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士人中，龔自珍最早注意到嘉道之際常州地區獨特的文化現象，其詩篇《常州高材篇送丁若士（履恒）》讚道：“天下名士有部落，東南無與常匹儔。”詩中談到常州文化特征：
易家人人本虞氏，毖緯戶戶知何休，聲音文字各窔奧，大抵鍾鼎工冥搜，學徒不屑譚賈孔，文體不甚宗韓歐，人人妙擅小樂府，爾雅哀怨聲能遒。龔自珍：《定庵文集》補下卷《常州高材篇送丁若士（履恒）》，四部叢刊初編本。
此中雖不無詩人的誇張之語，但是很明顯，他已經察覺到張惠言、董士錫等的虞氏《易》研究，莊存與、劉逢祿、莊綬甲的公羊學，惲敬、張惠言、李兆洛等人的陽湖文派，張惠言、張琦的常州詞派和常州人士擅長駢文的特征。龔自珍此詩作於道光七年（1827），詩中提到常州士人有孫星衍、惲敬、劉逢祿、臧庸、洪飴孫、管繩萊、莊綬甲、張琦、董祐誠、周儀、陸繼輅、李兆洛等人，幾乎把此時期常州士人精英搜羅殆盡。難怪錢鍾書評論此篇“可作常州學派總序讀。
後梁啟超也注意到：
常州在有清一代，無論哪一門學問，都有與人不同的地方。古文有陽湖派，詞有陽湖派，詩亦有陽湖派。尤其在學術上，另外成為一潮流，有極大的光彩。這一派在經學方麵，主張今文學。今文學的爭執，東漢以後，已漸消滅，直到清代中葉，又將舊案重提。提案的人，就是莊（存與）、劉（逢祿）。
隻是梁啟超僅表述現象，未深入研究。張舜徽是較早研究常州之人，他的著作《清儒學記》辟有一章《常州學記》，論述了常州學派的經世特點，以及莊存與、劉逢祿、惲敬、張惠言、李兆洛、龔自珍、魏源等人的治學重點。但是梁啟超、張舜徽等人對於常州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偏向。梁啟超雖也提到文學成就，行文的重點在今文經學。而張舜徽以《常州學記》為題，也隻圍繞著今文經學，他認為今文經學講求經世致用，以至於把常州其他經世者惲敬、張惠言、李兆洛等也歸於今文學派，實為勉強。張舜徽：《清儒學記》，齊魯書社，1991年。
事實上，今文經學隻是常州士人經世的一個領域，像惲敬、張惠言、李兆洛等人，與今文經學並無多大的關係。陸寶千就指出常州學派應該包括常州士人的公羊學、古文、詞等幾個領域，而非僅指公羊學，這些方麵都能體現出常州的經世精神。
此外湯仁澤對於常州也有論述。
日本學者大穀敏夫從社會經濟的角度，分析揚州和常州的文化特色。他把兩地視為具有共同特點的地區，認為揚州、常州具有特色的學術發展與商業發展的因素相關。揚州、常州地區的學術文化圈中，包含有兩地的經濟活動，因此，在此活躍的文人們主張合理化營利，意識到欲望肯定論，並理所當然地引出富強論。文人能重視事物的變化與發展，是為通學的緣故，他們借“通”來審視時勢的推移，預示了清末學術史的發展。〔日〕大穀敏夫：《揚州、常州學術考--有關其與社會之關連》，(台北)《文哲研究通訊》10卷1期（2000年）。
關於常州的今文經學研究。章太炎、劉師培認為文人喜文辭比興，擅發揮比附，與今文經合，而常州多文人，便於采用今文經。
楊向奎、吳澤等則認為清朝社會危機的出現，促使常州學派的誕生。
劉桂生指出莊存與的公羊學說，是他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入值上書房，教學成親王永瑆的筆記，具有“講義”的性質。
美國學者艾爾曼力圖把思想史和社會史、政治史相結合，對常州今文學派加以研究。他認為莊氏家族的顯貴，保護了常州地區的經世傳統，而莊存與同和珅政治鬥爭的失敗，促使莊存與研究和經世有密切聯係的公羊學，闡述微言大義，對時政提出批評意見。〔美〕艾爾曼：《經學、政治和宗族--中國帝國晚期常州今文學派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