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學興起的原因探討，學界迄今基本有四種觀點。
（一）章太炎、劉師培等認為常州多文人，而文人喜文辭比興，擅發揮比附，與今文經合拍。常州今文公羊的興起，與此地區盛產文士有關。章太炎說：“經說尚樸質，而文辭貴優衍；其分途，自然也。文士既以熙蕩自喜，又恥不習經典。於是有常州今文之學，務為瑰意眇辭，以便文士。
劉師培指出文人特點和今文經的關係外，更推斷常州士人治今文經，是跟學術主流的樸學爭奪學術領導權，他說：
孫星衍、洪亮吉，幼事詞藻，兼治校勘金石，以趨貴顯之所好。及記誦淵雅，複用以肄經，由是經學與糅雜，而經生為世詬病自此始。……常州自孫、洪以降，士工綺麗之文，尤精詞曲，又慮擇術不高，乃雜治西漢今文學，雜采讖緯以助新奇。始莊存與治《公羊》，行義猶飭，張惠言治《虞氏易》，亦粗足自守。莊氏之甥有劉逢祿、宋翔鳳，均治今文，自謂理炎漢之墮業，複博士之緒論。然宋氏以下，其說淩雜無緒，學無統紀，遂成支離，惟儷詞韻語則刻意求新，合文章經訓為一途。劉師培：《清儒得失論》。
章、劉他們注意到文人特點和今文經學的聯係，然對於常州公羊學的興起，尤其是莊存與研究公羊學的原因未多加闡述，觀點比較寬泛，未被後人重視。
（二）楊向奎、吳澤等人的社會矛盾說。他們認為現實社會的變化將會導致思想的轉變。楊向奎指出，莊存與所處的年代正值封建社會遭受危機，內部的資本主義萌芽已在滋長，舊的地主階級感到處於危亡的時代，他們要進行自救，要鞏固這固有的階級秩序。
但是他們的推論似乎存在一定矛盾，莊存與作為清代公羊學的始祖，他的公羊學說與康有為等發揮的公羊改製學說有著很大的不同。如果說康有為的公羊說，是源於社會矛盾激化，促使他吸取公羊學變革學說，以經幹政，企圖建立資本主義社會的話，那麼在莊存與身上，我們就沒有看到社會矛盾的反映。後楊向奎雖注意此立論的問題，並試圖加以彌補，說：“思想反映現實的要求是曲折的，莊存與的著作我們看不出這種要求，但在孔廣森的思想中反映世族地主的意識形態是顯著的、自覺的。
其要點是仍然堅持他的總體思路。
（三）劉桂生認為莊存與的公羊學說具有“講義”的性質，莊氏所撰《味經齋遺書》中的著作，都是他在入值上書房，教學成親王永瑆的筆記基礎上形成的，我們歸納為“講義說”。他的直接論據即是永瑆所寫《送莊方耕師父提督河南學政序》中提到的：
先生誨餘數年，至意周畫，不可一二記憶。……教以《禹貢》……教以《春秋》……教以《周禮》、《儀禮》……
而莊存與所著《味經齋遺書》又大多包括以上所列經書，因此劉桂生認定“同一作者在同一時期內講述之內容與撰寫之稿件，兩者之間必然有相同、相通或相近之處，此乃合於常情之事”。莊存與采用公羊學教授滿洲皇族，出於公羊學富有的“以文化而非血統為本位”之民族觀，“隻要滿洲貴族接受中國文化，則可以中國視之”。且莊存與對漢族知識分子得不到重用而不滿，則用“譏世卿”這條公羊大義來表示抗議。劉桂生：《從莊存與生平看清代公羊學之起因》，《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紀念論文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
（四）艾爾曼提出“今文經學的崛起，是士大夫們為消除危害儒家政治文化的和珅之害努力的一部分。今文經學的複興反映了士紳集團在國家與其支柱--士紳的關係劇烈變化時，關心自身政治命運意義的複蘇。
莊存與轉向公羊經學，是因為與和珅鬥爭失敗後回鄉著書，假借經典外衣，表達對和珅不滿。
我們歸納為“政治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