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禮學與人事聯係，自然會涉及對荀子的評判問題。張惠言不似淩廷堪對荀子大加褒揚（淩著有《荀卿讚》），他對荀子的評價仍有所保留，在《讀荀子》一文中，謂：“孟子之言性善，所謂操其本也，荀子之言性惡，所謂操其末也。”不過張惠言的此文落腳處，還是在文章最後的幾句話：
孔子言仁，而孟子益之以義，荀子則約仁義而歸之禮，夫義者人之裁製也，禮者仁義之檢繩也，孟子之教反身也切，荀子之敎檢身也詳。韓子曰：求觀孔子之道，必自孟子始。後之學者，欲求其途於孟子，自荀子始焉可也。張惠言：《茗柯文》初編。
張惠言指出人的情欲的必然存在，又肯定人有向善一麵，有是非之心，希望以禮約情。他說：
蓋先王之製禮也，原情而為之節，因事而為之防，民之生固有喜怒哀樂之情，即有飲食男女聲色安逸之欲，而亦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故為之婚姻、冠笄、喪服、祭祀、賓鄉相見之禮，因以製上下之分，親疏之等，貴賤長幼之序，進退揖讓升降之數，使之情有以自達，欲有以自遂，而仁義禮智之心油然以生，而邪氣不得接焉。張惠言：《茗柯文》三編《原治》。
既然張惠言堅信先王創禮是因為人，也難怪他指責“後之君子……不治其情，而罪其欲也，不製其心，而惡其事也”，矛頭直指程朱理欲觀。那麼張惠言談的禮究竟是什麼呢？他並沒有對三禮做具體學理上的闡述，也沒有膠執於今古文經之爭，而更多地體現在對禮治的落實一麵，依他對禮製的列舉所述，應是遵從《儀禮》中的那套規定。
要重興禮治，就需要恢複禮製。為了能夠使禮治達到實際的操作效果，張惠言采用了被梁啟超稱之為“一大創作”的圖表方法說經。阮元在《張皋文儀禮圖序》中指出張惠言的用意：以為治儀禮者，當先明宮室，故兼采唐宋元及本朝諸儒之義，斷以經注，首述宮室圖，而後依圖比事，按而讀之，步武朗然。又詳考吉、凶、冠服之製，為之圖表。又其論喪服，由至親期斷之說，為六服加降表，貫穿禮經。阮元：《研經室集》一集卷一一。
從易、禮入手，追求儒家本原，是張惠言的人生理想，但他恢複禮製，有他對現實社會的憂慮在。如張惠言指責科舉取士無人，憂患時局沒有人才。可見《與左仲甫書》（《茗柯文》二編卷下）、《楊君茹征墓誌銘》（《茗柯文》四篇）、《承拙齋家傳》（《茗柯文》四編）。指責官吏道德卑下，見《送張文在分發甘肅序》（《茗柯文》初編）、《許省身家傳》（《茗柯文》四編），批判人心風俗惡劣，見《答錢竹初大令書》（《茗柯文》四編）。
禮本身就是一個等級製度，後世的綱常當是以它為基礎的，時局混亂，促使張惠言考慮當局應整肅紀綱，采用非常之法。為此，他與座師朱珪爭論。“文正（朱珪）言：天子當以寬大得民。皋文言：國家承平百餘年，至仁涵育，遠出漢唐宋之上，吏民習於寬大，故奸孽萌芽其間，宜大伸罰以肅內外之政”惲敬：《大雲山房文稿》卷四《張皋文墓誌銘》，四部叢刊初編本。
張惠言對恢複禮製很有信心，覺得“先王之製禮也甚繁，而其行之也甚易，其操之也甚簡，而施之也甚博”，但從他具體針對現實社會而采取的措施來看，我們不得不說他是迂闊的儒者。如他提倡平民應“謹章服之別”，從服飾上區別德者和富者。他想憑此激勵天下之人，以達到儒家傳統中的德治天下的目的，這就明顯失去了實際的操作意義，也不會被當時人所取用。張惠言甚至以禮製的等級觀念劃分社會行業，企圖把傳統的士農工商固定於各自的領域。他認為：“欲民之無饑寒，莫若均利源；欲利源之均，莫若正民業。”如何正民業呢？於是他提出在各個行業中計算每個行業所需要的人數，所謂的“今計一縣之中，田上下之率給幾何人？山澤所出給幾何人？四方貨賄市井之贏息所食者幾何人？謠俗所資技藝工匠之巧須幾人也？磽瘠之可化者幾何？……”。張惠言沒有說明如何統計各行業所需的人力，他也沒有這樣的技能，他隻是提供了思路。接著，他想當然地說：“總其數而乘除之，必使所業與利相當，而劑其有餘不足。”張惠言：《茗柯文》補編卷上《吏難》。
就這樣，他以簡單的算數乘除法，完成了對於如此複雜的各行業人數分配。畢竟是書生議政，我們隻能說張惠言有經世之心，沒有致用之能。
張惠言研究最深的致用之法是保甲製度，中心就是提高士紳在鄉村中的地位，取代平民任職的保甲長。他認為鄉村的症結在於吏與民的隔閡，而官吏惟利是私，胥吏滋擾，百姓深受其害。為此他提議仿照古代三老之製，采用鄉舉方法舉薦賢人，擔當保甲之事。他具體建議：
鄉設一局以紳衿一人總理，士夫數人輔之，謂之董事。牌頭無常人，輪日充當，謂之値牌。如此則牌頭之名不達於官，董事民間所自舉，不為官役，又皆紳士，可以接見官府，官吏雖欲擾之不可得矣。張惠言：《茗柯文》補編卷上《與金先生論保甲事例書》。
他所籌劃的董事局成員“以本鄉有才德能辦事者為之，皆聽本鄉公同議舉，地方官不得差派”，保甲經費的籌集，“收貯開銷，皆聽本鄉經管，地方官一切不問”。至於對百姓的編戶審查，則“責成本鄉紳士遵照條法，實力舉行。地方官隻受紳士成報，時加勸導，不得令差役挨查”。張惠言的保甲製度，頗有地方自治之意。隻是他並沒有理解清政府用意所在。殊不知，清政府之所以用平民擔任保甲長，本是抑止地方紳權的伸張，達到地方權力的平衡。
隻是到了鹹同時期，政局的變化，使清政府失去了直接控製鄉村的能力，紳士才逐漸獲得了對鄉村的領導權。不過這種局勢的出現，已經是張惠言去世後50年了。對於保甲的看法，張惠言弟張琦晚年就較中肯，說：“往時客新安，縉紳有欲行保甲者，屬琦兄弟詳定事宜，條理頗具，以為救時之良法，莫此若也。既更數十年，就聞見所及，而後知保甲之利不勝其害。……愚且以為有難且不使者，何也？今於太平無事之時，強而行之，鮮不畏其煩費……保甲者，用以團練則可行，不用以團練則不可行。保甲救亂之法而非致治之本也。……（保甲）適以重困吾民而為胥吏開其利也。”（張琦：《宛鄰文》卷一《答陸劭文論保甲書》，道光二十年陽湖張氏宛鄰書屋刻本）
張惠言的經世思想，直接影響了他的詞學理論的建立。他和其弟張琦在嘉慶二年（1797）憑借曆代詞的選本《詞選》，一舉創立了常州詞派，成為此後清朝聲勢最大的詞派，一直影響到民國。張惠言對詞學理論最完整的闡述，體現在《詞選》序中。他說：
意內而言外者，謂之詞。其緣情造端，興於微言，以相感動，極命風謠。裏巷男女，哀樂以道。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回要眇，以喻其致。蓋詩之比興，變風之義，騷人之歌，則近之矣。然以其文小，其聲哀，放者為之，或膚蕩靡麗，雜以昌狂悱優。然要其至者，莫不惻隱盱愉，感物而發，觸類條鬯，各有所歸，非苟為雕琢曼詞而已。張惠言：《茗柯文》二編卷上《詞選序》。
令後人費解的是，現存的張惠言文集中，除了這篇序言，一字也未提詞學。有人解釋道：“張惠言致力於詞的創作和理論探索都比較晚，所以，他還沒有來得及進行總結。”並認為“中國古代的正統文人，往往視詞為小道，因而不予重視，但從張惠言的詞學理論來看，卻顯然得不出這樣的結論”。
但揆諸事實，我們就會發現，張惠言確實並未重視詞學，此說隻是為尊者諱，或以該詞派後人的尊詞體思想套於張惠言身上。張琦闡述《詞選》編選經過：“嘉慶二年，餘與先兄皋文先生同館歙金氏，金氏諸生好填詞，先兄以為詞雖小道，失其傳且數百年，自宋之亡而正身絕，元之末而規矩隳。
從此句可以看出：（一）《詞選》編選本身隻是為了給金氏家塾學生提供讀本，可以說是文學普及本；（二）張惠言認為詞為小道；（三）雖為小道，但詞學之道與宋詞學之法到元都已喪失了，所以他以《詞選》來示金氏諸生詞學門徑。
我們憑借張惠言文章透露的信息，簡單羅列張惠言的求學生涯如下：16、17歲的時候，開始謀求科舉出身，同時問學錢伯垌書法和詩；18歲向姐夫董達章學詩；28歲，王灼和錢魯斯相繼勸其學古文；29歲，涉及易和禮；32歲編成《七十家賦抄》；36歲，問禮於金榜；37歲編成《詞選》；41歲去世。張惠言在他有關回顧文學生涯的文字中，未有填詞一項，大體上詩、賦、古文是他文學創作中文體的先後順序，其中古文是他著力最勤的。
張惠言的文集，基本上收錄著他嘉慶二年（1797）後所寫的文章，其《文稿自序》明確地昭示了晚年用力所在：
餘生四十年矣。計自知學在三十以後，中間奔走憂患，得肆力於學者才六七年，以六七年之力而求所謂道者，敢望其有得耶？使餘以為時文辭賦之時畢為之，可得二十五年，其與六七年者相去當幾何，惜乎其棄之而不知也，後此者尚有二十五年耶？②張惠言：《茗柯文》三編《文稿自序》。
應該說，張惠言早期的文學創作原為辭賦之文，28歲時在王灼和錢魯斯相勸下，才勤力於古文。但他在“為之一二年稍稍得規矩，已而思古之以文傳者雖於聖人有合有否，要就其所得，莫不足以立身行義，施天下致一切之治……道成而所得之淺深醇雜見乎其文，無其道而有其文者則未有也”②。也就是此時開始，張惠言慢慢從文士向經生轉變，本意以聖人之道，實己之古文，亦“文以載道”之意，重心仍在古文上。但是在研究群經過程中，他的學習取向已有變化，更注重於儒學經典，難怪他臨死前一年，悔歎六七年的求道時間太短，“使餘以為時文辭賦之時畢為之，可得二十五年，其與六七年者相去當幾何，惜乎其棄之而不知也”。
張惠言的詞論，無疑是這種治學背景下產生的。他本不重視詞學，但是既然因為私塾教書時候“金氏諸生好填詞”，他也借著這個契機，來闡述宣揚詞之效用，比附於詩教。
和清朝詞學的其他兩大流派（陽羨派、浙派）相比，常州詞派的理論出現是最倉促的，但也是影響最深遠的一派。後人指出張惠言的貢獻，一般是兩點：（一）尊詞體，而倡意內言外；（二）提出比興之說。但我們從清詞史看，前一點，實際上張惠言之前的詞論早有闡述，而且比張惠言具體和詳細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