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常州區域文化的研究，我們認為有兩點需要注意：
（一）常州士人在文學和藝術上具有突出的成就，各個領域的學者也都出了不少專著和文章。但是由於近代人文學科的專業化趨向，已經把傳統的學科分割成不同的專業，學者們對常州地區的研究往往隻是注重在自己的領域，很少從整體上加以研究。很明顯，當時的士人身兼數能，如張惠言，在文學史上是常州詞派和陽湖文派的創始人，文學界著重研究他的文學思想和風格；在易學史上，他是清朝治易三大家之一，專研虞氏易，力圖全麵恢複虞翻學說，被稱為專門絕學；張惠言又重視鄭氏禮學，撰成《儀禮圖》，以圖的形式闡明儀禮。我們如果從綜合的眼光分析張惠言，我們就會發現他在文化領域的成就，實際都貫穿著經世精神，而這種經世精神促使他在幾個領域上都能有所突破。我們隻有從總體上把握常州士人的文化成就，才能更加深入理解他們在各個領域的創新，他們的目的所在。
（二）學者常把常州地區今文學者與其他經世者混同，這或許是受到晚清改革者多與公羊學有聯係的影響。陳寅恪提及光緒時期的學術流變時說：
曩以家世因緣，獲聞光緒京朝勝流之緒論。其時學術風氣，治經頗尚《公羊春秋》，乙部之學，則喜談西北史地。後來今文公羊之學，遞演為改製疑古，流風所披，與近四十年間變幻之政治，浪漫之文學，殊有連係。此稍習國聞之士所能知者也。西北史地以較為樸學之故，似不及今文經學流被之深廣。
常州是清公羊學的發源地，且嘉道時期常州士人又多用世之心，劉師培、張舜徽、艾爾曼等往往就把常州士人與公羊學聯係，以為此時的此地域士人多受公羊學之誘發，如劉師培說：“常州之地有孫（星衍）、洪（亮吉）、黃（仲則）、趙（懷玉）諸子，工於詩詞駢驪之文；而李兆洛、張琦侈言經世之學，又慮擇術之不高也，乃雜治西漢今文學，以與惠、戴競長。艾爾曼寫道：“常州的文學和群體包括趙懷玉、黃景仁、洪亮吉、劉逢祿、莊綬甲、李兆洛，他們在18世紀、19世紀之際直接或間接地參與這一群體的活動。他們與張惠言、惲敬都是常州經世傳統、文學風格、今文經學研究三結合的體現。”其書最後一節以惲敬為題，認為是“常州古文派與今文經學相結合的又一個有趣的例證”。
實不盡然。在李兆洛所撰劉逢祿傳中，就曾說自己年輕時對公羊學出言不恭：
予弱冠，即與君相知，愛君孜孜從事公羊家言，予淺陋，極知其學之正而不能從問業，又時出不經語相難，君唯諾未嚐折之，亦未嚐以語於人。李兆洛：《養一齋文集》卷一四《禮部劉君傳》，光緒八年湯成烈重刻本。
同時常州吳德旋，更是直接反對公羊學：
自《左傳》傳《春秋》，而《春秋》經世先王之誌乃顯，而後世為文詞之學者玩其華而忘其實……左氏傳聖人之學存先王之誌，所謂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吳德旋：《初月樓文鈔》卷四《左傳名言序》，光緒九年刻本。
我們認為，嘉道之際常州士人普遍具有經世意識，公羊學說隻是他們所從事的一個領域，不能以公羊學的變革意識，而得出常州士人都受公羊學影響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