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我們從各種傳記總集裏選擇出來的揚州士人，從朱澤沄開始排列，到清末共有54人，他們是：朱澤沄、王懋竑、李、高翔、鄭燮、江昱、賈田祖、程晉芳、羅聘、李惇、任大椿、顧九苞、宋綿初、汪中、王念孫、張宗泰、劉台拱、江德量、朱彬、秦恩複、鍾懷、江藩、顧鳳毛、焦循、阮元、汪光爔、王引之、徐複、宋保，李鍾泗、黃承吉、淩曙、陳逢衡、易之瀚、羅士琳、焦廷琥、汪喜孫、方申、薛傳均、劉文淇、劉寶楠、田寶臣、梅植之、吳熙載、薛壽、劉熙載、梅毓、成孺、劉毓崧、劉恭冕、劉壽曾、劉嶽雲、李詳、劉師培。
這54人中，除了李、高翔、鄭燮、羅聘、吳熙載以繪畫、書法，李詳以文學聞名於世外，朱澤沄、王懋竑為揚州學派的先驅；程晉芳多漂泊，後居住京城，與戴震、翁方綱等交往，與揚州聯係不是很大；江藩從學於惠棟學生餘蕭客、江聲，恪守吳派家法，不算入揚州學派之列。餘下的44人可以說都是揚州學派的成員，揚州樸學之盛，實讓人驚奇。以揚州學派作為揚州地區文化發展代名詞，實不為過。
我們根據師承、血緣、年輩，大體上把44人劃分成6代，試圖確定揚州學派內部關係，由此分析揚州地區文化特點。
第1代：賈田祖、李惇、任大椿、顧九苞、宋綿初、汪中、王念孫、張宗泰、劉台拱、江德量、朱彬、秦恩複。
第2代：鍾懷、顧鳳毛、焦循、阮元、汪光爔、王引之、徐複、宋保，李鍾泗、黃承吉。
第3代：淩曙、陳逢衡、易之瀚、羅士琳、焦廷琥、汪喜孫、方申、薛傳均、劉文淇、劉寶楠、田寶臣、梅植之。
第4代：薛壽、劉熙載、梅毓、成孺、劉毓崧、劉恭冕。
第5代：劉壽曾、劉嶽雲。
第6代：劉師培。
由於本節論述的是嘉道時期揚州文化特點，研究對象大體是揚州學派第2代、第3代中人，但是由於學術發展的延續性，我們先從第1代人開始描述。
第1代共有12人，其中賈田祖年歲最大，他研究諸典籍，喜左氏《春秋》，並善為詩，一生寫了三千多篇。“與同裏李惇、王念孫友，三人皆善飲，酒酣，君輒鉤析經疑，間以歌詩。”汪中：《述學》外編卷一《大清故高郵州學生賈君之銘（並序）》，四部叢刊初編本。
李惇、王念孫分別同賈田祖相差20、30歲，但這並未妨礙他們成平輩之交。賈田祖致力於漢學，然並無多少成就，江藩則是遍識揚州學人，也未見其人其書。相比賈田祖，李惇結交友人更多，與王念孫、汪中、劉台拱、顧九苞、任大椿諸人，力倡漢學，群經多有涉獵，所著《群經識小》八卷，考諸經古義二百二十餘事，被阮元選入《皇清經解》。事見阮元《研經室集》續集卷二《高郵孝臣李君傳》，四部叢刊初編本。
汪中所撰的李惇墓誌銘，實際上也談到了揚州學派初期形成的過程，他說：
時古學大興，元和惠氏、休寧戴氏，鹹為學者所宗。自江以北，則王念孫為之唱，而君和之，中及劉台拱繼之。並才力所及，各成其成。汪中：《述學》外編卷一《大淸故候選知縣李君之銘（並序）》。
同時期之人，宋綿初由拔貢選為教職，中年後無意功名，主要研究《詩經》中的《韓詩》學派。《詩經》今文經分為魯、齊、韓三家，自從東漢古文經《毛詩》興起，鄭玄依《毛詩》做箋，《詩》今文經漸廢，在清朝漢學運動之際，才被重新認識，宋綿初是較早研究《韓詩》之人，其研究被後人稱為深得西漢今文家法。
張宗泰與宋綿初同為拔貢，同為教職，學術偏重於史學，對《左傳》、《竹書紀年》、《新唐書》、《舊唐書》多有編撰。
江德量生於世家，其父恂，好金石文字，伯父昱，通聲音訓詁之學，德量少承家學，勵誌於經，與汪中友，互相切磋，學問日長，精於小學和金石學。
秦恩複，乾隆五十二年（1787）進士，入翰林院為編修，身有疾病而家居，藏書極豐，嚐刊行唐盧重元注《列子》、梁陶弘景注《鬼穀子》、晉李軌注《揚子法言》、唐趙元一《奉天錄》、宋劉球《隸韻》，均海內孤本，以目錄校勘學聞名。事見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卷三五、《清史列傳》卷七二《秦恩複傳》。
顧九苞，乾隆四十六年（1781）進士，不久即卒，長於《毛詩》、三禮，其母為任大椿祖姑，顧九苞與任大椿又是同歲，交往頗多，互相問學。
這些人中，又以任大椿、汪中、王念孫、劉台拱聲名最顯，影響也最大。但在師承淵源上，四人又有所不同，任大椿、王念孫從學於戴震，汪中自學而成，劉台拱深受王懋竑、朱澤沄的影響。
任大椿少以文章聞名，後潛心經史傳注。乾隆三十四年（1769）進士，授主事。四庫館開，他入館為撰修官，《四庫全書提要》禮經類多由他詳定。四庫館為漢學重鎮，任大椿出於其中，學問日長。他治學傳承戴震典章製度之學，重在三禮，由於全經浩博難罄，他先從若幹個專題做起，即類以求，一類既貫，乃求他類，如《弁取釋例》、《深衣釋例》、《釋繒》即是他的研究成果，這種專題性的研究，開辟了後世學人對名物製度的研究道路。任大椿專題性研究對後人的影響，參見張舜徽《清代揚州學記》，第79頁。
任大椿同時致力於輯錄小學佚書，編成《字林考逸》、《小學鉤沉》。後者在他去世時，仍未完成，委托好友王念孫校訂整理。
汪中，7歲而孤，幼年貧窮，由他寡母授讀啟蒙書，後幫書商賣書，遍讀經、史、百家，而成通人，與李惇、王念孫、劉台拱友。他在經學、文學、諸子學等方麵都有很深的造詣，研究《尚書》、《儀禮》、《春秋》多有心得，其駢體文創作，在整個清朝，被公認為成就最高。
他重視先秦諸子學，由此把清考據學的研究領域大大拓寬。
他宣揚荀子，又對墨子之學用功很深，公開反對孟子對墨子的指責，孟子攻擊墨子：“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孟子·滕文公章句下》）汪中卻說：“墨之節葬、非樂，所以救衰世之敝，其意相反而相成也。若夫兼愛，特墨之一端。然其所謂兼者，欲國家慎其封守，而無虐其鄰之人民畜產也。雖昔先王製為聘問吊恤之禮，以睦諸侯之邦交者，豈有異哉？彼且以兼愛敎天下之為人子者，使以孝其親，而謂之無父，斯已過矣！後之君子，日習孟子之說，而未睹墨子之本書，眾口交攻抑又甚焉。”（汪中：《述學內篇》卷三《墨子序》）
以至於翁方綱斥他為“名教罪人”。然汪中並不隻重學問之道，他又有經世之心，這一點在揚州士人中是比較少見的。他曾對朱彬說：“中嚐有誌於用世，而恥為無用之學，故於古今製度沿革、民生利病之事，皆博問而切究之，以待一日之遇，下至百工小道，學一術以自托。平日則自食其力，而可以養其廉恥，即有饑饉流散之患，亦足以衛其生，何苦耗心勞力，飾虛詞以求悅世人哉！”汪中：《述學》別錄《與朱武曹書》。
汪中的治學規模和識見，在揚州學者中也是少見的。
王念孫少時受學於戴震，其父王安國官至吏部尚書，所以家境較好，能讓他有條件專心求學，名師的指點和自己的刻苦，使他在學術上取得巨大成就，與其子王引之同是清代訓詁學大家，其家被後世尊為高郵王氏。他們的突出成就在小學和校勘學。
阮元讚為“高郵王氏一家之學，海內無匹”阮元：《研經室集》續集卷二《王石臞先生墓誌銘》。
王念孫的著作最重要的是《廣雅疏正》、《讀書雜誌》，集中體現了他的小學和校勘學成績，兩書後與王引之的《經義述聞》、《經傳釋詞》，合刊為《高郵王氏遺書四種》，而成為清代訓詁學的代表之作。在校勘方麵，王念孫對於管子、荀子、晏子春秋、墨子等先秦諸子嚴謹校勘，極為精博。同汪中不同的是，雖然兩人都把考據學的領域擴展至諸子學，但是王念孫重訓詁校勘，以恢複典籍原貌為己任，而汪中多注重義理闡述，故對於思想界的影響較大。
劉台拱少時的老師，為王懋竑之子。劉台拱在15歲時，閱讀王懋竑、朱澤沄兩人之書，開始研究程朱之學，躬行實踐，而不屑於文辭。乾隆開四庫館時，劉台拱正在京師，與王念孫、任大椿為昆弟交，相約稽經考古，旦夕講討，務求抵於至是而後安。朱彬：《遊道堂集》卷三《劉先生台拱行狀》，同治七年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