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州的情況，大體上跟樸學風氣有關。學人追求古代經典的考證，目的在於明道，但前代留下的研究成果又是如此浩如煙海，研究過程往往耗盡畢生精力。樸學成為學術界的自覺追求後，其內在邏輯發展，逐漸形成“為考證而考證”之勢。本是手段的考證流變成了目的，學人從中獲得知識的滿足，而較少建立事功之意願，揚州士人無疑是這種現象的寫照。揚州士人的出身和入仕情況概率較低，與兩種原因有關：（一）士人多研究學問，不願涉及世務；（二）舉業是一套應試程序和規範，揚州士人用樸學的研究成果來應試，往往不中。
我們注意到，揚州學派的先驅王懋竑已沒有強烈的用世之心。“攻舉子業不屑揣摩場屋，而履試迍邅無所合，守其道不變”。中鄉試時，已41歲，“無喜意，唯博太孺人一笑，以為歡。而追思編修公之不及見，涕淚下不可止”。
任大椿，成進士後被授主事，補禮部儀製司。禮部四司，祠祭儀製最繁劇，其他各司人員往往求兼攝以顯才能，他獨請於尚書，移司閑曹，認為如此得竭半日一夜之力，假書誦習，四天有三天讀書，十年守官，猶可七年半讀書。
宋綿初，拔貢而選教職，中年無意科名，專於著述。《國朝先正事略》卷三五《宋綿初傳》。
張宗泰，由拔貢選知縣，知縣事務繁多，他以親老為名請改教職，後又多次辭去上司的保舉，篤誌著述。《清儒學案小傳》卷二○《張宗泰傳》。
顧鳳毛為焦循好友，曾對焦循說：“吾得一訓導官，可供母，則閉門著書矣。”焦循：《雕菰集》卷二一《顧小謝傳》。
而焦循也是恬淡寡欲之人，“不幹仕祿，居恒布衣蔬食，不入城市，惟以著書為事，湖山為娛”阮元：《研經室集》第2集卷四《通儒揚州焦君傳》。焦循給王昶信中稱：“循居甘泉之北鄉，地僻無師學。惟先人之教，以為生員所重在學術，不在科甲。於是命之究習經書，博覽典籍。”（焦循：《雕菰集》卷一三《上王述庵侍郎書二》）
淩曙，“獨尚樸學，南北奔走，皆以校書授讀為事，未嚐與斯世通羔雁，修脯而外，未嚐入可以無取之材。包世臣：《清故國子監生淩君墓表》。
又如陳逢衡，喜治經，恥為帖括學。
另外，科舉考試幾百年來已成定式，如果要應試高中，就需要符合它的規範。而以宋儒學說為主要內容的考試，往往讓追求聖賢言論真實性的揚州士人吃盡苦頭。如王懋竑雖專研朱熹之學，然他“不屑揣摩場屋，而履試迍邅無所合”，51歲才中進士。又如顧鳳毛“甫中副車，傳聞闈中已前列第四人，以對策詆王肅及偽孔安國傳，而抑之”焦循：《雕菰集》卷二一《顧小謝傳》。
參加科舉考試，需要專門的訓練，這又與研究經學時間相衝突，王引之回憶道：
少從師讀經，裁能絕句而不得其解。既乃溺於舉子業，旦夕不倦，雖有經訓，未及搜討也。王引之：《經義述聞序》。
劉師培說：“純漢學者率多高隱，……若夫阮元、王引之，以純漢學而居高位。然皆由按職升遷，漸臻高位，與其學固無與也。蓋處清廷之下，其學愈實，其遇愈乖。
他們的結論還是很有道理的。
在經世精神驅動下，常州士人對於入仕的熱衷遠大於揚州，但應付科舉，如我們以上所說，需要揣摩程式，才識與入仕並非相等，於是常州士人常常“自念才可用世，思以功名見，而屢進屢蹶”李兆洛：《養一齋文集》卷一三《董君方立傳》。
他們的舉業和仕途往往多遭坎坷，舉人和縣令在他們之中占了很大比例，但相比揚州，他們入仕比例又要高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