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種不同的說法中，艾爾曼的學說最有影響力。
無疑他的方法也獲得學人的喝彩，程美寶把他的方法同近人的思想史研究相比較，指出：
艾爾曼運用了區域研究的取向（regionalapproach），把常州學派視為一個學術群體（academiccommunity），利用不少族譜和地方史料，具體而微地論述了常州今文經學興起的過程，而這種把思想史置於地方史、家族史以及涉及朝廷派係鬥爭的政治史的脈絡的分析，是結合艾爾曼對於思想史內在學理邏輯的駕馭而成的。如果說林毓生、列文森、甚至湯誌鈞陳述的政治和社會史脈絡都太空泛，太籠統，距離思想史的內容太遙遠的話，艾爾曼的區域研究取向，提供了一個適當的插入點，把三者有機地聯係起來，所謂的政治史、社會史和思想史的區分，也由此消失於無形。
又如《文學遺產》在1999年以對話的形式刊登一係列對20世紀文學回顧文章，關於明清詩文領域裏，曹虹談到：“對思想史或學術史上的學派的研究，往往也能促動文學流派的研究……美國學者艾爾曼的《經學、政治和宗族--中華帝國晚期常州今文學派研究》，可為代表。舉例來說，古文家惲敬的《三代因革論》，王先謙選入《續古文辭類纂》，讚曰：“融通古今，通達治體，方能為此大文。”評價雖高，卻使人覺得空洞；而艾爾曼進一步指出作者既具古文家的道德熱忱，又有今文經學通經致用的學術精神，這樣的分析就使原作的好處得到落實。
艾爾曼的著作以《經學、政治和宗族--中華帝國晚期常州今文學派研究》為題，揭示了其研究方法。
他期望通過常州今文學的研究，提出思想史研究的範式（也就是思想史和社會史的重疊，他稱之為“文化史”）。他的設想的確給我們的思想史研究開拓了新的視野，眾人的讚許自是當然。但問題的關鍵是，他提出的社會史、政治史、思想史能否真正在常州今文學派研究中整合。所謂的社會史、政治史、思想史的統一，我們認為或許在解釋某些思想史的問題是可行的，但在一些曆史現象中並不能得到體現。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仍是曆史解釋的不二法門。如果為了迎合自己新的研究思路，而把此方法套用到從事的領域，那就是削足適履了，艾爾曼無疑是犯了這樣的錯誤。我們下麵以艾爾曼的研究為開端，討論常州今文經學興起的原因和發展的過程。
艾爾曼的社會史取向以宗族為中心展開論述，他用兩章的篇幅，描述清晚期江南宗族和常州莊、劉兩族，其目的就是證明莊氏家世的顯貴為常州今文發展提供的保護，他講：“莊氏家族內在親屬關係網絡以及與劉氏成功的姻親，成功地保護了常州士大夫秉持的儒家經世學說的生存，使之順利通過了明清易代的衝擊。”又講：“常州今文經學隻是18世紀常州的一股重要暗流，它受到中華帝國晚期家族權力的庇護，吸收了17世紀東林黨傳統的滋養，到19世紀，成為士大夫經世思潮的主流。
為了得出這個結論，艾爾曼必須用材料來說明莊家在科舉中的得意，有能力保護這個經世傳統。
艾爾曼用莊氏族譜標示的科舉成績來說明莊家的顯赫聲名。莊氏在明初從鎮江金壇遷至常州，四傳至莊懌，中進士，為山東布政使參政。後武進莊氏成為望族，多從此一支所出。莊懌後代，分出四房，莊齊為第二房，在莊氏家族第二房中，莊廷臣、莊起元在清代占主導地位，這兩支到清代時已是聲望顯赫，莊齊元一支七代產生九位進士，他的四個兒子，三個中進士。莊廷臣一支的建樹也可與莊齊元一支相媲美，莊存與即是其後代，在三代之內，莊存與一家出了八名進士、四位舉人。
在傳統社會，功名的獲得，大致上是一人跨入仕途的前提條件。艾爾曼對於家譜的爬梳，讓我們對於莊氏家族舉業的發達有了清楚的認識，可謂具有篳路藍縷之功。但是，對進士數字的羅列並不代表一切。吳仁安根據《清代職官年表》，指出清代庶吉士總數是6216人，其中隻有3975％（即2470名）的庶吉士後來累遷為高級官員，而其餘的6025％（即3846名）的庶吉士後來隻能擔任中低級官員。清代高級官員8451名，其中庶吉士出身者2470人，隻占高級官員總數的2923%，可見在高級官員中庶吉士出身者的比例是不高的，亦即清代庶吉士群體的政治命運和仕途地位遠不如明代庶吉士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