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嘉道時期，沒有一個地區像常州一樣，在古文、詞、公羊學、駢文等方麵都同時取得了讓後人驚歎的成就。
公羊學，在沉寂千餘年後，由莊存與重新發現其微言大義，經其後人劉逢祿、宋翔鳳、莊綬甲等人的闡發和宣傳，魏源、龔自珍的大肆鼓吹，影響至各地。清中晚期著名的今文學家，有揚州淩曙、陳立，丹陽莊棫，四川廖平，湖南王闓運，浙江邵懿辰、戴望等人，隨著時局的變動，公羊學派內含的變革思想也越來越受人重視，在晚清的經學史、思想史和政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惲敬、張惠言所創立的陽湖文派，是清朝唯一可與桐城派相抗衡的一支，《清史稿》稱：“常州自張惠言、惲敬以古文名，繼輅與董士錫同時並起，世遂推為陽湖派，與桐城相抗。”《清史稿》卷四八六《陸繼輅傳》。
其文不受桐城派束縛，取法諸子、司馬遷、六朝辭賦，講求駢體與古文之間的聯係，創作風格上“不甚宗韓歐”，表現出較濃的創新意識。
常州詞派，由張惠言、張琦奠定理論基礎並加以實踐，後由董士錫、周濟大張其軍，隨著社會形勢的變化，一舉取代浙派，成為晚清最大的詞派，影響一直到民國。“前後百數十年間，海內倚聲家，莫不沾溉餘馥，以飛聲於當世，其不為常州所籠罩者蓋鮮矣！
就駢體文而言，嘉慶三年（1798）全椒吳鼒編《八家四六文鈔》，常州入選三家：孫星衍、洪亮吉、劉星煒。同治四年（1865）鎮海張壽榮編《後八家四六文鈔》，張惠言、董祐誠、李兆洛分屬其中。同治十五年（1876）長沙王先謙編《十家四六文文鈔》，董基誠、董祐誠、方履篯被選入。常州駢文大家迭出，在全國可謂首屈一指。
我們可以斷言，嘉道之際的常州地區是國內同時期文化最發達、思想最活躍的地區之一。
那麼為什麼常州士人能在此時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呢？公羊派、陽湖文派、常州詞派之間有沒有聯係呢？我們認為問題的答案就在於常州士人強烈的經世致用精神。這股經世思想的推動使他們在不同的領域具有創新意識，破除陳規而取得成就。以莊存與、張惠言、惲敬為例，莊存與治經取向就與樸學不同，說經惟知人論世，而不為名物訓詁，其為學“實能探製作之本，明天道以和人事”李兆洛：《養一齋文集》卷四《周官記序》。
張惠言雖治虞氏《易》，然把《易》與禮聯係，意圖由禮學切入人事，其經世思想促使了詞學理論的建立，以宣揚詞之效用，比附於詩教。惲敬尋求文以載道，提倡通權達變，反對墨守成規，著有《三代變革論》，提出“夫法之將行也，聖人不能使之不行，法之將廢也，聖人不能使之不廢”惲敬：《大雲山房文稿》初集卷一《三代因革論八》，四部叢刊初編本。
又如董祐誠，“負經世才，衣食奔走，足跡半天下。凡夫山川形勢、政治利弊，采覽所及，曆曆識之不忘。少時喜為沉博絕麗之文，稍長更肆力於律曆、數理、輿地、名物之學，涉獵愈廣，撰述亦益富”李兆洛：《養一齋文集》卷一三《董君方立傳》。
梁啟超曾這樣評述常州地區文化，他說：
常州派有兩個源頭，一是經學，二是文學，後來漸合為一。他們的經學是公羊家學說--用特別眼光去研究孔子的《春秋》，由莊方耕存與、劉申受逢祿開派。他們的文學是陽湖派古文--從安徽安慶桐城派轉手而加以解放，由張皋文惠言、李申耆兆洛開派。兩派合一來產出一種新精神，就是想在乾、嘉間考據學的基礎之上建設順、康間“經世致用”之學。
在我們看來，常州地區本身就有一股經世傳統，這一點在當時就比較獨特，後來的常州各個學派無疑是這種傳統的體現，而非梁啟超所說，先有公羊學說、陽湖文派後有經世致用之精神。我們認為，莊存與的經世思想促使他選擇公羊學說，發揮公羊學大一統的意義，對抗因考據學興盛而造成的對現有意識形態的挑戰，以維護國家的統治秩序。經過劉逢祿、龔自珍等人的宣傳，隨著以後國家形勢的動蕩，世人逐漸脫離樸學等影響，而轉向公羊之說，注重其微言大義的變革意義。同樣，張惠言等人的用世思想，使得他們提倡詞、文的社會功能，為道德教化服務，也就是所謂文以經世。從曆史上看，經世動機促使常州士人在多種領域上突破舊有的框架，而常州士人在這些領域的創新又促進了經世致用的開展，並為變革提供了經學的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