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柱，雍正五年（1727）進士，為庶吉士，艾爾曼說，莊柱供職翰林院，實非。庶吉士散館為知縣和供職翰林相差極大。
散館後以大興知縣用，後為溫州知府、海防兵備道（正四品）。彭定求稱他最善書法，詩文亦有家法，“稿成輒散去，素以炫名為戒。
莊柱子二：莊存與和莊培因。莊存與官至禮部侍郎（正二品），莊培因乾隆十九年（1754）中狀元，逐遷至侍講學士（正四品），任福建學政，後卒莊勇成：《學士仲淳弟傳》；莊培因：《虛一齋集》卷首，光緒九年陽湖莊氏家刻本。
莊存與子三：一為縣學訓導，一為詹事府春坊中允（正六品），一為內閣中書（從七品）。
繼承莊存與學業的是莊培因子莊述祖，以同知終（正五品）。莊述祖傳授於莊綬甲，綬甲為監生。
以上，我們對常州莊氏最有影響的兩支作了簡單的分析。誠然，莊氏能在仕途上保持一定地位，亦可謂名家世族，但如果據此而說所謂的明末唐順之、莊起元等經世傳統被莊氏家族所庇護，實令人懷疑。他們沒有這個能力，也沒有這個自覺意識。入清以來，常州莊氏並非如艾爾曼所述的眾多成員任職顯要，真正能做到舉業成功的還是從莊存與父親開始。莊存與之所以選擇公羊學，更多的出於自身的原因。
艾爾曼說：
為了避免關於清代今文經學的線性曆史敘事的固有偏見，我們應該以開端代替終結。這並非輕視今文經學在光緒1898改革維新裏的重要性，而是要將開端當作開端去發掘，不要流於事後聰明的曆史目的論。
艾爾曼做到了第一步，他把莊存與和劉逢祿放到了當時政治的舞台中心，而非僅僅是康、梁或者龔、魏的注腳。但是在第二步上，他還是沒有避免事後聰明的曆史目的論。他實際上以嘉道時期公羊學和經世致用的興起，來比附明末常州唐順之、東林黨人的經世主張，中間這一段的空白，艾爾曼稱之為暗流，受到了他所證明的顯赫莊氏家族的保護，由於莊存與和和珅政治鬥爭的失敗，轉向公羊學譏諷時政，繼而明末的經世傳統又開始複興。由此他完成了對思想史、政治史和社會史的統一建構。所謂傳統，本是極其複雜的問題。後代人承襲前人的思想，所作所為遵循前人教誨，當可以說是傳統的影響；但也有後人已有成熟的思想體係，因和前人合拍，而推崇前人思想的情況，這兩種曆史現象不仔細辨別，常會混同不清。清末革命黨人對於王夫之的推崇就是很好的例子。王夫之在清末被推崇為清初三大儒之一，但在其生活的年代，除了劉獻廷外，外人不認識，學說湮沒兩百年，直至19世紀30年代末，鄧顯鶴等人編校《船山遺書》，才使其學說為世人所知。革命者在推翻清皇朝過程中，對其學說大為讚同，無疑他的嚴夷夏之防，符合革命黨人滿漢之別的主張。革命黨人大力宣傳他的思想，意圖把滿族皇朝作為異端在文化上進而推衍至政治上加以排斥，王夫之學說愈到後來，名聲愈顯。我們可以說革命者吸收了王夫之學說，但不能說革命思想的產生是由於傳統思想的複興。孰為因？孰為果？實需認真辨別。
艾爾曼竭力擺脫“現代化的敘事”方式，但研究中國依舊有一層隔閡，譬如對於士大夫階層、社會的看法。不容諱言，傳統的西方和中國在政治、社會結構方麵是有很大不同的。大致上，工業革命以來西方把社會和國家（政治）分得很清楚，在社會和國家之間保持一定的距離，所以後世研究者常有公共領域、市民階層的字眼；而中國作為政治、思想大一統的國家，國家就是社會，政治權力是無遠弗屆的，滲透至各個領域，國家和社會之間少有緩衝的空間，一般的士紳也就是在賑災、地方福利、農田水利等方麵幹一些具體而微的事情，以表現自己的存在。
可惜他意識到這一點，卻沒有在研究中做到這一點，在分析莊氏家族時，儼然視之為經世傳統的庇護者，類似於中世紀意大利封建家族對於藝術的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