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劉台拱行事與王懋竑相同，以程、朱之學為修身之道，與人遊處並不講論理學。他的著述則悉本於漢儒也，不雜以宋儒之說。
段玉裁評價他的考據學成就：“於天文、律呂、六書、九數、聲韻之學，莫不該洽。窮治諸經，於《三禮》尤粹。研精考證，不為虛詞臆說。凡所發明，旁引曲證，與經文上下語氣吻合，無少穿鑿，精思卓識，堅確不移，闡先儒未發之秘。當世通儒，僉謂懸諸日月而不刊。”段玉裁：《經韻樓文集》補編卷上《劉端臨先生家傳》，道光元年經韻樓叢書本。
王念孫亦稱他：“自天文、律呂至於聲音、文字，靡不該貫。其於漢、宋諸儒之說，不專一家，而惟是之求。”王念孫：《王石臞先生遺文》卷二《劉端臨遺書序》，民國14年高郵王氏遺書本。
與劉台拱同時之人，延續王懋竑、朱澤沄之學的還有朱彬。朱彬是劉台拱的表弟，又是朱澤沄族孫，承王懋竑經法，與劉台拱相砥礪，同為考據之學，深研訓詁名物，而不廢義理。18歲補諸生，與賈田祖、李惇、江都中交往，後至京師，又與王念孫以文章道義相愛重。
朱彬受友人影響，從事經傳、訓詁、音韻、文字之學，寫成《經傳考證》，為王念孫所稱道。
從賈田祖到秦恩複，揚州學派的第一輩人中，出生年度跨度達四十多年，然而大家基本都是友朋相處，可見考據學的發展初期，考據學人還是比較零星的。隻是發展越到後來，同一時間段出現的士人精英越向考據學靠攏，而經學往往講究師承，輩分的周期自然相應地大大縮短。同時期，還有李、高翔、鄭燮、羅聘等藝術家，也可見此時的揚州文化表現出雖以考據學為主體，但是藝術領域仍保持相當水準的特點。從此時期揚州考據學人的師承、治學重點、社會關係看，他們既受到徽派治學方法的影響，也有揚州自身的特色，他們互相尊重對方成果，在學術上的相互交流，初步形成了學術群體。治學上如汪中、王念孫對於諸子學的研究，任大椿對於禮學專題性的研究，劉台拱、朱彬等人對於宋儒義理的重視，為以後揚州考據學繼續發展創造了條件。
我們劃分的揚州考據學第2代人物，共10人，年齡相差隻有10歲，這個時期的揚州學人，與本文所論述的常州士人基本上處於同一時間段。被選入的10人，都是考據學者，其中鍾懷年歲最大，與阮元、焦循友善，三人共為經學，常常討論，鍾懷撰有《漢儒考》，《春秋考異》等書，去世後，焦循整理其著作《考古錄》，由阮元刻成。
顧鳳毛為顧九苞子，受經於其祖母，後與焦循為府學同學，互為問難，顧鳳毛又向嘉定錢塘學音韻律呂，撰《楚辭韻考》、《入聲韻考》、《毛詩韻考》等書，可惜在27歲就去世了。焦循：《雕菰集》卷二一《顧小謝傳》。
在這一代中，焦循、阮元、王引之無疑是其中的佼佼者。焦循是阮元族姊夫，承祖父之學，幼年好易。焦循：《雕菰集》卷一五《易通釋自序》。
其學經，同顧鳳毛又有直接關係，阮元記載：“興化顧超宗（顧鳳毛）傳其父文子（顧九苞）之經學，超宗與君幼同學，君始用力於經，超宗歿，君理其喪，作《招亡友賦》哭之。焦循治學，並不依附漢學，他嚴厲批評時人隻求漢人之學，而要求實事求是，說：“學者述孔子而持漢人之言,唯漢是求，而不求其是，於是拘於傳注，往往扞格於經文。是所述者，漢儒也，非孔子也。而究之漢人之言，亦晦而不能明，則亦第持其言而未通其義也，則亦未足為述也。”焦循：《雕菰集》卷七《述難四》。
正是由於他不墨守漢學，所以對經文解讀時有創見。焦循一生最用力於《易》學，與惠棟、張惠言是清代治《易》三大家。但與後兩者嚴格遵守漢《易》家法不同的是，他研究《易》學，就很好地貫徹了他的學術思想，以融會貫通為宗旨。焦循的易學成就主要體現在《易章句》、《易通釋》、《易圖略》三本書上（統稱《雕菰樓易學三書》），憑借他深厚的數學造詣，以代數學的比例說，分析象辭之間的關係，將《周易》的內容形式化和抽象化，或者說數學化，自己創造出新的易學體係。
焦循完成《易學三書》後，又致力於《孟子》新疏的編寫，博采諸家之說，而下以己意，成為清代有代表性的九部之一。參見阮元《研經室集》二集卷四《通儒揚州焦君傳》。
阮元少焦循兩歲，少年早達，嘉慶時先後任湖廣、兩廣、雲貴總督。道光時，入朝為協辦大學士、大學士。他以扶翼樸學為己任，在杭州創“詁經精舍”，在廣州創“學海堂”，造就大批人才，並刻《經籍纂詁》、《十三經注疏》、《皇清經解》、《疇人傳》，極大地推動了經學研究。他既同焦循有親戚關係，又與劉台拱結兒女姻親（阮元長子娶劉台拱長女），問學於王念孫、任大椿，深受揚州學派第一代學人的影響。阮元自述問學王念孫：“元於先生為鄉後進，乾隆丙午（乾隆五十一年，1786）入京，謁先生，先生之學精微廣博，語元，元略能知其意。先生遂樂以為教，元之稍知聲音、文字、訓詁者，得於先生也。按，阮元《研經室集》未收入此文）他在論述鄉前輩對他的影響時說：“元居在江、淮間，鄉裏先進多治經之儒，若興化顧進士文子（九苞）、李進士成裕（惇）、劉廣文端臨（台拱）、任侍禦子田（大椿）、王黃門石臞（念孫）、汪明經容甫（中），皆耳目所及或奉手有所受，丁未（乾隆五十二年，1787）、戊申（乾隆五十三年，1788）間，元在京師，見任侍禦，相問難為尤多。”（阮元：《研經室集》一集卷一一《任子田侍禦弁服釋例序》）
阮元治學同焦循，不墨守漢儒，他說：“餘以為儒者之於經，但求其是而已矣。是之所在，從注可，違注亦可，不必定如孔賈義疏之例也。”阮元：《研經室集》一集卷一一《焦裏堂群經宮室圖序》。
他的研究範圍很廣，在訓詁學、金石學、天文、曆算、地理等方麵都有自己所見，他研究小學以求義理，而多闡述聖賢大義，著有《論語論仁論》、《孟子論仁論》、《性命古訓》等篇，力圖使孔孟之道不為後人所亂。
王引之，為王念孫子，官至禮部尚書，是揚州學派僅有的兩名高官之一。他在《經義述聞》序言裏，把自己的學術淵源說得很清楚：
引之受性檮昧，少從師讀經，裁能絕句而不得其解。既乃溺於舉子業，旦夕不輟，雖有經訓，未及搜討也。年廿一，應順天鄉試，不中式而歸。亟求《爾雅》、《說文》、《音學五書》讀之，乃知有所謂聲音、文字、訓詁者。越四年而複入都，以己所見，質疑於大人前，大人則喜曰：‘乃今可以傳吾學矣。’遂語以古韻廿一部之分合、《說文》諧聲之義例、《爾雅》、《方言》及漢代經師訪詁之本原。王引之：《經義述聞》序，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影印本。
王氏父子論學，也是無門戶之見而唯求一是，“熟於漢學之門戶而不囿於漢學之藩籬也”王引之前揭文。
此時期重要學者焦循、阮元、王引之多講求通貫之法，其成就也比前一代人大大推進了。
同時期學人，又有汪光爔、徐複、宋保、黃承吉、李鍾泗。
汪光爔和顧鳳毛都是焦循少時密友，三人有誌於學，汪氏從小又受到其父的朋友惠棟、戴震、王昶、王鳴盛等人的影響，博通經史。他曾指出惠氏（惠棟）《易爻辰圖》的錯誤，又作《荑稗釋》，江藩服其精深。
宋保為宋綿初子，承襲家學，又從師於王念孫，究心音韻、訓詁，會通經義，不囿於漢家門戶。
黃承吉在寫給汪喜孫的信中，也提到了這個稱呼：“昔年四方來邗者，於同人有江（藩）焦（循）黃（承吉）李（鍾泗）之目，江焦或稱鍾（懷）焦，而黃則謂餘也。”（黃承吉：《為汪孟慈農部題其尊人容甫先生並祀西湖金山事》，見於汪中《容甫先生遺詩補遺》卷一附，四庫叢刊初編本）
黃承吉治小學，受焦循研究《易經》旁通方法影響，認為文字聲中有義，而依聲求義。他說：“六書之中，諧聲之字為多，其右旁之聲，必兼有義，而義皆起於聲。”“《說文》但知某字為從某聲，而不知其聲之即義。……蓋自秦坑火後，而古人製字之精意，有傳有不傳。若右旁因聲起義之聲，則至漢而已失其傳者，是以漢儒皆不知之。”黃承吉：《夢陔堂文集》卷二《字義起於右旁之聲說》，道光二十三年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