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劉寶楠借倭寇之事，點出了明之所以亡於清的緣由所在。
劉寶楠所處的嘉道時期，文網已鬆弛，一些人開始重視收集明末清初抗清人士的事跡，以之彰揚氣節。對於曆史有著濃厚興趣的劉寶楠，也自覺地參與其中。
道光十八年（1838），李璋煜擔任揚州知府，囑托劉寶楠考核史可法祠堂之應從祀者，忠義節孝祠之應補祀者。劉寶楠正值生病，囑咐次子劉恭冕檢錄史誌，劉寶楠複加考定，編定《勝朝殉揚錄》三卷。
他還寫有《書明江都俞氏十三烈事》，談到順治二年（1645）揚州城陷，江都俞氏死難者十三人。俞氏為江都望族，男子死忠，婦人死義，事跡不顯，感歎史載闕如，誰之過與？劉寶楠翻閱俞氏家譜，談到自宋代以來譜係寖廢，其僅存者多附會，不足取信：
若順治二年，揚人之殉難者，不可殫述，而見於誌者百無一焉。俞氏入國朝，子姓微，無文章科目之士。其譜質實可征信，而惜無采錄之者。予嚐欲訪輯殉難諸士民配享史忠正公祠而不果，因記十三人死事，牽連書之，有民社之責者，或有取於予言。關於家譜的問題，劉寶楠在另一篇文章也提到，說宋元以降，士大夫張其家世，必遠援史冊中豐功偉烈，煊赫古今者為始祖，譜法之壞，一至於此。
曆史往往與現實相牽連，以史為鑒而指向於現實社會，在古代社會尤為突出。劉寶楠重視曆史，一則是維係世道人心，一則為服務實務。與劉文淇類似，出於揚州人的考慮，他討論最多、思考最深的實務就是運河、淮河、黃河之事。
道光十一年（1831），江蘇大水，河、淮、湖同時漲溢，災情十分嚴重。是七月初八日（8月15日）兩江總督陶澍上奏：上元、江寧、句容、高淳、江浦、六合、江都、儀征等縣，沿江被水之處，一片汪洋，僅存屋脊。鎮江府屬之丹徒、丹陽兩縣，濱江田廬被淹亦多，淮安府屬之桃源縣、揚州府屬之高郵州、甘泉縣、寶應縣情形尤為著緊。清廷命朱士彥偕尚書穆彰阿往勘。穆彰阿先回京，遂偕左都禦史白鎔察視江蘇、安徽水災賑務。
得聞朱士彥巡視消息，劉寶楠立刻上書與他，希望迅速堵截決口，同時又指出，消除水災不在於決口堵塞的難度，而是堵塞之後還是容易決口，故提出久遠之計。考證史實，他指出淮安至揚州一段運輸漕糧，在明代成化以前，原由各湖串聯，通過各湖而到淮安，故這一段也被稱為湖漕。後來漕船通過各湖，常有風浪過大之險峻，以後陸續在湖邊修建人工運河，在運河與諸湖之間用長堤隔開。而由於黃河倒灌運河，運河底部泥沙日益淤積，堤壩由此也越堆越高，河身高於城市，“百萬生靈岌岌有其魚之恐”。如此狀態下，常規的做法是挑浚運河，但是浚河成本過高，而且過不了幾年，依舊淤積。
劉寶楠提出，恢複明代的湖漕之法，放棄已經修葺的運河，重新讓漕船通過諸湖而北上。為了防止眾人擔心的湖中風浪，劉寶楠建議在湖中較為淺處攔築西堤，而以今之西堤為東堤，改湖為運。實際上，劉寶楠想把湖外的堤壩內移，重新修建一條堤壩，但是湖中修建堤壩的泥土又如何解決呢？劉寶楠最後說：“改河漕為湖漕，誠為今日第一要務。
劉寶楠在此文後又有按語，他另外還有河漕全局一文未上，原稿已經遺失，他描述了其文的大旨。提出運河與淮河、黃河應該分開，不使相連。解決運河漕運方麵，他的建議是每運丁應安置兩船，分運行在河之南北。漕糧從南方運到青浦，再搬運過堤壩入河，裝入停在河北麵的漕船而北上，此時南船放回，也就是仿照唐代的江船不入淮舊法，這樣黃河水就不會倒灌運河，沒有淤積之患。治理黃河之關鍵問題在於黃河的出海口不通暢，海口逐漸壅塞，河水不能入海，隻能旁流於岸外之灘，河水刷泥之力更加削弱，而河水出海不暢以至於河身淤積。為了解決此等問題，劉寶楠建議在黃河近海兩岸，歲歲接長堤岸，束水直接入海，不使其旁流，如此水急衝沙有力，黃河泥沙直入大海，也不至於使河身淤積，堤岸日高。
但是，我們參看朱士彥傳記，朱士彥並沒有聽從他的建議。朱士彥是守成之人，此時清廷也沒有這麼大的魄力來完成如此宏大的計劃。
朱士彥疏言：
揚河廳掣卸石工，及纖堤耳閘，應令工員賠修；又以淮、揚地方官多調署，情形未熟，請飭江寧布政使林則徐、常鎮通海道張嶽崧總司江北賑務。
清廷同意後。朱士彥又奏：
續查下河積潦之區，被災尤重，浮開戶口，為辦賑積弊。應令委員查明後，即於本鄉榜示，放賑時，州縣官據委員原查總發一榜，總查抽查，憑以核辦。
再奏：
山盱廳屬添建滾水石壩，本年啟放過水，現已無從查驗。工員麵稱啟放時石底間有衝裂，壩下灰土亦損，請俟水落責修完固。堰、盱兩廳淮、湖石工掣卸二百餘丈，固限未滿，應令賠修。其石後磚工灰工間有殘缺，應令補築。又盱堰大堤，加幫土工間有蟄低浮鬆之處，應培補，責成河兵種柳護堤。其已估未辦之高堰頭、二兩堡，未估之智、信兩壩，應即興辦。此項與黃河險要不同，向來保固一年。請嗣後各廳土堤及運河堤岸，均改保固三年。運河埽工於經曆一年後，再加保固二年，驗明堅整，始準埽汛修防。《清史稿》卷三七四《朱士彥傳》。
清廷最後的解決方法，也僅僅是修複堤岸，此法僅僅是局部挽救之法，沒有統籌全局，一勞永逸之決策。
劉寶楠上書不行，與朋友之間談論，常憤恨不已。劉文淇有記載：
康熙、乾隆間，揚郡先達如喬石林侍讀、孫邃人刑部皆以爭河事與當道忤，直聲振天下。近今河事亟於往時，楚楨每言及，輒慨憤不已。茲將就館保定，下屆甲午就近應京兆試，於其行也，詩以餞之。……惟期楚楨異日居得言之位，抒建白之誌。劉文淇：《青溪舊屋文集》卷一一《送楚楨遊保定（並序）》。
劉寶楠詩文集中，最大的篇幅為《喬征君下河事宜紀事考》一文，敘述了喬萊與靳輔爭論如何下泄淮河入海的事情。兩人的爭端可見朱彝尊的《曝書堂集》、潘耒的《遂初堂集》。以喬萊為代表的淮揚人士提倡挑浚海口，並疏浚各條舊河，泄去內地之水。靳輔則認為黃河奪取淮河入海，淮河排水不暢，入海口高仰，因此需要采取築堤束水攻沙之法，使得淮河下泄之水，盡在堤內，仰仗堤壩之高於河口之勢，盡驅入海，否則光是疏浚之法，內地地勢不如海口，海水倒灌，河水不能排出，建議修建高一丈六尺大堤，容納河水寬一百五十丈，不使得分泄，河水直入海口。
關於靳輔提出的海口高仰的難題，高郵人孫宗彝實際上已經提出解決海水倒灌之法，建議在淮安至揚州運河堤壩多開水閘，水閘以下之水都有支流通往大海。不需建高堤，僅是把海口相連的支流挑浚，這種觀點也是揚州人所認可的。他們擔心靳輔之法的重要原因就在於如果一修大堤，河身高於周邊七個縣，一旦出事後果不堪設想。另外，重修大堤，會額外侵占農戶田地等。劉寶楠文中也談到靳輔專權，導致了總督董誥罷斥，孫宗彝幽斃獄中。
最後劉寶楠提到，在阮元所撰寫的瑞州同知劉君傳中，認為劉星槎提出的觀點與靳輔相同，但是為喬萊所阻隔，並且說以前阻其如此者，今欲求其如此而不得。劉寶楠不同意阮元對靳輔的讚譽，他說劉星槎是他從父，其措施與靳輔有本質的不同，最後反問道：“其以文襄為然乎？為不然乎？
河漕之事，劉寶楠終日縈繞於心，常有感而發。一日他看到張穆的《煙雨歸耕圖》，“見君此圖心怦怦”，接著談到自己有田地卻不敢耕，因為河淮並漲與地爭，“七邑避水如避賊”。在此詩中，劉寶楠再次提及自己的治河之策：
水力宜分不宜合，江海淮泗何逶迤，劉晏傳搬本諸此，水不侵田漕亦宜，又不見明昌以後河水分二支，一由東注一南馳。黃陵築斷東流絕，河淮合流不可治，河強淮弱勢不敵，蓄清刷黃高堰危，揚州厥田惟下下，蟻孔直使滄海移。
劉寶楠雖然在文學創作和史學方麵多有創見，但在學術史上，他是以經學者的形象出現的。
他論經學研究門徑是研經先通字，由訓詁求義理，他說：
國朝經學昌明過於漢唐，由訓詁聲音以求義理。複由倉頡作書之旨，以求其本義及其通假，而經學益以大明。雖佶屈不可句讀之書，無不曉暢明白，然則欲治聖經，先通小學，世有薄小學為不足道者，非真能治經者也。
他論經學研究主旨：不分漢宋，期於明道。在評論昆明戴孫文集的序中，劉寶楠歎其有功於聖學，其文中如取舍篇之言論，亦是自身心聲：
今之言訓詁者，曰漢學，言心性者，曰宋學，學訓詁者議宋學之虛；學心性者斥漢學之粗。無訓詁安知心性，非心性何為訓詁。……漢儒訓釋聖言，以求聖道，雖未必身體力行，其期於明道則一也；先賢朱子本訓詁之學，力行聖道，本非歧而二之。
劉寶楠對於古書都有濃厚的興趣，認為古書即使偽造，亦能反映當時的狀況，甚有可取之處。自漢末禁止緯書，其學寖微，唐人疏或疑或信。
處於如此的學術背景之下，劉寶楠能夠完成在中國學術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論語正義》，亦是水到渠成。關於道光八年（1828），揚州學友在應鄉試時，大家興之所至而治一經的事情，我們在論述揚州文化特色的時候，略有提及。此事劉文淇亦有記載：
餘弱冠後，與裏中薛子韻（傳均）、涇縣包季懷（世榮）、包孟開（慎言）、旌德姚仲虞（配中）、丹徒柳賓叔（興恩）泛覽經史。楚楨因餘得與諸君交，相與切磋，為友朋之極樂。未幾，而季懷、子韻先後奄沒，仲虞、孟開、賓叔又各反裏門，惟楚楨嚐客郡城，中間移家與餘鄰者且七年，朝夕相見，兩人相資益者實多，楚楨嚐與餘約各治一經。楚楨占《論語》，餘占《左傳》。劉文淇：《劉楚楨江淮泛宅圖序》，《青溪舊屋文集》卷四。
我們閱讀劉寶楠的著作，當也感歎他著力之深，而又無門戶之見，其書代表著清代學術發展的成就。試舉三例說明之。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為，無勇也。”
何晏的注是這樣論述的：
鄭曰：人神曰鬼。非其祖考而祭之者，是諂求福。
刑昺的疏則雲：
“人神曰鬼”者，《周禮》：“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是人神曰鬼也。《左傳》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故非其祖考而祭之者，是諂求福也。
到了劉寶楠這裏，他極大地豐富了“鬼”的文獻解釋。他首先引用經典著作：《周禮·祭法》“人死曰鬼”，《周禮·祭義》“眾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爾雅·釋訓》“鬼之為言歸也”。後又吸收當時的最新研究成果，引用淩曙的《四書典故核》：“祖考之祭，命於天子。如任、宿、須句、顓臾司少皋之祀，蓼、六守皋陶之祀。若鄭伯以壁叚許田，請祀周公，衛成夢康叔曰‘相奪予享’，乃命祀相，皆非其鬼也。又尊卑有等，如《王製》、《祭法》所雲‘廟數有定’，若魯之不毀桓、僖，季氏之以禱而立煬宮，皆非其鬼也。”
最後劉寶楠斷以己意，引用公羊學家的觀點：
《春秋》記載魯成公六年：立武宮。《公羊傳》解釋道：宮也。立者何？不宜立也。何休注：時衰，廢人事而求福於鬼神，故重而言之。
至此劉寶楠總結道：是祭祀其鬼，皆因求福，然既非禮，亦必不能獲福。並引用《左傳》、《儀禮》言語，加強自己的闡述，“《左傳》雲：‘不歆非類’，《曲禮》雲：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劉寶楠的表述，清晰有力，引經據典，又尊重時人的研究成果，不掠人之美，一一標明出處，也為後世的繼續研究奠定了文獻學的基礎。
揚州士人不重門戶，劉寶楠亦是如此，他不理會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之爭，兩派的經典著作《公羊》、《左傳》，並列於他的引述之中，可見他不拘於專門之學之束縛，亦彰顯出他博取眾說之魄力。他對於佛教，也是比較寬容，詩雲：“佛法在中國，駢枝如老莊。獨有好善心，不與儒術妨。感茲明淨理，足以箴愚氓。
劉寶楠論學有自己的主見，並非僅僅爬梳古今人物的論述而已。在下麵的例子中，我們就更明顯地感覺到劉寶楠論學基於實事求是，絕非追求時髦之言論。許慎在清代學人心目中的地位，與鄭玄並列，但是劉寶楠並不以為“凡漢皆好”，敢於與許慎辯爭。如：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何謂鄭聲，許慎的《五經異義》文中解釋道：
《魯論》說，鄭國之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故雲“鄭聲淫”。《左傳》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者，言煩手躑躅之聲使淫過矣。謹案：《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十九矣，故鄭聲淫也。
劉寶楠不同意許慎把詩經中《國風·鄭風》等同於鄭聲的論斷，認為：
《白虎通·禮樂篇》，樂尚雅何？雅者，古正也，所以遠鄭聲也。孔子曰“鄭聲淫”何？鄭國土地民人，山居穀汲，男女錯雜，為鄭聲以相悅懌。又《漢書·禮樂誌》雲：桑間濮上，鄭、衛、宋、趙之聲並出，內則致疾損壽，外則亂政傷民。庶民以為利，列國以相間。皆以鄭聲為鄭國之聲，與《魯論》同。其“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者”，乃《左傳》別一義。服虔《解誼》據之，不與《魯論》同也。又《魯論》舉《溱洧》一詩，以為鄭俗多淫之證，非謂鄭詩皆是如此，許氏錯會此旨，舉鄭詩而悉被以淫名，自後遂以鄭詩混入鄭聲，而謂夫子不當取淫詩，又以《序》所雲“刺時刺亂”者，改為刺淫，則皆許君之一言誤之矣。
劉寶楠認為《魯論》舉《溱洧》一詩，僅僅是證明鄭俗多淫之證，並非就意味著詩經所選錄的鄭風就是淫聲，許慎誤會了《魯論》的本義。否則如許慎所述，孔子明知道鄭風為淫聲，卻編定《詩經》把它們選入其中，實在就不妥當了。
劉寶楠論經有自己的主張，但是並不專斷，如果他覺得別人的解釋雖與他不同，但如可成立，亦加摘錄，並不會摒棄不用。如：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關於“節用而愛人”的解釋，何晏注引用包鹹的觀點。包氏曰：“節用不奢侈，國以民為本，故愛養之。”刑昺沒有作疏。
劉寶楠解釋包氏的觀點，先解釋何謂節用，引用許慎《說文解字》展開道：“說文雲：‘節，竹約也。’申為節儉之義。”又引用《賈子·道術》、《易·彖傳》的相關陳述，指出是人君不知節用，必致傷財，且害民也。
接著解釋“奢侈”，采用《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管子·八觀篇》之說。管子說：
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奸智生，奸智生則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以生，生於無度。故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為國之急也。
至於“國以民為本”的意思，劉寶楠指出注已經說明“愛人”，人指民言，避下句“民”字，故言“人”。春秋桓公十四年穀梁傳：民者，君之本也。君主乎國，故國以民為本。對於此處“人”的解釋，公羊學者劉逢祿也有自己的說法，《論語·述何篇》解此文道：“人謂大臣、群臣。《易·訟》二爻‘邑人三百戶’，舉大數，謂天子上大夫受地視侯也。
劉寶楠雖然對於經義中“人”與“民”的解釋，讚同“人”與“民”同義的說法，但是他覺得劉逢祿的解釋雖與他不合，但也有道理，故在其書中亦加以采用。
劉寶楠的經學不限於《論語正義》，他對經學的其他領域也多有研究。
道光二年（1822），劉寶楠在北京館汪喜孫家中，讀程瑤田撰《通藝錄》，認為其中九穀考，最為精審，而餘姚邵晉涵的《爾雅疏正》（實際應該為《爾雅正義》--筆者注）還沿用舊說。程瑤田曾寫信給邵晉涵與之辯駁，但是邵並未采納。劉寶楠認為程瑤田的文章，獨於麥不載，並且程書中的豆、麻也是闕略，於是在授讀之餘，原本程說，廣引群書，寫成《釋穀》四卷。
在曆史地理方麵，劉寶楠也有涉獵，曾寫過《寶應圖經》一書。
他認為閻若璩的《四書釋地》，誠為不刊之作，但也有一些不足之處，第一過失：閻若璩對待尚書《洪範》篇文字“至無偏無頗”，仍沿用唐開元十三年所製敕改，改“頗”為“陂”，劉寶楠認為實不必改；第二過失：關於“天子三朝”分為外朝、治朝、燕朝之說法，閻若璩采納汪份意見，認為庫門之內為外朝，劉寶楠參考鄭玄、孔穎達之說，認為庫門之外是外朝，汪份認為治朝有堂，異姓之臣不得常在燕朝廷等，閻若璩也采納，劉寶楠認為汪份這些觀點都不正確，所以閻若璩對之加以采納，也是此書的瑕疵；第三過失，閻若璩沿用魏了翁的觀點，認為經文中，稱子不如字，劉寶楠認為並不盡然，舉例駁之；第四過失，閻若璩認為秦漢以來始有“句”的稱謂，相當於古代的言，也相當於章，對此劉寶楠並不讚同。
劉恭冕曾經說過其父劉寶楠的治學經曆：初治毛氏詩、鄭氏禮。其書後雖輟未成，但是他對於詩經、禮的研究，想必融入《論語正義》之中。運用自身對禮製的研究，劉寶楠曾探討過室女守貞是否符合禮製的問題。“室女守貞”問題在清代學者之中，討論比較激烈。劉寶楠的同鄉先賢汪中、焦循都有討論，他也加入了爭論的行列，看法與焦循暗合，思想方麵沒有絲毫突破，成為儒家開明一派的對立麵。
劉寶楠說：
女子在室而婿死，女往婿家守誌，謂之貞女。貞女殉婿者，謂之烈女。此周孔之禮所無，而今之功令所必旌表者也。明歸太樸以女未嫁而為其夫死且不改適為非，近世治禮經者亦以昏禮未成，無婦道於禮，當改適。此明乎禮之跡而未達乎禮經之旨。
劉寶楠談到李西園先生的《姚烈女詩》，就是對自己觀點的引申。李西園談到天地間，大義無兩，女子從一終誼，與臣節比。劉寶楠讚賞此說就是達乎禮經言外之旨也。
關於室女成服守孝之例，經典文獻並沒有涉及，所以後世往往以《禮記·曾子問》的未成婚禮的男女，女死之後，婿為之成服的一段描述作為根據。《曾子問》曰：“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婿齊衰而吊，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鄭玄注此段言論說：“未有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孔穎達《正義》曰：“所以既葬除者，婿於女未有期之恩，女於婿未有三年之恩。以婿服齊衰，故知女服斬衰。”
《禮記》的描述說明：男性在未婚妻去世後，應該穿著齊衰的喪服，但是因為畢竟沒有正式成婚，所以在葬禮結束後，就可以脫下喪服。鄭玄進一步引申此段語意，探討女性在未婚夫去世後，應該穿著最高一等的喪服斬衰，孔穎達推導鄭玄論斷，著重指出女性雖然也要以夫禮事之，但是畢竟未成婚，所以在葬禮後也需要脫下喪服。學者開始討論未婚夫去世後，未婚妻應該處於何等的生存狀態。鄭玄已經做出自己的推論，但是他也僅僅說明女性在未婚夫去世後，應該穿著何種孝服的事情。
後世的學者根據女子為亡故的未婚夫穿喪服為斬衰，而女性一生隻能穿著一次斬衰，所謂的婦人不貳斬，在家為父，出嫁從夫，以此認為既然女性為未婚夫穿斬衰，那就說明是以夫禮事之。劉寶楠也從此說，認為根據經典論述的葬後除服，容其改適，是因為實際上兩人並沒有三年的夫妻恩情。但這些都是禮之中的表象，對於婦人來說，既然從貞如一，確定不貳斬的婦德至高原則，如果改嫁，也就意味著以後還要穿著斬衰，如此就要貳斬。所以劉寶楠認為，雖然聖人沒有講過女子守製不嫁或殉夫之事，但是如果真的如此做的話，“如婿死婦斬而吊，既葬而不除，守誌終身或殉夫死，聖人必不絕之”。所以在確定婦德行的最高原則後，經典之論斷亦可修改。不過在日常人世間，以法律形式讓女性為未婚夫終身守誌，實不可行，劉寶楠定論說：
酌乎中人之情，而許以婿葬斬除。若聽其改適者，而複嚴示以不貳斬，不可改適之禮，此所謂言外之旨。
他雖承認國家律令允許室女改適符合普通百姓之情理，但是在倫理道德規範上，卻要維護婚姻喪葬的準則：不貳斬，不可改適之禮。此段討論，說明了劉寶楠思想中保守的一麵。
劉寶楠同劉文淇等一樣，以提倡婦道為己任，他寫的《喬節母郭貞婦合傳》一文，講到母女兩人的一生行為。王氏嫁給寶應貢生喬大鴻為側室，喬氏早逝，當時王氏才年逾三十，母子九人相依為命。長女早年許配郭銓為妻，郭銓長期在外並無消息，此女苦苦等待至三十歲，按照國家律令，如果婿長期不歸，可以告知官府，得許他人。喬氏宗族把此情況告訴長女，該女哭泣自誓決不同意改嫁他人，否則她必赴死，如此情況之下，別人也就不再勉強她。此時，有人出於好意找到郭銓，並讓郭銓入贅喬氏，宗族湊錢給他們租房子。郭銓習伍市儈，客人來時，就讓此女出陪，此女如不答應就責罵不斷。嫁不得誌，此女最後患寒症得疾而死。母女如此經曆，令後人感慨，但是劉寶楠卻從婦女守貞的角度，論曰：
節母每語子姓，輒稱述忠節廉孝之事，仁義道德不去口。子姓輩或退而笑之。嗟乎，此士大夫所不樂言者，而得知於婦人，可不謂難與？……郭氏晚嫁不得誌，而以死自全，是母生是女，宜哉？
毫無疑問，劉寶楠能夠在學術上取得卓越成就，與他所處的環境密切相關。劉寶楠周圍有一群旨趣相投的高水平學友，劉文淇當然是最為親密的一位，其他如梅植之、薛傳均、汪穀、方申、包慎言、包世榮、柳興恩、楊亮、王僧保、王翼鳳等人，我們在前麵論述劉文淇的文章中已經大致做了介紹，這些人既是劉文淇也是劉寶楠的師友，他們之間組成了聯係緊密的學術圈子。另外，劉寶楠也還有其他師友的交流活動。
學界前輩伊秉綬對劉寶楠頗為讚賞，劉文淇曾有一詩記載知遇之恩：
一麾守揚州，百裏馳郵傳，曰餘聞劉生，召置門下便，……禮遇過群彥，由是孺子名，稍稍供談燕。
嘉慶十一年（1806），伊秉綬讓高郵宋石甫教授次子伊念曾，讓劉寶楠一並受業。宋石甫當時號稱揚州十秀才之一，並列者為焦循、朱士彥等人。
他的學友還有孫應科。孫氏撰有《四書說苑》一書，其祖體齋先生為劉寶楠父老師，孫應科年二十多歲由高郵遷到揚州範水，修學授徒，與劉寶楠同館書塾，輒相討論經義。嘉慶二十二年（1817）、二十三年（1818）劉寶楠僑居郡城，孫應科著書北城蕭寺，日夕過從，互質所得。
揚州嘉道之際樸學興盛，然而功名甚少，其原因我們在前文中已經有解釋。劉寶楠自述生平經曆，在揚州士人之中，較有代表性。
。在《答某書》中，他談到少負異誌，以為功業可立就，後來潦倒名場，無奈糊口四方，所教學生，如紈絝子弟，商賈子弟，動輒相忤。並提到自己與人交往，往往結果是周旋既積，謗嫉漸生，美始惡終，所如甚為不合，至於文章道義之友，此生不過數人。並指出自己以為“士君子不得誌於時，無益於人世”，應該隱居，“負鋤南畝，屏跡東田，蓬頭之子，率以躬耕，椎髻之妻，偕以操作，不當涉足車馬之途，側身冠裳之地”，然而自己的行為終違此誌向。
《答薛子韻書》，是劉寶楠安慰薛傳均之信。薛傳均在福建做幕僚時為鄉思所困，來信與劉寶楠述說。劉寶楠回信談到在外幕僚好處有四，在家劣處有四（實際也說明自己在家鄉授徒的困苦），希望他能在外做好幕僚。信中他與薛傳均共勉，談到如果生活優越，又或早得科舉，也僅僅是百年富貴而已。現在自己與薛傳均雖困頓諸生二十五年，一貧如洗，但是也銳意求學，求流傳於世，這也是天地之平衡也。
《答陸小岩書》是他給陸聯桂的回信。他談到自己生活困頓，在外糊口，“進無致身之才，退無歸耕之計，雖欲返棹涇河，閉門課子，豈可得哉？”然希望乘此中年勤思著述，使後人得讀自己所著之書。信中，他引用淩曙、陳逢衡的觀點，來說明著書的必要。淩曙曾說：“七尺之軀，終歸朽腐，欲得替人，在此一尺書耳！”陳逢衡說：“著書即須成，成書即須刻，刻書即須多印行，俾流布海內，久遠之後，或有一二部得之，灰燼之餘，吾之姓名庶幾少留天壤。”劉寶楠認為此兩君的言論痛切不減古人。劉寶楠自述：
人生三十以前，縈心科目，覬覦微名，悠忽半生，輕於一擲。五十以後，貧老兼並，文采脫落，聰明蔽塞，兒童項領，故舊凋零，衰朽是遺，聾聵見憎，傭書教學無一應者。柴門深閉，庭除草滿，饑臥不出，杳無人跡。若乃婚嫁逼人，食指增劇，尚賴老馬負糧，病鷹求食，茹嗟來之飯，啜呼蹴之羹，扶杖旁皇，力殫而踣，此豈皆無過人之才，自甘朽棄，至死而不悔哉?
對於嘉道之際揚州士人科第之遭遇，李慈銘感歎道：
閱劉孟瞻《青溪舊屋文集》。其中如《寶應喬循吉（德謙）傳》、《戴靜齋（清）傳》、《方端齋（申）傳》、《劉迪九（履恂）墓誌銘》、《甘泉薛子韻（傳均）墓誌銘》、《江都梅蘊生（植之）墓誌銘》，所記皆一時樸學，而畢生坎廩。循吉、靜齋皆以諸生老；端齋五十二歲始補諸生，兩年歿；迪九四十九歲始得鄉舉，未十年卒；子韻十赴省試不中，歲科試亦屢被抑，甫就福建學政陳侍郎用光幕府，未一年遽客死；蘊生年四十六舉於鄉，越四年而卒。孟瞻亦終於優貢，其道光辛卯秋作別號舍詩，言前後省試已十一次，此後不複入場；然次年壬辰恩科，以父病不就試，其後甲午、乙未、丁酉仍皆就試，己亥始複作詩，疊前韻，誓不複往。其辛卯同作詩約不應舉者，劉楚楨（寶楠），與孟瞻同以嘉慶己卯貢太學，其後至道光庚子始舉於北闈。蓋皆不能守約，終身場屋。區區科名，世上小兒如拾地芥，而經師宿儒，窮老盡氣，不能一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