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莊存與的研究，學術界公認他是清代今文經學的啟蒙者，繼承了東漢何休解釋公羊學的微言大義。楊向奎、陳其泰都指出莊存與公羊學說，重在講述大一統，具有維護舊製度的保守特點。
田漢雲則認為莊存與是一位初步具有近代意識的思想家。
學者普遍認為莊存與雖發現了公羊學，但是真正理解公羊學意蘊的是劉逢祿。
常州公羊學派諸人中，劉逢祿最受關注。陳其泰指出劉逢祿突出地闡發了“張三世”這一變易進化的曆史哲學，又闡發了“通三統”以論述治國之道，因而把清代公羊學的發展推向一個新的階段。黃愛平也論述了劉逢祿的“張三世”、“通三統”等公羊學說，認為劉逢祿發明春秋公羊學之精髓，表現出初步朦朧的經世變革思想。陳居淵比較劉逢祿與孔廣森的公羊學說，認為劉逢祿富有開拓和探索，而孔廣森則表現出對舊傳統的迷戀和執著。
關於陽湖文派研究。陽湖派似得名自張之洞《書目答問》，此書列舉清古文家集，標以“不立宗派古文家派”、“桐城派古文”、“陽湖派古文家”三類，以惲敬、張惠言、李兆洛、陸繼輅四人作為陽湖派代表。
此說一出，王先謙、馬其昶、劉聲木等桐城弟子頗有疑義，認為陽湖派不應成派，而應統一於桐城。後人徐柯、劉師培、程千帆、郭紹虞等認為陽湖派為桐城派的別支；姚華，朱東潤、蔣逸雪等人視陽湖派為獨立派別。清末到20世紀80年代前，關於文學界對於陽湖文派和桐城派關係的研究，曹虹做了較清楚的梳理。
雖有爭執，但常州人士的古文成就已是不爭事實。文學史和文學批評史的清代部分都會提到陽湖文派，大致上認為其特點不願受桐城文論的束縛，兼收子史百家、六朝辭賦。
曹虹的《陽湖文派研究》是研究該文派的第一部專著。她專論張惠言、惲敬、李兆洛、陸繼輅四人的文學成就，指出陽湖派在創作理論上講究學與文、才與法、駢體和散文的統合，在創作風格上與桐城派不同，不宗韓愈、歐陽修，表現出較強的圓融通變。
此書主要講述嘉道年間常州地區的古文成就，但對常州地區的文化現象研究也頗見功力，書中用較多篇幅敘述了常州士人崛起的背景、學術特點等，把常州學風總結為融通、致用、多思、文采四個方麵。
關於常州詞學。學者普遍認為清代晚期乃至民國影響最大的詞學流派是常州詞派。
龍榆生在20世紀40年代初所寫《論常州詞派》一文，影響深遠。他認為嘉慶年間浙派開始衰落，末流隻重形式，意旨枯寂、瑣碎。張惠言、張琦編定《詞選》，所寫序言確立了詞派理論，主旨提倡意內言外以求抬高詞格，表現與國事民生相關的內容，不十分措意聲律技巧。周濟發揚張惠言的詞學理論，提出寄托說，奠定了常州詞派在詞壇中的地位。龍榆生前揭文，刊於《同聲月刊》第1卷第10號（1941年），後收入《龍榆生詞學論文集》。
龍榆生的論斷，確定了後世學者對於常州詞派研究的基調，後來者文章雖豐，然基本觀點多不脫龍榆生之藩籬。如陳水雲說，常州詞派樹立起意內言外的理論旗幟，表達上主張比興又要不露寄托的痕跡，強調詞學的社會功能、道德教化。
繼龍榆生而起，對常州詞派研究有所突破的是葉嘉瑩。她在論述上不同於龍榆生的詞學史的研究角度，而更多注重於藝術風格和理論。她指出張惠言提出比興寄托之說，並非完全由於文學的觀念，卻大半出於道德的觀念，詞學創作上能將自己富於潛能的美感特質的精微體會，與作為經師的儒學修養，成功結合起來。葉嘉瑩並認為，周濟的詞學理論與張惠言不同之處，就在於周氏明白指出讀者之聯想未必即為作者之用心，如此則讀者之聯想遂能有絕大的自由，而不致有牽強比附之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