、焦廷琥、黃承吉、阮元、劉文淇、劉毓崧、劉壽曾、劉師培等23人，並沒有囊括全部揚州學派成員。張舜徽等人所研究的揚州士人，類似於正史傳記中的“儒林”，而“儒林”僅僅是我們所認定的文化領域中的一個方麵，如果從整體的文化領域考慮，那麼嘉道之際揚州的文化特色是不是就以考據學派為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