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惠言、張琦開創常州詞派在前，而在藝術技巧和思想內涵上作更進一步闡述，並確立了常州詞派地位的則是董士錫和周濟，尤其是周濟。清末詞學大師朱祖謀論其地位：“金針度，《詞辯》止庵（周濟）精。截斷眾流窮正變，一燈樂苑此長明。”《望江南·題周保緒詞集後》。龍榆生說：“開清季詞風之盛，而流波迄於今日者，蓋周氏之力為多矣！
周濟，字保緒，一字介存，號未齋，晚號止庵，幼時就敏悟絕人，好讀史談兵，精騎射擊刺。
嘉慶十年（1805）中鄉試，第二年成進士，時年25歲，可謂少年得誌。殿試時，因縱談天下事而犯忌，以知縣用，其父擔心他心急壞事，為他請改教職，選淮安府學教授。不久與知府不合而辭去官職。
感慨所寄，不過盛衰：或綢繆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己溺己饑，或獨清獨醒。一一隨文人之學問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見事多，識理透，可為後人論世之資。詩有史、詞亦有史，庶乎自樹一幟矣。若乃離別懷思，感士不遇，陳陳相因，唾沈互拾，便思高揖溫、韋，不亦恥乎！周濟同郡之人清初陳維崧亦說：“蓋天之生才不盡，文章之體格亦不盡。……要之穴幽出險以厲其思，海涵地負以博其氣，窮神知話以觀其變，竭才渺慮以會其通，為經為史，曰詩曰詞，閉門造車，諒無異轍也。……選詞所以存詞，其即所以存經存史也夫。”（陳維崧：《湖海樓文集》卷二《今詞選序》，光緒十七年重刊本）陳維崧的此言論經過康乾後，並沒有引起多大的注意。而周濟此論卻影響深遠，主要原因也在於時代的變化。
由於周濟等人的鼓吹以及局勢的動蕩因素，使得那些憂國懷民的士大夫們越來越看重詞學的社會功能。
周濟一麵倡導詞史，把詞作為載德論世資治之工具，另一麵把握文學的藝術特質，示人以門徑。他所提出的寄托說，實為詞學理論一大創造，巧妙地消除了藝術技巧和思想內涵之間的衝突。他說：“初學詞求有寄托,有寄托，則表裏相宣,斐然成章。既成格調，求無寄托,無寄托則指事類情,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在《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中，他把寄托說闡述的更為詳細：
夫詞非寄托不入，專寄托不出。一物一事，引而伸之，觸類多通。驅心若遊絲之罥飛英，含毫如郢斤之斫蠅翼，以無厚入有間。既習已，意感偶生，假類畢達，閱載千百，謦欬弗違，斯入矣。賦情獨深，逐境必寤，醞釀日久，冥發妄中。雖鋪敘平淡，摹繢淺近，而萬感橫集，五中無主。讀其篇者，臨淵窺魚，意為魴鯉，中宵驚電，罔識東西。赤子隨母笑啼，鄉人緣劇喜怒，抑可謂能出矣。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附錄。
文學作品給予讀者以審美快樂，重要的一點是藝術指向的模糊性。現代文論認為，讀者在文本解讀中，獲得認知上的愉悅。人們可以憑著自己的意識，發揮主觀性，在閱讀中也創造著作品。讀者不是被動的接受者，讀者和作者本身就是互動的關係。周濟對於文學特質的感悟能力，令後人驚歎。譚獻評：“以有寄托入，以無寄托出，千古辭章之能事盡，豈獨填詞為然？
可謂周濟知音。
但是我們如果隻注意到周濟文學史上的意義，論述周濟的詞學成就，實非其思想之全貌。他豎起旗幟，有其思想資源所在，那就是他對於社會責任的自覺承擔。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一書，就把周濟分附兩傳：作史學家列傳和治事學家列傳。
周濟提倡積極的入世，他的文集第一篇文章《老氏論上》，直斥老子遁世學說，“古今之言利未有精於老氏者也，以之為士則鄉願也，以之為臣則卑鄙也。……說者曰：墮聰黜明葆精嗇神雖不足治天下，未嚐不可以自全其生。嗚呼，此言利之遁詞也”。進一步指出老子談出世，實際上隻為自己著想，沒有擔負士人應有的國家責任，“倫常隳、生理滅，雖喬鬆之壽，詎足貴乎？且吾之所惡於老氏者，為夫用其術以治天下者也，若僅全其生，則世之氓生幸免者固已多矣”周濟：《周止庵遺稿》，《老氏論上》，道光二十年刊本。