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看到，劉文淇的主張就是消除黃河淤泥對於運河、洪澤湖的影響，雖是釜底抽薪之策，但是他的做法也明顯不太現實。明代陳瑄實施的運河和黃河相連的工程，符合了曆史潮流，以很小的工程量，極大地方便了南北交流，解決了北方糧食危機，我們不能因為清代在處理黃河倒灌問題上陷入困境，就否決了陳瑄的舉措。劉文淇重返唐宋的主張，並不可行，實際上，直到1855年黃河改道，才算解決了運河危機。
劉文淇對於當時的吏治也有自己的看法。道光二十二年（1842），諸城李璋煜（方赤）署理揚州事，時間雖為短暫，僅僅為120天，但是劉文淇從他身上看到了古代良吏的影子，認為“深於經術，達於治體”。由此他總結出良吏的標準：
古稱循良之吏，其所設施者必相其緩急，次第以布之。舉凡重農桑、刑學校、懲奢侈、禁遊惰、緝盜賊、清獄訟，其施之也有本，其為之也有漸。劉文淇：《青溪舊屋文集》卷四《送李方赤太守序》。
甚而劉文淇認為古代的地方官即使在後世看作的遊玩之節日，也是關心時世的，如他考證上巳節來曆時指出：
古者上巳之時，除其災惡而迎其嘉祥，後人不察，以上巳為遊豫之令。抑亦務末而不尋其本也。劉文淇：《青溪舊屋文集》卷四《桃花庵展上巳會序》。
如此對於古代良吏的渴望，劉文淇有其現實的指向，他抨擊當下吏治不清，官吏不關心百姓民生疾苦。他生活的揚州地區自從鹽法凋敝，官員救治不力，百姓隻能渴望農田豐收，與以前富贍之時視稼穡為末務者其情迥異，如果一日不雨，則百姓就愀然不樂。對此狀況，他即使在描述友人梅植之獲得唐代淮南節度使幕僚墓碑的一文中，也以古今對比的形式加以引申，認為唐代時候揚州就十分豐饒，而如今揚州窮困，鹽法蔽壞久矣。文曰：
前此當事者歸咎於用之不節，裁減浮費，四方遊士固已裹足不前，近則益見支絀，司事者日救過不暇給。昔所謂脂膏之地者，今則望望然去之而不敢嚐鼎士之生，斯土窮困而無所告也，亦其宜矣。劉文淇：《青溪舊屋文集》卷四《梅蘊生載碑圖序》。
他感歎那些所謂的官員，不以揪心百姓事務為重，而自以為風雅名士，題詞作賦而悠閑自得。對此，他拷問道：
宰劇邑，佐大郡，案牘之繁，日不暇給。而搦三寸弱翰，號召賓友，以風雅自詡，吾不知其於仕之道，果能自信其優否也？
他亦感歎士人們未入仕之前，詩文之中慨然有用世之心，然一旦得償所願，生平抱負即置之度外。對此，他諷刺道：
士之有誌於古者，當其跧伏時，激昂慷慨，舉生平之抱負，寓之於詩文。及其居官任職，得尺寸之柄，可以行其所學而考其所為，顧不能與其言相應，甚至決裂破壞，與曩者所言者適得其反。劉文淇：《青溪舊屋文集》卷七《西林先生知稼堂集書》。
官員是如此，那些吏胥們的行為更為嚴重，微員闒冗不治事，不肖者與吏胥相勾結，因緣為奸。士人一般視吏胥為狡黠之人，危害朝政，在劉文淇的筆下，如前文提到的喬循吉，因其言行舉止而獲得地方官員推薦為孝廉方正，但是上報後，卻被吏胥所阻擾，其因就在於沒有拿出錢財去打點。又如寒族烈婦所得到朝廷旌表，照例得到三十兩白銀，但是由學院到吏胥的冊結之費，帑銀尚不能抵之，直接造成了單門寒族得到旌表少之又少。劉文淇：《青溪舊屋文集》卷八《吳烈婦傳》。
解決吏胥的弊端，其根本就在於解決吏胥的出路問題。劉文淇給出了答案：“自漢世嗇夫，遊檄由三公辟薦至達官者，史不絕書，沿及唐宋，茲風未沫，故其時多魁傑之選。”劉文淇：《青溪舊屋文集》卷九《銅陵縣典史程先生墓表》。
但是後代，尤其是明清以來，雖然在實際的官僚體係中離不開吏胥，正途的大門卻向他們關閉。朝廷不僅從仕途上加以限製，而且在輿論上以禍害言之，吏胥實際上成為被官方體係拋棄的而又不得不利用的一批人，如此背景下，吏胥的行為也就可想而知了。要想解決吏胥的弊端，關鍵一步就是給他們提供繼續晉升的機會。劉文淇的答案無疑是個不錯的思路。
劉文淇所處的時代，漢學仍然繼續發展，揚州地區聚集了大批有誌於樸學之人，同人間互相交流，互相辯難，劉文淇樂在其中。這些朋友主要有：劉寶楠、梅植之、薛傳均、汪穀、方申、包慎言、包世榮、柳興恩、楊亮、王僧保、王翼鳳等。
劉文淇自言：
餘弱冠後，與裏中薛子韻（傳均）、涇縣包季懷（世榮）、包孟開（慎言）、旌德姚仲虞（配中）、丹徒柳賓叔（興恩）泛覽經史。楚楨因餘得與諸君交，相與切磋，為友朋之極樂。劉文淇：《青溪舊屋文集》卷四《劉楚楨江淮泛宅圖序》。
劉文淇交遊之人，多勤學之士，“其最攻苦者，甘泉薛傳均子韻，於百憂中手不釋卷，儀征汪穀小城病至咯血，誦讀自若”。梅植之苦讀亦如此。劉文淇：《青溪舊屋文集》卷一○《清故貢士梅君墓誌銘》。
薛傳均，字子韻。揚州甘泉人。嘉慶十二年（1807），與劉文淇同補博士弟子，同肄業梅花書院，師事歙縣洪梧（桐生）。兩人互相勉力為根柢之學，相約購書，積三年而各自購書五、七千卷。兩人互相借閱，是非相質難。薛氏在《十三經注疏》以及《資治通鑒》上用力尤深，對於《十三經注疏》反複十數遍，手自校勘，發明毛鄭賈服之說，對於魏晉諸儒不守家法者，一概置之不理，讀史書則研究治亂得失之故，學問大端在小學。劉文淇：《青溪舊屋文集》卷一○《文學薛君墓誌銘》。
汪穀，先世為歙人，六世祖遷居揚州，與劉文淇家至近，在嘉慶二十一年（1816）通過薛子韻認識。常與劉文淇以經義質問，反複辯論，無忤容倦色。劉文淇：《青溪舊屋文集》卷八《文學汪君傳》。
梅植之，性格簡傲，家貧無書，所讀之經注及古文詞，率手自抄寫。
不僅與同輩之人相互請益，劉文淇向前輩之人亦是討教再三。黃承吉早負重名，與焦循、江藩、鍾懷、李鍾泗諸生互通聲氣。劉文淇讀《漢學師承記》，書載黃承吉的學術事跡，又聽到汪喜孫談到黃承吉的著作，更加向往。等到黃承吉從廣東回來，而汪喜孫去了北京，以為此後就無從拜訪。突然某天黃承吉與梅蘊生過訪，令劉文淇大喜過望，於是便找來羅士琳、劉寶楠、王西禦（王僧保）、吳熙載、王翼鳳（句生）作文酒之會。從道光三年（1823）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劉文淇與黃承吉經常縱談古今，他在這種交往中，受益匪淺，並自覺地把黃承吉的學術成果吸收到《左傳》研究之中。劉文淇：《青溪舊屋文集》卷六《夢陔堂文集序》。
正是在樸學風氣甚濃的氛圍之中，使得朋友之中一些人拋棄詩詞歌賦與文學之道，轉到經學領域，王翼鳳就是其中的一個。王翼鳳好詩，但受到友人影響，終不願以詩自見，“深知學詩之難，而又以士人所當學者，非詩之所得盡”，所以雖然前此數十年專力於詩，已經卓然有成效，但是仍覺不足，決定以後摒棄一切，務為有用之學，深以從前之作為恨，自謂：爾後詠歌之事，不擬更作而欲專力治經，以續成舊學。劉文淇勉勵道：
昔洪稚存、孫淵如兩先生皆先為詞章之學，而後從事於經，卒之經術文章兼善其美，以句生之勤學，若是其於詩也，既奄有眾長，則其治經也，必能發揮前賢之微言奧義矣。劉文淇：《青溪舊屋文集》卷六《舍是集序》。
薛傳均亦如王翼鳳行為，從文學轉向經學。“少喜駢儷，玉溪、樊川，及宗許鄭，鉛華盡捐，為學日盡”劉文淇：《青溪舊屋文集》卷一○《祭薛子韻文》。
揚州士人雖亦參加科舉考試，但是總以著述為己任，並不十分在意得失。
汪穀家赤貧，然勤學不輟，稍有不明晰，赴友人處審問，必得其通而後已。劉文淇歎道：“今世有科舉速化之學，皆以通經學古為迂，君以羸弱之身，又久不與試事，此豈有所為而為之，顧好之如此其篤也。”劉文淇：《青溪舊屋文集》卷八《文學汪君傳》。
方申，字端齋，少孤傭書在外，淩曙請方申為其子淩鏞教師。方申學習製舉業時，年已過四十。道光二十年（1840）奔赴江寧鄉試，回來後不久去世，年僅五十四。方申最精於《周易》，寫成《諸家易象別錄》等，成《易學五書》。劉文淇：《青溪舊屋文集》卷八《文學方君傳》。
戴文燦，先世福建漳浦，後入籍六合，常館於揚州。中舉人後，父母去世，兩遇大挑，友朋勸奔赴北京參與此事。戴文燦說：“士子讀書，所以求祿仕者，不過博父母歡耳。今二親具逝，複何誌於此耶。”梅植之曾做五君詠，按照年齒，戴文燦居首，次薛傳均，次劉文淇、次劉寶楠、次王僧保。劉文淇：《青溪舊屋文集》卷一○《清故貢士戴君墓誌銘》。
道光十一年（1831），劉文淇與劉寶楠同寓金陵，計算光陰，共計先後省試十一次，兩人同寓已經五次。於是兩人相約此後閉門著書，不複應舉，劉文淇因仿陳亦韓（陳祖範）先生作別號舍詩，向劉寶楠索同作以堅其約。劉詩如下：“四十年華轉瞬間，秋風廿載鬢先斑。名山自有千秋業，從此歸來隻閉關。壯歲齊名說二劉，白門同載幾經秋。知君亦自甘樗散，好向江湖覓釣舟。”劉寶楠和詩：“壯歲聲華伯仲間，蕭蕭都見鬢毛斑。十年贏得頭銜在，收拾殘書返故關。”後孫應科（彥之）、柳興恩、梅植之繼而和詩，並有《疊別號舍詩舊韻》作詩。劉文淇：《青溪舊屋文集》卷一一《別號舍並序》。
劉文淇最好的學友當非劉寶楠莫屬，正如前詩所說“壯歲齊名說二劉”。劉寶楠亦談到兩人交誼：
夙昔同歲生，與君交尤密。僦屋為君鄰，鹵莽定家室。
過從日五三，意氣傾膠漆。相賞有真銓，可否不輕必。
閉門望千古，殫心事纂述。
劉寶楠與劉文淇相比，家境較好，父親劉履恂，乾隆五十一年（1786）舉人，著有《秋槎雜記》一卷，收入阮元所編寫的《皇清經解》。
嘉慶己卯（1819），劉寶楠以優貢生鄉試中舉人，道光二十年（1840）成進士，曆任直隸各地知縣。為學不守門戶，搜采漢儒舊說，以《論語》研究為世所重。
他雖是經生，但是富有文人氣質，文學才能亦為時重。戴孫在道光九年（1829）所作的《念樓集序》中，談到經史之學與文學之不同：
今不必援校史讎經之例而事聲詩，終無當於曹劉七子。就揚風扢雅之才而商考證，詎有合於鄭孔諸儒？蓋實事求是者，緝古之編，而偽體別裁者，緣情之著，雖同工而異曲，實源合以流分，欲其兼之固亦難矣。戴孫：《念樓集》卷首《念樓集序》。
但是此文筆鋒一轉，談到劉寶楠時，說他卻能兩而兼之，“其能無歎觀之矣”。當然，通常治經與作詩總是難以兼顧的，當時的文學大家梅曾亮曾明確地談到學者與詩人兼得之矛盾。他說：
國初以詩鳴者，王漁洋、施愚山皆不以實事求是為學，其以是為學者，如閻百詩、惠定宇、何義門於學各有所長，而於詩非其所好，兼之者惟顧亭林、朱竹垞兩先生。亭林不以詩人自居，竹垞於詩則求工而務為富者矣，然其詩成處多而自為者少，無蹉跎而亦無獨至之思，興到之趣，未必非其學之累也。吾嚐謂詩人不可以無學，然方其為詩必置其心於空遠浩蕩，凡名物象數之繁重叢瑣者，悲舉而空其糟粕。夫如是，則吾之學常為吾詩之助，於言意之表而不為吾累，然後可以為詩。
確如戴孫、梅曾亮所描述，學者往往為學所累，難以在文學領域有傑出的表現，實因兩者不同的特質所限。此種情況在經學發達的有清一代，比比皆是。袁枚對孫星衍的勸勉就是典型的例子。劉寶楠大體上能跳出束縛，於兩方麵都有所成就。為此梅曾亮曾讚道：
吾友楚楨之詩，其學而不為所累者乎？經傳訓詁、金石輿地，百詩諸君子之所長，既兼而取致矣。而其為詩跌宕清妙，怡人心神，或磊落質直，無所雕飾。凡其生平所撰述者，至詩而一空，其跡蓋非徒專樸學者不能為之。即漁洋諸家專以詩鳴者，亦莫能傲其長而襲其美也。吾向顧知楚楨為學人，讀其詩乃益知其為詩人也。梅曾亮：《劉楚楨詩序》，《念樓集》卷首。
劉寶楠亦以詩歌自許，這在他自訂的詩文集中可見一斑。詩文集共八卷，收入詩歌372首，議論、序記、書事、墓表等文則占64篇，說明詩歌在其心中具有很重的分量。他在經生之中，詩文成就較為突出，自身對於文學創作亦有獨到見解。他說：“為文之法，曰切曰潔，切在命意，潔在修辭。”又言：
文如春水觸磯，不風自浪，雖無江河浩瀚之觀，而有動宕紆迴之致，詩有性情肫摯處，自覺驚心動魄，咄咄逼人。劉恭冕等：《念樓集書後》。
沈德潛的“格調說”、翁方綱的“肌理說”，他是不認可的，認為自古文學之道，能夠與千年古人相接，就在於真性情，“獨有真性情，千年遙相續，長尋風人旨，庶幾有本末”。
治經之餘，劉寶楠對於史學有著濃厚的興趣，臧否人物，寫有大量的史詩與史論，其治史以漢史為主，從中透露出的信息反映出他特有的史觀。
他所撰寫的一組大型史詩《讀漢書》中，對於周亞夫、婁敬、伍被、江充、息夫躬、爰盎、晁錯、張釋之、杜周、張湯、張騫、傅介子、陳湯、蕭望之、韓延壽、尹翁卷、王莽、翟義等人，紛加點評，提出一些與班固不同的看法。如對爰盎和晁錯的評價，班固認定爰盎“仁心為質，引義慷慨”，卻對晁錯加以譏誚，雲：“晁錯銳於為國遠慮，而不見身害。”甚至以晁錯類比於趙括。班固評定：“讚曰：爰盎雖不好學，亦善傅會，仁心為質，引義慷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時已變易，及吳壹說，果於用辯，身亦不遂。晁錯銳於為國遠慮，而不見身害。其父睹之，經於溝瀆，亡益救敗，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漢書·爰盎晁錯傳》卷四九。
而在劉寶楠看來，爰盎是“竊位作吳相，深湎無忠規，受賂匿其奸，盎罪良當治”，相反“晁錯三十章，讜言能求時”。劉寶楠討論兩人的言行舉止，就其對於國家社稷的貢獻來說，兩人是不可同日而語的，而班固的評論是很不恰當的：“班氏無公評，讚論多微辭。錯豈趙括比，盎何仁義為。
對於交通西域的張騫、傅介子，劉寶楠持否定的態度，指責張騫為漢武帝時期發動的西域、匈奴之戰的禍主，雖肯定張騫的氣節（“張騫留匈奴，其節比蘇武”），但是張騫明知“漢家故侈大，輿圖過三五”，卻說動漢武進兵西域，結果是“征調遍九州，轉餉動三輔，傾國以爭邊，博望為禍主”。在這裏，劉寶楠把漢武打通西域通道，聯絡各國共同抗擊匈奴，認為是漢武帝等君王窮兵黷武、好大喜功的結果。實際上，此非劉寶楠的一家之言，與中國曆史上重視義利之辨的儒家大臣的觀點正合。魏徵就指責張騫為好事之臣，論曰：
自古開遠夷，通絕域，必因宏放之主，皆起好事之臣。張騫鑿空於前，班超投筆於後，或結之以重寶，或懾之以利劍，投軀萬死之地，以立一朝之功，皆由主尚來遠之名，臣徇輕生之節。是知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者也。《通典·邊防九》卷一九三。
劉寶楠還算肯定張騫的氣節，他對傅介子可謂全盤否定。傅介子在漢昭帝元鳳年間，以駿馬監的身份出使大宛，至樓蘭，責其王教，匈奴遮殺漢使，介子在龜茲率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並與隨從幾人深入樓蘭，斬殺樓蘭王，朝廷上下皆嘉其功，昭帝下詔曰：
樓蘭王安歸嚐為匈奴間，候遮漢使者，發兵殺略衛司馬安樂、光祿大夫忠、期門郎遂成等三輩，及安息、大宛使，盜取節印、獻物，甚逆天理。平樂監傅介子持節使誅斬樓蘭王安歸首，縣之北闕，以直報怨，不煩師從。《漢書》卷七○《傅常鄭甘陳段傳》。
在現代史書中，傅介子是作為孤膽英雄形象出現的，稱其能大張漢朝國威，但是在劉寶楠的筆下，此人可謂狡詐之徒。他說：
匈奴殺漢使，有罪誠當誅。匈奴使龜茲，介子斷其顱。兵交使在間，行人夫何辜。華夷赤黑同，莫別狐與烏。況複以詐嚐，軻政亦何殊。萬裏刺一人，僥幸非良圖。歸來取烈侯，功賞毋乃誣。不見趙充國，威信孚八區。
很明顯，劉寶楠不同意班固的史家筆觸，認為作為王者之師，就應按照正統的儒家政治觀念來行事，其觀點類同於司馬光的看法。司馬光說：
王者之於戎狄，叛則討之，服則舍之。今樓蘭王既服其罪，又從而誅之，後有叛者，不可得而懷矣。必以為有罪而討之，則宜陳師鞠旅，明致其罰。今乃遣使者誘以金幣而殺之，後有奉使諸國者，複可信乎！且以大漢之強而為盜賊之謀於蠻夷，不亦可羞哉！論者或美介子以為奇功，過矣！《資治通鑒·漢紀十五》卷二三。相映成趣的是王夫之對於傅介子的評價，與司馬光迥然不同，他從華夷之變的角度立論，說：樓蘭王陽事漢而陰為匈奴間，傅介子奉詔以責而服罪。夷狄不知有恥，何惜於一服，未幾而匈奴之使在其國矣。信其服而推誠以待之，必受其詐；疑其不服而興大師以討之，既勞師絕域以疲中國，且挾匈奴以相抗，兵挫於堅城之下，殆猶夫宋公之自衄於泓也。傅介子誘其主而斬之，以奪其魄，而寒匈奴之膽，詎不偉哉！故曰：夷狄者，殲之不為不仁，奪之不為不義，誘之不為不信。何也？信義者，人與人相於之道，非以施之非人者也。
君臣之義，是劉寶楠史論中最為關注的話題。漢武時期曾有太子舉兵一事。
戾太子劉據，為漢武帝和衛皇後所生，在巫蠱之亂中遭受江充迫害，舉兵後自盡而死。漢武帝極為憤怒，此時朝政動蕩，然大臣明知太子受冤，卻噤如寒蟬，莫敢發一言，隻有壺關三老茂上書，言道：
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漢書》卷六三《武五子傳》。
也正賴此書，漢武帝才冷靜下來，後來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築歸來望思之台於湖。劉寶楠亦以此事入詩，他十分不滿諸位大臣不能仗義執言，隻貪圖安逸與官祿：“壺關三老書，大義全人紀。公卿皆聵聾，緘默保金紫”。
人臣對於社稷的忠誠，在動蕩年代，往往處於盡忠與顧家的矛盾之中。家與國之間，確實令人難以取舍，西漢末年翟方進家族的表現是個比較典型的例子。當時，王莽決定取代漢室，翟方進後代翟義挺身而起維護漢統，兵敗後被殺，王莽掘開其宗族墳墓，燒其祖先棺柩，夷滅三族，誅及種嗣，至皆同坑，並以棘五毒並葬之。《漢書·翟方進傳》評論翟義行為道：
司徒掾班彪曰：“丞相方進以孤童攜老母，羈旅入京師，身為儒宗，致位宰相，盛矣。當莽之起，蓋乘天威，雖有賁、育，奚益於敵？義不量力，懷忠憤發，以隕其宗，悲夫！”《漢書》卷八四《翟方進傳》。
班彪悲痛翟義之舉動，也讚其忠義，但認為君子量力，在如此大勢之下反抗王莽，無疑以卵擊石，反而使得翟氏家族遭受滅頂之災。劉寶楠則以強烈的忠義觀看待此事，直斥班彪胡亂訾議：
當時仗義起，乃有一翟義，目擊宗社凶，有死誌不二，功成非所期，埋名庶不愧，力詘磔陳都，誅夷及種嗣，京觀雖已封，人紀庶不墮，先聲啟南陽，功與陳涉類，世祖闕褒封，班掾漫訾議。
在劉寶楠的信念中，人臣當以君主社稷為重，至於自身家族的榮衰是等而次之的問題。也正是有賴於翟義等人的行為，才使得綱常之道永遠延續下來，不至於遭到破壞。
在詩中評述爰盎後，劉寶楠又以《爰盎論》一文更進一步地闡發了自己的君臣觀。
首句直接點出“爰盎，漢之奸臣也”。在做吳國相時，吳王劉濞已現謀反之意，而爰盎為保全自己，僅勸他“毋反”而已，並不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劉寶楠責道：
王不謀反而勸之毋反，無是理也；王謀反而但勸之毋反，苟免旦夕以自全，上之不能潛消其逆謀，次之不能明正其罪惡，忠臣顧如是乎？
認為晁錯是國之忠臣，也是後代臣子學習的楷模。此文後附其子劉恭冕按語，直接說出劉寶楠的意見：
人臣謀國利害，所在自當直言無隱，豈得緘默苟容以保富貴。錯忠於所事，帝亦知之，而因盎言遽誅錯以謝吳卒，為盎所欺，吳不罷兵，愚在帝不在錯也。
劉寶楠寫好《爰盎論》後，當是發付朋友一閱。我們見到的史料中，就有梅曾亮的回應。梅氏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回信劉寶楠，讚同他對爰盎的看法，說：“生平視爰盎不直一錢，得所示論，乃大快。其作直惟是巧耳，而巧亦不足自全，涉世者可以為戒。王夫之也有類似的觀點：其欲以恩私外市諸侯而背天子，挾莊助外交之心，以冀非望，未可知也。抑或憎妒大臣之軋已，而欲因事驅逐，以立威於廷，而攘人位，未可知也。文帝避殺弟之名，置盎不譴而參用其說。盎之無憚以逞，麵欺景帝，迫晁錯而陷之死，終執兩端，與吳、漢交市，而言之不衷也顯矣。盎，故俠也；俠者之心，故不可致詰者也。有天下而聽任俠人，其能不亂者鮮矣！（王夫之：《讀通鑒論》卷二）
劉寶楠並對漢初期的蕭何和漢末期的荀彧提出自己的看法。
他認為蕭何妒忌韓信功勞，為了取得更高的權勢，雖韓信並無背叛漢室之心，卻陷害韓信有謀反之詞。而在誅滅韓信後，蕭何獲得的政治利益就是“上使拜丞相……益封五千戶，是帝賞何殺信之功”。指出蕭何誣陷韓信的謀反方案漏洞百出，顯為臆造之舉。劉寶楠認同歸有光的觀點，“歸太仆以陳豨事為呂後與相國文致之者也”。劉寶楠並竭力為韓信以前舉動辯白，如韓信請封假齊王及期固陵來緩，世人以為有失臣節，劉氏說韓信請封假齊王是為了鞏固齊地，不使反複，使得項羽腹背受敵，乃是深於謀，類似明太祖奪取元大都策略。至於固陵期緩，也僅僅是求封，並無異誌。
荀彧身為曹操重要謀臣，但是在董昭等人欲進操爵，實施九錫，問荀彧意見時，荀彧談到曹操舉義兵的目的是匡振漢室，事遂不行。
範曄評論荀彧為“殺身成仁”，劉寶楠卻直接說：“彧，魏臣也，非漢臣，範氏之論，為荀彧所愚。”他列舉諸種史實論證荀彧忠於曹操，至於最後荀彧阻曹操進九錫，被逼自盡事情，劉寶楠認為這正是荀彧忠心的表現，釋道：
是時，帝方圖操，九錫既加，帝益忌操，彧之沮昭，必為此也。彧為操計，乃欲白操，操既疑彧，饋以空器，示必殺彧。彧忠於操，無以自明，卒見收逼，感憤飲藥，齎恨無已。其始終忠於魏也可謂至矣。不然，彧持節犒軍，為國家重臣，豈以失操意，遽爾自裁乎，操以空器饋彧，夫豈不可表聞天子，誅其侮慢使臣之罪，而遽隕身以滅其事乎？
事實上，先於劉寶楠的評點，趙翼亦曾持類似的觀點。
而此時曹操也沒有篡位之心。等到曹操權勢已強，不複行人臣之事，終不肯附和，以名義折之，遂見忌於曹操而被迫自盡。
相比劉寶楠，趙翼的觀點就平實得多，亦多合情合理之處。劉寶楠對於荀彧自盡的解釋，實在較為牽強，居然認為荀彧擔心曹操為漢獻帝所謀，而故意阻撓加九錫之舉動，又為了忠於曹操委曲求全而自盡。他也太高估了漢獻帝的實力，把漢獻帝視為對抗曹操的一股強勢力量，居然還說如果荀彧不忠於曹操，完全可以上表獻帝，誅殺曹操，實在是癡人說夢，有悖史實。
使曹操不能輕舉妄動的，正是因為荀彧所代表的士大夫仍有一定的力量，牽製著曹操。曹操讓董昭試探荀彧口風，而荀彧的拒絕讓曹操覺得時機並未成熟，故在放棄此舉後，借機除掉了荀彧。
劉寶楠史論主要立足於漢代人物，他對於漢以後的人物則隻略有點評。劉琨是晉代名將，自司馬睿東渡建康後，唯有他在北方與少數民族政權對抗，後終不支，為石勒所破滅。劉寶楠認為史書往往把劉琨與祖逖並列，但是劉琨遠非祖逖可比，劉琨為人妒賢而好佞，依違胡虜之間，功無可立，業無可就，其人可取的也就是氣節而已。
崔浩替北魏出謀劃策，是統一北方的主要謀臣，但是他卻被魏世祖所殺。劉寶楠認為崔浩被殺的真正原因並非是當時所定的罪名“盡述國事，備而不典”，而是功高震主，因為崔浩之智慮，太後、世祖及同朝內外諸大臣皆所不及。浩雖無震主之威，而有震主之謀，千夫所指，無疾而死。劉寶楠從而感歎北魏不用賢才，任刑為治，固“此魏之所以終於魏與！
劉寶楠除對於漢代人物較有研究之外，明清之政事亦在他討論之列。他曾分析明代倭寇橫行的根由，談到當局軍政敗壞之無以複加，倭寇不過六七十人，經過數千裏，明軍被殺者幾達四千人，曆時八十餘天才剿滅，其原因在於政治的腐敗：
天子修禮齋醮，惡聞人言，大臣藻飾太平，委蛇養望。於是軍國之務，視若弁髦，專閫之選，率多貪劣。屯田占賣伍籍，甌脫州郡大鎮，無一練卒。寇至入虛，聽其飽掠，殺良為虜，冒上首級，末季流寇之禍，兆於此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